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苏娅：几度欢喜几度忧|几度欢喜几度忧

　　她确实曾青春洋溢地微笑在银幕上，给观众展现过一种挺拔的姿势。《战火中的青春》里豪情壮志的现代版“花木兰”高山；《五朵金花》中热情似火，青春飞扬的炼铁厂金花；《决裂》里富有斗争精神的乡村少妇李金凤……那是王苏娅。她所饰演的角色都是勇敢，富有革命精神的妇女，她试图在现实生活中演一出坚强笑对人生的戏。可她的一生颠沛流离，苦难坎坷，命运和她开了无数次的玩笑，最终把一个像阳光一般热情的少女压制成心灰意冷的中年人。电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像魔鬼一样吸引她，又像魔鬼一样折磨她。人生若只如初见，王苏娅永远是那个刚刚迷上电影，却在部队文工团里唱儿歌的孩子就好了。多年以后，重新进行对王苏娅的了解，不禁要问两个问题：如果没有电影，她会活得更快乐吗?如果不是那个时代，她会变成更成功、更出色的演员吗?历史从来不能假设，只能让人为之叹惋。电影以外的王苏娅低调沉静，对于这个曾叱咤银幕女星的生活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她仿佛就这样消失了。在这里，我们慢慢开始对王苏娅的回忆，也算是对那段电影历史的倾仰。
　　
　　模糊的电影梦想
　　
　　王苏娅穿上了宽大的军衣，扎上了皮腰带，她是战斗剧社少年艺术队年龄最小的队员，人生的新一页就这样翻起。
　　
　　1938年11月10日，王苏娅出生于河北蓟县凉水泉庄，不过那时候她还不叫王苏娅，而有个更中国化的名字王淑雅，王苏娅的家境不错，父亲在当地算是一名开明的绅士，先殷实后衰败的家庭后来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出生后不久，父亲带着全家迁居北京。王苏娅长到10岁，遇到了战火纷飞年代的一件大事――北京解放了!那时古老的北京城沉浸在一片欢快中，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希望的笑容，口中爽朗地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她喜欢上了唱歌，在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唱唱跳跳更能表达感情了!部队文工团在北京城里经常演出，小苏娅就跟在秧歌队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学着扭秧歌，唱着欢快的歌。王苏娅的童年就这样浪漫地度过。从小就耳濡目染红色革命的文化，这对她以后塑造的形象十分重要。
　　小苏娅最崇拜的人是军人，最向往的人就是部队文工团里永远英姿飒爽的大姐姐们。每次跟他们后面扭秧歌，她都会梦想自己要是穿上那套衣服该多好。她上小学时，由贺龙领导的第一野战军战斗剧社正在招收年轻的文工团员，王苏娅的哥哥、姐姐都报名参加。小苏娅知道这个消息后，又眼红又羡慕，可惜自己小学都没有毕业，年龄根本就不够报名条件。好几个夜晚，王苏娅夜不能寐，特别是看到哥哥、姐姐欢天喜地准备考试的时候，心里就更难过了。最后她决定豁出去，大不了就试一把。她不会填写报名表格，就把哥哥、姐姐的表格拿过来，照葫芦画瓢地按笔画描写下来，赶紧递了上去。当时，战斗剧社招收新学员的考点设在西城区西单的花园饭店，待到要上场考试的那会儿，王苏娅也没有准备什么。她太小了，对文工团的考试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呢，连害怕都不知道。
　　当王苏娅出现在众考官面前时，他们一眼就看出这个小丫头太小了，根本就不够年龄，于是很无心地逗她玩。考官以逗小孩口气故意询问小苏娅都有什么特长，王苏娅一点也不紧张，很自然地哼起妈妈从小教给她的一首儿歌：“乌鸦、乌鸦叫，乌鸦真正孝，乌鸦老了不能飞，对着小鸦啼，小鸦招手打食归，打了食归先喂母，母亲从前喂过我……”她的落落大方给考官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个小孩最起码心理素质不错，立刻刮目相看。还没等考官问问题，极有表演欲的王苏娅又朗诵了爸爸教她的古诗：“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有志者事竟成”、“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背完古诗之后，小苏娅又自作主张地把平时跳绳舞、秧歌舞等等“看家本领”都搬了出来。主考官竟破格把她录取了!
　　
　　在艺术队里，王苏娅接触了许多她从前没有想象过的东西，比如苏联电影。第一次在西四“红楼电影院”观看苏联电影《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那是多么震撼的事。银幕上战火纷飞，战争仿佛就逼真地发生在她的眼前，她的视觉和听觉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不过对她冲击最大的还是，世界上居然有电影这样魅力非凡的东西!
