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展览“节外生枝”所想】 节外生枝

　　历史进入当代，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文化的交叉状态，视觉艺术和其它文化互融，东西方艺术之间越来越多的沟通与借鉴。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如何通过艺术家富有智慧的个人化的艺术语言，就艺术的面貌展开全新的探讨，是当下世界各国艺术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艺术家的创作也应在全球化语境和中国本土历史语境这两条线索下同时展开，既要接受当代艺术的普遍价值标准的检验，符合当代艺术语言形态，又要呈现独立的价值诉求、思维智慧，检验其的标准便是，当把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置于全球化的氛围中时，能产生引人入胜的不竭力量。
　　而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很多由集体意识形成。这样的历史和今天的关系，其实是中国艺术身份的根源和基础。如何把中国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富于个体创造力的艺术语言，从中呈现出独特的思维智慧，是我们谈论艺术价值的核心问题。只有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在这样的努力当中，在这样的工作状态当中，才能呈现出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诉求。
　　在“节外生枝”这个充满探寻与表达诉求的展览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当代艺术语言形态与文化上的自我认知和发掘的一次集体性尝试，12位参展艺术家以各自对生命、存在、共时性、参与性等基本概念的设定，完成了参展的全新作品。从瓴萁的作品《痕迹》将自己身体上的疤痕放大，并模拟肌理移植到展厅墙壁。将个人化的经验植入展览公共空间，探讨人在面对伤痛、抑或虚拟不幸时，共同的情感反应。何锐军的作品《连接》利用制作方式、作品结构、展示和接受的方式完成他对关系论的理解，作品通过底座安装的马达，使作品不断旋转，观众从可以任何角度观看。通过这样的方式， 在这个作品中，材料、制作方式、作品结构、展示和接受方式共同组成了对作品意义的阐述和表达。当私有财产权和公有财产权发生冲撞时，私权服从公权，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多年以来的习惯性思维，却与公民社会的公平开放原则渐行渐远，邵译农的 《3.28 私有土地》看似以乌托邦的理想化情境营造的私有土地，探讨的是公民社会的集体安全感问题。马东民的作品是近来创作系列的延续，在作品中隐去了直接的社会化、内容化的表达，而将作品回归到纯视觉化、精神性的本质。黄彦一直在尝试将“生命”这一非物质存在用可观的视觉语言描述出来，《胎》是黄彦对生命形态和不可名状的感觉的物化呈现，一个柱子，上面根据自然形状，像裂变一样生成各种生命迹象，而这些生命迹象最终将消失无形。郭工的作品《心经》用声音装置的方式呈现，大理石台下的有声喇叭播出的《心经》诵读，被双重玻璃罩完全遮蔽，这件作品对观众产生了诸多提示，例如很多情况下，当感知系统的任何一方被操纵，所见都非真实。高伟刚的作品《怎么办！》以消解现成物既有功能的方式，赋予了被消解物品新的功能――观赏，在挑战观众既有思维习惯的同时，质疑了被崇高化的现成物的合法性。于伯公的作品《E116.49 N40.00》对有过田野工作经验的人来说，更容易产生共鸣，支撑和隐藏在他的作品背后的是一套他所整理和构思的规则，这套规则能够成为丈量世界的一个坐标系，运用这套规则可以来观看和思考各种事物关联性，个体的处境和所处的语境，并形成一个价值判断的体系。原弓参展作品强调观众的参与性和对环境的侵入性，探讨可见、可触、可融入的体验式观赏经验。任芷田对展厅室外草坪的改造令人惊奇，时至今日，巧妙的公共艺术仍是最能吸引观众投来目光的形式，当习以为常的日常景观形态被改变，观众则得到全然不同的艺术体验，这也可以视为艺术家向地景艺术致敬的作品。萧昱运用竹子本身的属性，经过人工扭曲、折弯成不同形态后，以最大扭曲度悬置于墙上，人为制造出处于断裂临界值的危险感，竹子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有共识性的意义和内涵，对习惯性思维的放弃要比夸大和策略化更具挑战性。闫冰的作品仍用使用他常用的麦壳和秸秆，观众完全有理由把满墙的碎屑想象成一缕飘散的炊烟，而于闫冰而言，物的属性早已与他的个体经验融为一体，不论你看与不看，它都在那里。
　　近年来对于重新定义中国艺术传统的兴趣有增无减，艺术家反而更应警惕对“传统”的消费和策略化使用。我始终坚信，艺术是人被造物主赋予的最具造梦意味的能力，它就像是人类思维的密码，打开的是一个充满不可言说的内涵延伸的世界，这才是艺术最大的魅力。这个展览正是采取了一种“放手”的姿态，并不急于解释标准，也没有企图表明立场。它只有一个简单的前提，那就是有关当代艺术的视觉呈现值得人们去认真关注及反思。揭示出中国当代艺术家在传统给出的隐晦指令下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回应今天的艺术势态时所采取的多样化态度及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