【连接器亟需重构】 连接器

　　我们急需一个更好的系统性框架，将这些动荡的年代用图表描绘出来，并对不断变化的复杂性进行管理。　　东方和西方的想法有不同吗？如果你将东方定义为亚洲大陆，将西方定义为欧美，那么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全球化促进了思想的融合与标准的统一，但实际上，东西方对公正、信仰、自由、社会地位和价值的定义大相径庭，即使同一个国家内也是如此，更别说一个地区了，因此我们需要为社会和谐开展持续的对话。
　　已故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20世纪60年代的著述中，将全世界分为四大当代文明：西方、穆斯林、远东和非洲。对布罗代尔来说，地理、社会、经济和思维方式界定了文明，而不是文化。
　　布罗代尔对文明的研究非常及时和重要，因为在1993年，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论文和著述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即在不同文明之间，尤其是西方的普世主义、穆斯林的军事主义和中国的主张之间，存在权力转移的平衡。亨廷顿相信，“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欧洲在竭力应对自己的欧债危机时，全世界球迷都在高清电视机前看欧洲杯决赛直播，为西班牙和意大利加油。
　　对东西方在哪些地方存在差异的讨论一直富有争议，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正开始追问西方是否正在衰落。我最近参加的各种金融危机后果分析会给了我答案：虽然是逐渐发生，但我们仍可感受到对当今主流西方经济学整体思想基础的重新评价。
　　当前的分析框架起源于17世纪法国数学家笛卡尔，他开创了通过局部研究可完全理解整体行为的现代科学思想。这一思想导致了科学学科的专业分工，集中于理性、归纳性和线性分析，将大部分问题分解为易于管理的部分，以发现其中具有预测能力的统计关系。
　　与之相反，东方思想一直是整体、多样、中庸和复杂的。印度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2005年《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中阐述道，“印度多种信念与观点的盛行，绝大部分来源于对非正统见解的包容和对话，无论是显性或隐性的。”无所不在的非正统见解是印度思想精华。
　　已故剑桥汉学家、生物学家李约瑟是西方研究中国科学和文明的学者中最为著名的专家，他认为中国思想的关键词是在一个庞大“有机体”中的“秩序与格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的实践家们都立足于整体系统的语境进行思考，这一系统由“阴”（负）和“阳”（正）二元力量推动，二者在不断变化和演进的过程中相互作用。
　　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物理学家、系统思想家和生态学家卡普拉指出的：“分析是指将事物拆开以便于理解它；系统思想则是将它放到一个更大的整体背景下。”主流经济学家假设人类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但群体行为显然会与个人行为有很大不同，甚至往往背道而驰。整体不仅仅是部分的加总。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正是如此。
　　系统思想的问题在于多维、复杂和非线性的预测要困难得多。这可能正是为什么东方思想一直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和不科学的。幸运的是，超高速计算机、复杂非线性代数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挖掘人类行为的“大数据”，因此今天的我们可以通过图像观察市场结构和变化过程，如金融市场中呈现出某种形态的大规模交易，有些有序，有些混乱，反映出市场的变化过程。
　　这些数据图使我看到，随着西方债务市场金融化的不可持续，金融危机实际上将全球性重大系统变化的痛苦进程合为一个整体。西方以外的新兴市场，如中国、印度和穆斯林国家中的市场，反映出了西方模式和经验的另一面，在什么有效和什么无效方面，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教训。
　　具体来说，通过具有动态反馈机制的复杂的“连接器”，即全球供应链和刚刚开始研究的金融与社会网络，亚洲市场与西方经济体已密不可分。我们急需一个更好的系统性框架，将这些动荡的年代用图表描绘出来，并对不断变化的复杂性进行管理。
　　作者系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