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亲历者讲述_那一瞬间：我所亲历的伊斯坦布尔大地震

　　编者按：2008年5月21－31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应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邀请访问中国。在此期间，帕慕克在每一个正式场合都向中国四川大地震中的遇难者表示诚挚哀悼，并特别提到他也曾亲身经历过1999年的伊斯坦布尔大地震，对中国人民正遭受的痛苦表达了感同身受的慰问。为此，本刊特发帕慕克描写伊斯坦布尔大地震的文章，供读者参阅。内容有所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子夜之后，破晓之前，我被最初的那阵晃动惊醒，后来才知道，那时是凌晨3点。那是1999年8月17日，当时我正在我们那栋石质住所的书房内。住所位于塞戴夫（），一座毗邻布尤卡达（）的小岛。我的床，离书桌有3码远，它剧烈地摇晃起来，就像是大海里暴风雨中的小船。地底下传来可怕的嘎吱声，似乎就来自我的床下。出于本能反应，我顾不得找眼镜就冲出房门，狂奔起来。
　　屋外面，我前方的柏树、松树，远处城市的灯光，海面，整个夜晚都颤抖起来。似乎一切都在瞬间发生。我听着地球发出的巨大声响，脑海里一面浮现出地震的各种残暴景象，另一面则迷迷糊糊地想，为什么每个人会在夜里这个时候开枪射击呢？（轰炸、刺杀、1970年代的夜间袭击令我每每将枪击与灾难联系在一起。）后来，我绞尽脑汁，但始终没有想明白，究竟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和全自动武器的枪火声如此相像。
　　第一次震动持续了45秒，夺去了3万生命；震动停止前，我从侧梯爬到楼上，妻子和女儿睡在那里。她们已经醒来，在黑暗中等待着，恐惧万分、不知所措。电路已经中断。我们一同跑到花园，跑进四周寂静的黑夜之中。可怕的咆哮已经停止，四周一切似乎都在恐惧中等待。夜晚死一样的寂静。这座被高耸的岩石环绕的小岛、花园、树木，只能听到些许树叶轻微的沙沙声和我心脏砰砰的跳动声，这更传达出一种恐惧。黑暗中，我们站在树下小声低语，带着莫名的恐惧――或许是惧怕会有另一次地震。随后，又有几次轻微的余震，但我们并没有感到害怕。我躺在吊床上，七岁的女儿枕在我腿上睡着了，救护车的警笛声从卡尔塔拉（）海岸传到我的耳中。
　　接下来的几天，人们又经历了无休无止的余震。之后，我听到很多人谈起他们在第一次45秒地震中的举动。两千万人感觉到了那次震动，听到了来自地下的轰鸣。后来，人们相互联系时，谈论的不是惊人的死亡数据，而是那45秒钟。几乎所有人都说，“除非亲自体验，否则你简直无法想象。”
　　 ……
　　从我书桌这里，可以望见一座清真寺宣礼塔。过去，我总是好奇地想，它是否有一天会倒下来砸到我？建造那座清真寺，是为了纪念卓绝的统治者苏莱曼的儿子，年幼夭折的奇罕吉尔（）王子。从1559年开始，它就伫立在那里，其间两座高耸、略有倾斜的宣礼塔，俯瞰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已成了存在永恒的明证。
　　楼上的邻居第一次问到我这个问题。他那时来找我，和我聊起他对地震的焦虑。于是，我们半惊恐、半开玩笑地走上阳台，测算距离。在4个月的时间里，伊斯坦布尔就曾发生过两次地震和难以计数的余震，这些以及3万人的死亡数据仍然清晰地印在我们脑海中。更有甚者，我们都深信科学家们告诉我们的：在不久的将来，马尔马拉海某处，距离伊斯坦布尔非常近的地方，一次大地震会瞬间夺去十万人的生命。从我这个工程师邻居的眼中，我也能读到这种恐惧。
