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所有苦难的升华 苦难的超越与升华

　　在女性写作中，海外华人女作家虹影的小说以其独特的气质在中国文坛闪耀着夺目的光彩。和多数女作家一样，虹影擅长于家庭叙事，她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女性为主角，通过一个个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体现出作家对身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爱情观、价值观以及女性命运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
　　1962 年，虹影生于重庆一个平民之家。1990 年旅居英国，开始用中文进行创作。她的代表作，如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K》、《阿难》、《孔雀的叫喊》、《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好儿女花》等，使她在海内外文坛名声大噪。她在中西交汇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女性主义写作，以个人化的观察表达世界，其作品中既有现实生活的写实，也有形而上的人性探索。而当今中国的女性主义写作普遍走向极端个人化写作，以独语、展露身体、感观刺激为手段和策略。如何把女性主义写作从狭隘、低俗、反复言说、自说自听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进而建构新的女性主义文学，虹影的个性化女性主义写作对此有着探索性的意义。
　　“女性主义”（feminism）的概念源自西方近现代争取妇女参政和男女平权的妇女运动，其中包含“女性”与“女权”的双重含义。在西方，女性主义是指一种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政治色彩浓烈的社会思潮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理论派别。而在中国，由于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及文化语境的不同，女性主义主要指“在对抗、结构及至颠覆男性霸权文化之话语和叙事过程中，一种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女性立场，它兼有社会政治色彩，但其主要涵义是文化的、文学的”。尤其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审视的性质与意味。
　　虹影是“移民作家”，地理的迁徙必定会带来文化的移植，她在中西交汇的“边缘地带”写作，带着东方文化的底蕴与西方文明对话。她并不像其他“移民”作家那样流露出对西方文明本能的拒斥和取舍的痛苦，而更多的是表现中西文化的融合。她能在母体文化的主导和西方文化的同化之间找到新的切入点，突破个人和本土的狭隘视野，在跨文化的背景下通过个人经验书写人类的共同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写作可以说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写作，局限于个人视域讲述自己的事情，虹影能把握个人故事和社会历史、本土与异域之间的张力，为传统的女性写作带来新的突破。
　　从父系社会确立，家庭父权出现的那一刻起，女性由于经济、生理等诸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被迫走向家庭，并囿于家庭，在家庭中沦为男性的附庸。于是，对家庭的反叛便成为女性觉醒的第一步，这种建立在对家庭反叛基础上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在女作家虹影的笔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冲出无爱的婚姻，保持女性自身的独立价值。随着社会的变化，妇女的思想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对于女性来说，要想真正地摆脱封建依附意识，全面实现女性自我意识，又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孔雀的叫喊》中，女主人公柳璀作为现代知识女性，有着美丽的外表和聪明的头脑，有自己的事业，也有自己的思想。当发现丈夫的婚外情后，她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经济上与精神上的自立，使得柳璀敢于冲出无爱的婚姻，得以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二为冲出传统的桎梏，关注自身命运。虹影的小说，更多地表现在女性寻找自我世界，这种寻找，就是由自身命运的关注到自我的确认。《女子有行》是虹影的第二部长篇，作品描写了一个中国女子在未来时间里，在上海、纽约、布拉格的奇特经历。女主人公无辜卷入与自己无关的斗争旋涡，被当作领袖、佛母、政敌，在一系列的争斗中，她不再任人摆布，并逐渐由弱小变得强大，最终奠定了自身的强势地位。
　　虹影似乎很容易被批评家归为当代“女性文学”的典型作家之一，而她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最适合写作的人。私生女、饥饿的身体、饥饿的子宫、未婚先孕，这些作为女人可能被视作羞耻的印记与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中的“六六”如影随形：她一直在别人的白眼与不屑中挣扎。但一如“六六”的勇敢，虹影运用女性之笔，果敢地书写生活，评判社会。她的写作跨越国界、跨越历史、跨越时空、跨越性别，充满了对父权秩序的颠覆与解构，对女性自我价值、自我经验的肯定，以及对女性生命本体的探寻。
　　《饥饿的女儿》中的“我”正是虹影本人，她以纯粹的自我平静地叙述了从幼年到十八岁时的奇特成长经历。敏感的虹影，从小就能从微妙的人际关系中读出自己身份的特殊与复杂。父母各异的态度，家中无人理睬的地位，兄弟姐妹有意无意的欺侮，使这个弱小的女童平添了一双洞悉一切的锐眼。越是模糊的，就越是要清晰；越是复杂的，就越是要简单；越是欲盖弥彰，就越让它浮出水面。十八岁那年，一直跟随她的谜底终于解开：虹影是非婚生子女，也就是所谓的私生女。“私生女”的身份使虹影深深感到，家中的耻辱来自于她，而她的出生本就是一个错误。虹影多年来隐藏在心底的不满与忧怨，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慢慢爆发出来，她灵肉的饥饿，她心中的呐喊，都转化为与母亲的抵触与敌对。叛逆、逃离、审视，从此烙印在虹影的生命中，流淌于她的文字间，并成为其作品精神气质与血液的所在。
　　童年的经历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对于作家更是如此。虹影透过《饥饿的女儿》传递给我们的，似乎是一个人痛苦的自忆，里面有太多的黑暗与丑陋，但当读者与那个生长在长江边的“饥饿的女儿”平等对话的时候，就会发现，虹影向我们展示的，其实是她所持有的独具怜悯的人文关怀。《饥饿的女儿》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母亲。文中多次提及对母亲的叛离，心灵流浪多年的虹影回到故乡，反观那段岁月，她重新审视自己和母亲，才体味到母亲当年的艰难和对自己深沉的爱。此刻，虹影才明白，她所寻找的生命的根在母亲那里，在有种种回忆的家乡——重庆那里，是她们孕育了虹影文学与生命的根基。
　　2009年，虹影被评为重庆的城市推广大使。很多重庆读者认为，虹影带领他们真实地追忆了家乡的岁月。重庆是一座火炉，又是一座雾都，她同时孕育着火辣与沉静、刚烈与阴柔这些看似相互矛盾又彼此依存的人文内涵，而身处在自然山水中的重庆人也被赋予了刚柔相济的性格特征。虹影笔下的家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重庆，它是长江南岸的贫民区，是大背景下最不屑的一隅：绵延的江水、潮湿阴暗的天空、堆积如山的垃圾，各种复杂的气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虹影眼中“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家乡的记忆大多是灰暗的，丑陋的时代、丑陋的人性，在这片氤氲着大片落后残余思想的贫民区一览无余。虹影曾经说过，“贫民窟的语言和环境是一种舞台，每天有故事，每天有戏看，每天有人进监牢，它的色彩是浓重的，语言的色彩也是强烈的。”在这里，人们所流露出的是一种最原始、最本质的生活形态，底层人们的呻吟已在这段历史中穿透而来。作为男人，他的生活和思想空间已被所处的时代氛围压抑得无所喘息；而作为女人，她所能伸展的空间就更为局促和狭隘，低矮、沉闷而又卑下的生活是这里的每一个女性都必须承受的性别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