　　 不久部队向大西北进军，王苏娅是随军的文艺兵，行军的路上很难再看到电影了。她把电影的瑰丽梦想放在心里，手持“霸王鞭”，一路上唱着她谱写的《少年艺术队队歌》，无忧无虑地跟着部队向大西北前行。
　　随着形势的需要，一野、二野合编，“战斗剧社”也改为“战斗文工团”，王苏娅成为了一名舞蹈队的队员。他们风扫残云般地解放大西北，然后红色风暴又席卷大西南。1952年的8月，王苏娅随着队伍参加了西藏和平解放的行列。去西藏的路很难走，王苏娅和战友们乘坐苏联产的“小嘎士”吉普车，在曲折蜿蜒的山路上前行，山路中断就只得步行；一路上，战斗文工团为驻守边陲的筑路部队慰问演出，王苏娅参加演唱的《四姐妹夸夫》是官兵们最欢迎的节目。
　　王苏娅多么希望能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到更深的西藏去。但由于连日的疲惫，再加上极不适应空气稀薄的高原气候，她心脏扩大，呼吸困难，被迫留守昌都。王苏娅的心里十分沮丧和失望。但她没想到，是命运之手让她停留在这里的。
　　
　　梦想的第一次尝试
　　
　　孝场上，王苏娅演唱的咏叹调，清脆嘹亮，技惊四座，连苏联专家也叹服不已，终于征服了所有评委的心，破例地磕开了本已关闭的电影大门。
　　
　　1953年的春天，像往常一样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可王苏娅还陷于不能去西藏的沮丧中。也是这叶・春天，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猛河的黎明》开始筹备，这部影片讲述的是藏族人民的新生活。为了取景，摄制组来到四川阿坝自治州，又在九寨沟取景实地拍摄。剧组需要一个演藏族小姑娘的演员，向部队文工团求助。王苏娅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被指派前去“试镜头”。她进驻过西藏，比较了解西藏的生活，恰时又正朝思慕想着西藏，所以当她身着藏族服饰出现在众人面前，导演的眼睛一亮――她就是要找的藏族姑娘。这时，王苏娅才知道自己要拍电影了。这样，泽朗娜穆成了王苏娅在银幕上的第一个形象。
　　在出演这部电影的时候，她将自己的名字“王淑雅”改了，改为音同字不同的“王苏娅”。这里面有个典故，在王苏娅看过为数不多的电影里，有两部印象十分深刻。一部是《乡村女教师》，这部电影让她对扮演女主角的玛列思卡娅心生崇拜。再一部就是《她在保卫祖国》，她又被这个苏联女影星打动了。玛列思卡娅从此成了她心中的明灯，她就想做玛列思卡娅那样的人，于是把名字改成王苏娅，意思要做中国的“玛列思卡娅”。
　　为期两年与电影做伴的日子终于结束了，王苏娅又回到部队，归属 14军文工团歌舞队，来到了风光旖旎的云南继续她的军旅生活。重新回到绿色的部队里，王苏娅竟有些不习惯，拍电影时的点点滴滴不时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再也不能像当初那样单纯的享受军营生活的快乐了。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只是自己变了。
　　王苏娅寻找一切机会去看电影，报纸上一点点关于电影的报道都会让她激动起来。她多么想能再有一个机会去享受电影神奇的魅力啊!正在王苏娅心绪烦乱的时候，她在报纸上看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扩大招生的消息。王苏娅立刻被这个消息振奋了，想象力被无限激发起来，她仿佛看到了自己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幸福生活，以及以后有电影陪伴的每个快乐时光。
　　王苏娅迫不及待地要实现这个想法。她可是一个行动派的人。她跑到团部，把自己的想法跟领导和盘托出。可是没想到，满腔热情的愿望却遭到了残酷的打击。领导说，部队的文艺团体与地方同等性质的文艺院校从无联系，无法办理相关手续。王苏娅拖着失望又沉重的双腿离开了领导的办公室，没想到刚刚升起的一线希望居然破灭得这么快，这么彻底。
　　不过很快，王苏娅又振作起了精神，决定不管怎么样也要去尝试一下，最起码要让自己无怨无悔。她知道，在追求梦想的路途中，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童话。她要去一趟北京城，为自己的梦想做一次尝试。她需要得到一个人的推荐，于是王苏娅径直闯进了云南省文化局局长的办公室，对这个陌生人勇敢地袒露了自己对电影的一腔热爱。当时的局长叫黄铁，她先是觉得这个姑娘很有勇气，然后又被她的至诚打动了。她当即给自己的好朋友――在北京文化部担任要职的陈荒煤写了一封书信，告诉王苏娅把信交给陈荒煤，他会帮助她的。
　　得到了文化局局长的支持，王苏娅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她一定要为梦想坚持到底。她独自一人从昆明的住所走出来，乘坐汽车，然后转乘小火车达到贵阳；接着，再从贵阳转上大火车到广西柳州，最后终于转到开往北京的火车上。等她风尘仆仆地辗转到北京，已经是一个星期后的事了。由于旅途太过漫长，电影学院的招生日已经过去。王苏娅得到这个消息后，脑中茫然一片，难道这么多辛苦和努力就白白的付之东流吗?
