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鼓励民营经济不能止于权宜之计 权宜之计

　　在宏观经济进入下行通道时，“民营经济”重新成为上上下下谈论的焦点，各种扶持政策也争先恐后出台。但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到底有多大？民营下行的天使？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为国内所熟知，是因为他对所谓“中国模式”的诘问。而实际上，他对民营企业、民间资本也十分关注，他最有名的一本英文著作的副标题是“企业家精神和国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黄亚生梳理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民营经济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演进路径，指出：有公正、法治的制度设计，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对于当下的民营经济扶持政策，黄亚生表示，没有需求的拉动，扶持政策的推动效果有限。
　　对民间的“开放”效果有限
　　时代周报：最近中央和地方在民营经济方面出台了很多鼓励措施，如“新三十六条”，你认为这是无奈之举还是真正找到了病根，开始去调整了呢？
　　黄亚生：如果是在被迫情况下才去走市场经济，那永远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总是把民营经济当作经济学上的residuary（剩余），经济好的时候想着国有企业，经济坏的时候才想到私有企业。做一次可以、做两次可以，做那么多次肯定会打击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现在做这种简单的、微观的调整，可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8%、10%的增长绝对是不可能的，它能够保证就业不出大问题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这也很难，因为房地产的冲击、制造业的萎缩、空心化，另外外资也是因为2008年的刺激计划被挤出了，创造就业机会的这些企业就受到重大的打击，能不能恢复以前那种就业态势我是很怀疑的。而且GDP7%的时候开放和GDP11%的时候开放，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权宜之计。
　　时代周报：从现在公布的经济政策来看，各个领域都向民资开放，你觉得这些政策的有效性怎样？
　　黄亚生：“开放”属于在后面推动，但没有需求在拉动，推它是没有用的，就像推一个绳子一样，那是没有用的。像上世纪80年代需求是非常大，第一，因为“**”中的经济出现很多短缺。第二，老百姓的收入两位数地增长，购买力提高，大家都排队买东西，这也表明它的购买力是很强的。它同时又有推动又有拉动，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要稍微开一点口，那些民营企业、乡镇企业马上就发展起来。中国那时候GDP的增长主要是靠这些乡镇企业带动的。现在，汽车行业在2009年、2010年被人们认为是最好的行业，它们还是有20%的剩余产能，还有钢铁这些都是剩余的。现在的“开放”就已经是剩余的，那能起什么作用呢？这跟80年代短缺的“开放”，能够很快地带动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完全不一样的。
　　时代周报：民营经济鼓励政策是否有效，主要是看有没有需求来拉动？
　　黄亚生：对，需求有三种：一种是外需，一种是政府的需求，一种是老百姓的需求。外需和老百姓的需求之间的关系是成正比的，比如广东东莞的这些企业，它出口到美国，订单要雇工人，一部分收入还是要转移到农民工这里来，两者之间是成正相关的关系。现在除非政府再重新出大规模的刺激，来重新创造过去四年的状况，否则不会有大的改观。而现在老百姓的需求是非常疲软的，外需亦并不看好。在这种情况下开放，开放总比不开放好，但是它是不是能够起到想起的作用呢？我是持怀疑的态度。
　　民营经济的演进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民营经济现在主要的困难是在哪里？
　　黄亚生：民营经济大部分是个体经济，主要是个体户。个体户都在服务行业，也不需要什么资本，即使需要资本也不需要那么多，它最需要的是流动性，必须要有一个合法的流动。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北京天安门前都是小摊，到处都是小摊、人群流动。而且办小型的、微型的企业，政府当时是贷款支持的，中国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做的微型贷款比现在规模大多了，只不过后来被全部否定掉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查到的原始文件是关于1979年金融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是革命性的，社员是股东，但是1984年以后全部给取消了，任命信用社负责人的权力划给了镇，1993年还划给了县。当时允许私营企业参加金融服务，在全国有一个组织叫农村合作基金，1993年以前都是基金干的事，1993年就限制它，把它存款的权力取消，1998年全部否决，微型贷款的模式最后全都给否定掉了。后来邮政储蓄银行根本是不贷款的，把农民的钱拿来，把钱输入到城市里，设立这样的机构实际上是补贴城市。
　　时代周报：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
　　黄亚生：如果把改革界定为限定行政权力的话，我们现在所有这些都不是改革，它是在加大或者是在维持自己的权力。80年代做的很多事情，联产承包制绝对是在限制自己的权力，广东是财政包干创造出来的奇迹，还有特区、农村的金融改革这些也都是在限制它自己的权力。有一次很偶然看到体改委做的一个报告，我读了以后非常吃惊，1987年讨论建立股票市场，要给民营企业提供融资的渠道。而现在看不到这种改革，现在基本是在搭积木，积木在哪行政权力就在哪。像新三十六条，现在可以放开，它也可以收回去。
　　时代周报：你在2008年写的一本书，很多人忽略了你的副题—“企业家精神和国家”。你能不能从过去30年的历史来描述一下民营经济和国家的关系是怎么演变的？
　　黄亚生：80年代在城市有一些创业的土壤和空间，1984年有联想，1988年有华为，海尔、湖南远大也是80年代的，而当时在农村创业的空间更大，因为有银行、财政方面的支持。当时政府的考虑还是非常完善的，它给乡镇企业创造市场和资金支持。如果仅仅是资金支持，它是在推这个绳子，要拉动绳子必须要有需求才对。它利用行政权力让国营企业到乡镇企业那里去采购，等于需求的一种拉动，利用国家的力量去扶持民营企业、乡镇企业，这是第一阶段。
　　到了90年代，80年代这个模式基本结束了，逐渐向现在全方位的政府主导过渡，加强控制。有人说，当时的问题出在改革上。其实，中国最终没有像苏东那样，恰恰是因为进行了改革。如果农村出问题，那当时肯定是很困难的。农村没有出问题是因为每年农村个人收入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农村每人的消费是以20%的速度增长，农村是非常稳定的，这是改革的功劳。经济上进行了土地的承包制改革，政治上允许他们有选举权。这是第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