　　我们对宣礼塔进行了粗略目测，情况并不使人乐观。通过仔细研读一些著作和百科全书，我们知道，在过去的450年里，奇罕吉尔清真寺（那个“存在永恒的象征”）曾有两次被地震和火灾摧毁。如今，位于我们对面的穹顶和宣礼塔，已经找不到清真寺最初的痕迹了。进一步研究后，我们还发现，大多数伊斯坦布尔的古清真寺和历史遗迹，都至少曾被地震毁坏过一次，包括圣索菲亚大教堂（）。它的穹顶曾于建成20年后，在一次席卷城市的地震中坍塌。另外还有少量清真寺曾不止一次被摧毁，随后又被修建，为了“抵抗更大压力。”
　　而宣礼塔，遭遇更为惨烈。过去500年间，曾有多次严重地震席卷城市，包括1509年爆发的被称为“审判小日”的地震，以及1776年和1894年地震，它们摧毁的宣礼塔要远远多于坍塌的穹顶。最近两次地震后，我和朋友就曾在电视、报纸上，甚至在对地震灾区进行访问时，看到无以计数的宣礼塔横倒在地。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砸在临近建筑物上：学生宿舍楼，困倦的守门人深夜时分在那里玩着双陆棋；居民屋，母亲正起床喂哺婴儿；在第二次玻鲁（）大地震里，曾有一家人正围着电视，观看讨论另一次地震的晚间新闻，而一座宣礼塔就在此时轰然而倒，像切蛋糕的刀子一样，将房屋劈成两半。
　　那些没有倒塌的宣礼塔，也几乎都遭到了损坏。无法修葺的就用铁链和起重机吊起，然后摧毁。我们在电视上看过太多的宣礼塔缓缓倒塌，因此我和邻居对它的倒塌方式非常了解。正如之前所说，下一次地震将来自博斯普鲁斯和马尔马拉海，所以，邻居和我开始通过对过去地震灾害的分析，来计算这座宣礼塔会朝哪个方向倒下来。它正冲阳台上方的那部份，已经在八月的地震中倾斜弯曲了；更早之前，曾有一次闪电恰巧击中宣礼塔顶部的新月和星体造型下的石块，使它掉落在了清真寺广场上。
　　现在，在考虑到所有因素之后，我们确信，假使宣礼塔真的能够在预料之中，依照我们用手和绳子丈量、比划的方向倒下来的话，那它就不会砸到我们：我们这栋楼，可以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它离宣礼塔还真得很远，远在它的高度之外。“所以，宣礼塔是不会砸到我们的。”邻居起身告别时说。“事实上，距离是那么远，倒像是我们这栋楼会砸到宣礼塔。”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仍然继续研究，想弄清楚，究竟我工作于此的楼宇是否真会在坍塌时砸到那座宣礼塔，而我和家人居住的那栋楼，情形是否也会和工作地类似。我已无暇顾及邻居。这倒不是因为，他像很多我熟悉的人那样，能用黑色幽默来调节自己对地震的恐惧。而是因为，他如同另外一些人那样，正以自己的方式，在全神贯注地应对死亡恐惧。他已经从我们这栋六层建筑中，取下了一块脚料，寄给伊斯坦布尔工程大学，让他们测试混凝土密度。现在，他像成千上万做了同样事情的人那般，正在等待结果。竭尽一切努力之后，他发现，等待是如此平静。这就是我所知道的。
　　对我来说，我深信，只有获取更多知识，才会带来内心的平静。过去访问地震灾区的经验，使我了解到，建筑物坍塌一般主要有两个原因：结构差，土质松。因此，我像有些人那样，开始研究我的居室和办公室所在楼房的土质，还有它们的结实程度。我咨询结构建筑师，查找工程图纸，和许多人交流意见。这些人如我一样，倍受焦虑和恐惧的煎熬。
　　尽管最近两次地震的震中都位于城市以外90英里，但它们还是震醒了所有熟睡的伊斯坦布尔居民。居住在城市周围的两千万居民，生活在根深蒂固的恐惧所带来的梦魇之中，他们担心自己的房屋无力抵抗科学家们目前预测到的那次强烈地震。建造住宅楼和公寓，都是依照高得不可想象的建筑指数，但一想到那些数据要应对的，是强度远小于此次将要来临的地震，我们还是难以乐观。
　　尽管潜在的危险很大，我还是没发现有哪个伊斯坦布尔居民肯面对现实，着手维修自己的房屋。而且，我还确实知道，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地震感到焦虑，但他们不仅没能说服自己的邻居，就连妻子、丈夫、孩子也不支持他们。还有些人，无力负担整修房屋的费用，只好听天由命，但仍然难以摆脱恐惧，于是就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逃避，说，“好吧，即便我倾尽囊中所有来修葺房屋，可是万一街对面的那栋楼倒下来，砸到了我呢？”这种无助、无望的感觉，令数百万伊斯坦布尔人都沉浸在地震的噩梦中。
