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勤礼碑 [由《颜勤礼碑》解析学养和人品对书品的影响]

　　［摘要］颜真卿所书《颜勤礼碑》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范。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中国书法在几千年的传承发展过程中，积淀了无比深厚的文化内涵，渗透了中华民族道义、人格、道德的精髓。只有追求深厚的文化学养、高尚的道德人品、高超的书法技艺三者的相融统一，才能体现最完美的书法艺术，才能永葆中国书法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
　　［关键词］颜真卿；《颜勤礼碑》；学养；书法艺术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085-02
　　古今论书，往往兼论人品。在书品和人品的关系上，历来就有“书如其人”、“书品即人品”之说。因此，书界提倡书家重书亦重人，立品为先；心正则人正，人正则书正。颜真卿所书《颜勤礼碑》可以说是书品与人品最完美的结合。纵观《颜勤礼碑》，通篇气势充沛、庄严雄秀、劲挺豁达，字里行间充溢着坦荡淳厚的君子之风与粲然忠义之气，读之令人肃然起敬。
　　一、第一等的书品折射出第一等的襟抱
　　清代学者沈德潜曾指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事实上，诗、文、书、画皆为一理，均由胸臆中流出。没有一人的诗、书境界能够超越自身的胸臆境界。《颜勤礼碑》自然也如是。这件珍传于世的优秀书作，处处折射出书者豁达恢宏的高远胸襟。
　　细读《颜勤礼碑》，但见横画左低右高，笔势险峻，运笔劲健。起笔时，露锋如锐刀利剑，锋芒毕露，明快刚健；藏锋则如绵里裹针，含蓄蕴藉。竖画左细右粗且略呈外拱的弧状，颇有蓄力待发之势，相对于横画更显厚重，故而使字的整体结构强健稳定。字字严守中锋用笔，笔画巨细均皆有法，笔道的渗透度和力量感极强，真可谓是入木三分、力透纸背，从而形成一种凝重的书风。使人从中领略到书者那正直、笃实、淳厚，威武不屈、刚直不阿的人格之美。
　　再细看碑中笔画，撇画力达锋尖，充实劲利；捺画则中部下弧，形似弯刀，行笔韵味追求“屋漏痕”效果，深入艰涩而又婉通流转，骨气内蕴而又刚劲；勾画状似“鹅头”；折画多用转法，有的换笔分开，颇似隶法用笔而又渗融篆意，方圆兼施，方中见圆，质朴雄健，大巧若拙。出锋迅猛凌厉，藏锋则外圆内刚。笔笔含筋入骨，肉满筋丰，顿挫有节，对比鲜明。无处不透露出颜公那质朴大气、忠烈坚贞的高尚节操。
　　通篇观之，整体结构紧结于外而畅和于内，多呈外拓式特征。布白均匀，气足势圆，貌似愚钝却暗藏奇巧。或豁达端庄，正面示人；或宽博大方，雍容华茂；或以拙为巧，平中求变。字字合理让就，笔笔深意相连，开散有度，凝神聚气。悉心观读，便可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那种不易言表的深厚内质，感受到书者宽厚磊落、至诚高洁的内心世界。
　　二、第一等的襟抱源于第一等的学养
　　刘熙载曾在《艺概?书概》中写道：“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又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里指出，书法不仅表现人的性情，而且表现人的学识、才能、志向和人品。书品离不开人品的培植，而人品则离不开学养的滋育。中国书法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从古到今包括颜真卿在内的任何一个书法大家，无不是从这块丰厚的母土上汲取学问的养分才有所成就的。追本溯源，颜真卿深厚的学养，高尚的人品与杰出的书品首先来自于颜氏家族渊源深厚的家学涵育。我们可以从《颜氏家训》中窥见这个源头。
　　《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写道：“……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颜真卿在《劝学》中也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 白首方悔读书迟。”从中可见颜氏家族一脉相承，都是谆谆劝诫后世子孙勤学苦读，专注于学问之道。可以说，刻苦勤读、发奋求学，作为一种文化的传统、一种家族的传统，已深深地渗透于颜真卿的血液之中，成为他毕生追求不懈的源泉和动力，自然也就是他深厚学养积淀的最本质的缘由。
　　《颜氏家训?文章篇》中写道：“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不仅为文，《家训?杂艺篇》中还谆谆告诫后世子孙，习书须正，谨防以谬误贻误后人。由此再上溯到颜氏大宗颜含，一贯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与不务实际；著述作文讲究平实的气韵格调；学风培养强调“雅重行实，抑绝浮伪”；为后世子孙制定的传世家训则为“正、清、节”。这种纯正的家教与家学传统，对于造就颜真卿气势恢弘而又端庄雄伟的书风，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颜氏家族的书法也是源流深长。以颜之推之高祖腾之“善草隶书，有风格”，到颜协“博涉群书，工于草隶”，至颜真卿，可谓代代承袭，辈辈相传。从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所撰立的《颜氏家庙碑》的内容可看出，颜真卿对家世有着极为深刻透彻地了解与体悟。颜真卿之所以成为中唐楷书四大家之首，家学与祖训对他道德人品的形成、学问的积淀，特别是书法的成就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除去家学和个人先天禀赋的因素，历史的传承、时代对人生历程的影响，是造就颜真卿学养、品操与书法成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颜真卿身处盛唐时期，这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昌明，文化发达，整个社会充满自信。楷书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书体，并出现了欧、虞、褚、薛等一批擅长楷书同时又各有风格的书法名家。颜真卿初学褚遂良，后师张旭得笔法，又博采初唐四家之长，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一变古法，自成一格。他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形成了雄健、宽博而又极富大唐帝国雍容庄伟、大气磅礴风度的颜体楷书。
　　颜真卿在仕途上曾数遭排挤和贬谪，“安史之乱”中又痛失亲人，但他始终不忘“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的祖训，坚贞一志，忠至灭身。人生经历中的坎坷与挫折不断地丰厚了他的学养，历练了他的心胸，升华了他的人格，成就了他的书品。对比颜真卿早期的成名之作《多宝塔碑》，再细观《颜勤礼碑》，我们就会看出颜真卿从青年到老年，书风有着明显改变，后者比前者更加宽润疏朗、雄迈遒劲，更能够准确地体现颜书宽绰、厚重、挺拔、坚韧的风格神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