　　我们无法保障房屋的安全性，因此，要摆脱那种所有地震生还者对灾难即将来临的恐惧，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回去求助科学家和教授，请他们再重新考虑考虑。他们曾警告说，伊斯坦布尔将会有一次强烈的地震。
　　但是，除了极少数令人不信服的以外，没有科学家愿意说地震也许永远不会来临，借此给予公众希望。因此，上百万伊斯坦布尔人终于慢慢明白，他们必须依靠自己来摆脱恐惧，因为他们居住在建于劣质土地上的危楼之中。于是有人将问题交付给安拉，或随着时间的流逝干脆简单忘掉它。而另一些人，在上次地震后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现在则沉浸在虚幻的安适之中。
　　许多人在床边摆放着塑料外壳的大手电筒，这样在地震断电时，他们就可以在大火吞噬自己之前寻找生路。手电筒旁，还有哨笛、手机，以便届时引导救援队在废墟中找到他们，有些人甚至把哨笛挂在脖子上（有一次地震中，居然有人在脖子上挂着口琴）。另有一些人，随身带着房间钥匙，以免在地震来临时浪费时间找寻。有些人夜不闭户，以便可以毫无阻碍地从自己两或三层的公寓中逃出。还有人甚至在窗户上系条长长的绳子，这样，在地震时分，他们可以直接滑到自己的花园中。头几个月里，有人被持续不断的余震折磨得心力交瘁，以至于在屋内也随时戴着安全帽。因为第一次大地震是在夜间突然爆发的，所以人们更加渴望做好一切准备。甚至那些住在公寓高层的人，尽管用再快的速度也几乎不可能顺着楼梯逃生，但他们在睡觉的时候，仍然是全副穿戴。我甚至还听说，有人极度担心自己体力不支，气喘吁吁，乃至他们上厕所或是洗澡时都匆忙不堪。有些夫妻被类似的焦虑困扰，连亲热的兴趣也逐渐丧失。还有不少人建造了避难蓬，储存食物、饮料、铁锤、照明设备等一切可以逃离城市火海的用品，帮助他们在没有电力供应，道路、桥梁坍塌的情况下生存。上次地震后，还有人开始储备大量现金。许多家庭认为，角落是不安全的，于是他们把床放置在远离墙体、架子和衣柜的地方。避难蓬搭在一些必须用具，像冰箱、烤箱旁。这样，理论上，人们就可以在天花板塌陷之时保护自身。这就是报纸上指导信息中所称的，构建“救生三角”。
　　我在那张伏案写作了二十五年的长书桌一头，也做了大量类似的工作。放满大部头书籍的藏书室内，有四十年前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比它更早一些的《伊斯兰百科全书》、还有使我了解过去地震的《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我在这间藏书室书桌下搭了一个避难蓬。为了确信它足够结实，可以承受砸下来的混凝土砖石，在几次地震演习中，我都按照指示，像胎儿在母体内一样躺在那里，以保护我的肾脏。地震小提示还告诉我，要在安全角落储藏一些饼干、瓶装水、哨子以及铁锤，但这些我都没做。我每天的生活充斥着这些警告已经足够了，它总是告诉我们装这个，装那个。而我之所以不愿把它们搬到书桌这儿来，会不会是因为我隐约感到，那样做会让我的勇气丧失得更快？
　　不，我之所以如此，还有更深层、更隐秘的原因。虽然人们很少说起，但从很多人眼中我们都能看到它。我把它称作是一种羞耻感，一种夹杂着些许内疚与自责的羞耻感。它有点类似于如果你有一个酗酒罪犯的亲戚，或是你遭受了意外的经济破产时的情形。那时，你自我保护的愿望就如同你想在他人面前藏起必需品一样强烈。第一次地震之后，我国外的朋友或是出版商写信询问我的状况，我总是羞于回答。我断绝了与一切人的往来，就像一个刚被诊断出罹患了癌症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地震前的日子里，如果我想讨论这个话题，那也只会和与我处境类似、能够分享我对下次大地震的焦虑的人说，他们与我有着相同的观点。尽管这些聊天很多时候更像是自说自话，但在我们生气或激动地喋喋不休中，那些专家的观点，不论是乐观的，抑或是悲观的，还是很快就为众人所熟知。
　　曾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注意观察居所和办公室的周围地带，试图确定它们脚下那片土地过去对地震的承受强度。令我安心的是，我发现在1894年那场地震中，这地方只有少数几栋建筑坍塌。我研究了所有倒塌房屋的记录，读到那些被倒塌屋顶砸死的人名，他们有的是希腊屠夫、送奶公人、有的是兵营中的奥斯曼士兵；当我知道，那些我在很多地方曾见到过的古市场、历史建筑物都是毁坏后重修的，那时，我就战胜了生命短暂、人与宣礼塔是如此脆弱的哀伤。
　　有一本杂志刊登了一幅小地图，预测了即将到来的地震走势，它让我愤怒不已。它把我周围这片地带用黑色阴影圈出，视其为有可能遭受地震毁坏最强烈的地区之一。或者，这仅仅是我的猜测？仅凭一张如此之小，又粗劣不堪的地图就可以下此结论吗？我借助放大镜，在这张没有任何注释的地图的死亡带上仔细检查，甚至找我所居住的街道和房屋，并和其它一些更详尽的地图进行对比。我发现除了它之外，再没有其它报纸或是媒体上的地图能证明我居住的周边地区是高危险区域。我相信那张地图一定是错的，并决定忘掉它。而要想轻易做到这一点，我最好是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它。
　　可几天后，我发现自己又在午夜时分，透过放大镜仔细审视那片阴影区域，研究这张地图了。房东看出我有些担忧这栋楼的地基质量，他翻出一张四十年前工人们盖楼时，他与他们的合照，照片上的他颇为自豪。我在这片地区生活了四十多年，照片又唤起了我旧时的回忆。但此刻我拿起放大镜，却只是为了研究这片地区的土质。科学家们彼此矛盾的观点，就像媒体不负责任的口水战一样，使伊斯坦布尔居民处在焦虑的绝望和令人兴奋的安慰之矛盾中。他们可能头天晚上因为一则坏消息而难以入睡，而第二天晚上，又会因为一个情况也许并非那么糟糕的暗示（例如，根据最新的卫星图片，地震也许只有里氏5级！）同样彻夜不眠。我也是如此，总是反反复复盯着地图，研究阴影地带的土质。尽管我也相信那个杂志编辑所说的，不要过于重视他们这张简略的地图，但我还是费力思索了很久：为什么那片阴影地带会覆盖在我的房子和我的生活之上。
　　整整这段时间，我还一直伸着耳朵留心倾听外面的可疑声音和各类传闻，比如城市里野狗的狂吠。我听说，如果地震后的日子里海水变暖，那就预示着下次地震迫在眉睫。听说几周前的日食和地震有着某种奇异联系，我对此一笑置之。“别笑得那么大声，”一个愤怒的年轻女孩子这么斥责我，“如果有地震，我们是无法听到的。”也有传闻说，地震是库尔德分裂主义游击队所造成的，还有人说，地震是因为美国人要来援助我们一艘军事医疗船只（“对他们这么快把它带到这来，你怎么看？”阴谋理论如是说）。更离谱的是，据说那艘传闻中船只的指挥官，还在甲板上内疚地看着这一切，叹息道，“看看我们都做了什么！”
　　后来，更有一些偏执妄想开始转向国内：每天早上，看门人敲你门铃，给你送来牛奶和报纸时会警告你，一场大地震预计会在晚上七点十分来临，并将会摧毁整个城市，那口气就像是说一小时后将会停水。或者是，听说某个可恶的科学家，对即将到来的地震感到束手无策，已经逃往欧洲了。还有，某个朋友对自己的房屋构造还有地基颇为质疑，已经搬到了同条街道的另一栋楼内，仅仅是想看看他的新公寓是否更为安全。在耶斯尤特（），一个建造在伊斯坦布尔劣质土质上的富人社区，房主们在参加一次有关地震的研讨会上，分成了两个敌对阵营：一部分人希望讨论如何保护他们自身的安全，而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样的讨论会导致地产下跌。大约就在同一时期，我的一个记者朋友告诉我，他们无法给我提供研究所需的地图，来调查那张小地图上的阴影地带，担心那样会引起地产危机，激怒土地所有者。
　　两个月后，楼上的邻居在家中告诉我，他寄研究样品的那所大学已经发回了检测报告，调查的是我办公室所在的那栋楼。结论既不令人完全失望，也不那么令人有信心，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怎么看待它，就像我们那天在判断宣礼塔是否会砸在我们身上时，所得出的主观结论一样。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我听说一个音乐行业的老朋友，曾路过被八月份地震严重损坏的城镇格尔居克（），之后，他就决定再也不回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家了。他住进自己认为建筑建构更稳固的希尔顿酒店中。直到后来，他发现酒店也不够安全，于是又开始在外面打发日子，通过手机处理所有事务，在街上跑来跑去，好像他忙得不可开交。听说他这样匆忙地、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的时候，嘴里还总是喃喃自语，“为什么我们不离开这座城市？为什么我们不离开？”
　　这种感觉压在我们所有人心头。尽管第一次地震震中位于距离城市62英里的地方，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伊斯坦布尔人丧生于此。这使大量住在危险地区的人开始逃亡，导致房租下跌。不过，仍有很多伊斯坦布尔人在危险的建筑中生存，毫不采取防范措施。在这点上，所有一切，诸如科学家们的再三要求，比较可信的传闻，遗忘的行为，千禧庆典的推迟，恋人的拥抱，大量的人辞职等等，都使人们开始接受，地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有助我们“与之共存”，就像人们今天说的那样。某天，一位刚结婚不久、非常乐观的年轻女士来到我办公室，想讨论一本书的封面设计，她非常自信地和我谈及自己应对地震的办法。
　　“你知道，地震是不可预料的，是这个让你感到恐惧。”她说着，扬起眉毛，“可同时，你必须活着，并且每时每刻你都得相信，此刻不会有地震发生，否则，你就什么也做不了。这两种矛盾的想法总在斗争。比方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地震后站在阳台上是很危险的，可即便如此，我现在还是要站在阳台上。”她用一种老师的口吻说，然后，小心地、慢慢打开门，走到了阳台上。我站在原地，她站在那里，看着街对面的清真寺和后面博斯普鲁斯的景致。“站在这里，”几秒钟后，隔着打开的门，她更加滔滔不绝地说，“我绝对不会相信，地震会恰巧就在这一刻来临。因为如果这么认为，我就会怕得绝不敢站在这里。”又过了一会儿，她从阳台走回来，关上身后的门。“看，那就是我做的，”她说，带着微弱的笑意，“走上阳台，身处那里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取得了战胜地震的小小胜利。就是这些小小的胜利，使我们会战胜即将到来的大地震。”
　　她走之后，我来到阳台，欣赏着宣礼塔、伊斯坦布尔、以及在晨曦中浮现出的博斯普鲁斯美景。我的整个一生都在此度过。看到那个在街头隅隅而行的人，我不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不能够离开此地。
　　那是因为，我无法想象，不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会是什么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