　　王苏娅不能放弃，有一线生机也不能放弃。她急冲冲地奔到文化部陈荒煤的办公室，请求他的帮忙。陈荒煤看到这个因旅途劳顿而憔悴不堪的姑娘，用疲劳的眼睛渴求地看着他，不由被她的执著打动了。陈荒煤当即给北京电影学院主管招生的章泯副院长写了一封便函，和他商量，就这样一个有表演经验又如此执著于电影的女孩，学校是否能对她的报考网开一面?章泯副院长临时召集一个补考小组，对这个声称热爱电影的小姑娘进行了严格的补考。在座的有一位苏联电影专家卡赞斯基，他问王苏娅：《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走进大观园后，所遇到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心情?王苏娅从小没读过多少书，即便是看书也是部队里流行的革命文学，更别说看《红楼梦》这样的大部头了。情急之中，她联想自己走进这个陌生考场的心情，脱口而出：“感到新鲜，好奇。”这个歪打正着的答案是否说明幸运女神在试探够了她的诚意后，已经打算赐福于她了呢?
　　接着是节目表演的时间，经过多年文工团锻炼的王苏娅不怕这个。在参加《猛河的黎明》中，王苏娅结识了白俄教师玛丽亚。在这次面试上，王苏娅就唱了玛丽亚教给的歌曲――《伊万苏撒宁》中安东尼奥的咏叹调。咏叹调从她那清脆、嘹亮的歌喉中飞出，技惊四座，连苏联专家也叹服不已。就像谚语所说的，最后的最后才来。这个姗姗来迟的姑娘终于征服了所有评委的心，破例地磕开了本已关闭的电影大门。
　　可是，王苏娅的电影之梦一波三折。由于部队整编，不能再供她读书，王苏娅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自费学习，要么转业到地方，让新单位解决她的学费。王苏娅没有别的选择父亲已经去世了，她不仅没有钱来自费学习，而且还要靠仅有的军饷供养母亲和幼小的弟弟。她只能忍痛向部队打了转业报告。一番周折后，王苏娅转调到云南省话剧团，这才又可以安心地学习。短短的两年时间后，随班就读的王苏娅只能拿着结业证书，离开了北京，离开这个电影梦想的圣堂。
　　
　　梦想的第二次尝试
　　
　　“我当初看准她的就是她的爽朗率真，丝毫没有一般女孩子的娇气，甚至还有男性的阳刚味道。更重要的是她对事业的那股子执着劲，嘿！我的眼光还是很厉害的！”
　　――王　炎
　　
　　梦想和现实再次碰撞，经过两年的专业训练后，王苏娅发现自己依然离梦想很远。在云南省话剧团里，更多的时间她们不是在表演，而是下乡插秧，到工厂炼铁。王苏娅并不是不热爱劳动，不喜欢这种生活，她只是觉得岁月蹉跎，可能再也不能演什么电影了。后来，她形容这段在云南省话剧团的生活时说，“这是一段人生最痛苦的时光。”
　　1958年秋天，有两个来自中国北方的人踏进了彩云之南，他们是长影厂的著名导演王家乙和资深摄影师王春泉。他们正在筹拍建国10周年国庆献礼片《五朵金花》，已经选中了云南省歌舞团的杨丽坤主演公社副社长金花，还有四位金花虚位待觅。他们此行正是为了寻找“金花”而来的。在话剧团看到王苏娅后，两位电影工作者不约而同地认为她很合适。面试还包括测试小品的即兴表演，王苏娅的精彩表演叫两位电影人兴奋不已，她就是剧中的女2号，那个泼辣、直率、热情似火的炼铁厂金花姑娘!人生就是这样，希望往往发生在濒临绝望的时刻。
　　好事成双。就在拍摄《五朵金花》的同时，王苏娅又得到了另外一个机会。一天，王苏娅正在长影饭堂吃饭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叫住了她，此人是《战火中的青春》的导演王炎，他正在寻找女主角高山。在这部电影里，高山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人，性格中需要有男人的直率和爽朗，王苏娅十分合适。
　　拍完《五朵金花》后，王苏娅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战火中的青春》的拍摄中。这部影片是作家陆柱国根据自己的作品《踏平东海万顷浪》改编的，电影主角高山以有“当代花木兰”之誉的战斗英雄郭俊卿为原型。同样也是为了赶国庆献礼，摄制组争分夺秒地日夜抢拍，整个剧组过着不分昼夜的生活，十分劳累。不过，这个角色王苏娅很有体会，毕竟她有亲临战斗的生活基础。整部影片说的是副排长高山和排长雷振林的战斗友情，在高山女扮男装的身份暴露后，闪现出的一丝真挚的爱情。王苏娅是这个影片中惟一的女性，就在这部被戏称为“一帮和尚和一个尼姑”的戏里，王苏娅饰演的高山显然是最引人注目的。
　　超负荷工作让那群男人都不堪重负，更别说王苏娅了。比如在摄影棚里拍摄雷振林背着受伤的高山的一场戏，可当扮演雷振林的庞学勤吃力地背着高山，说完台词后，却久久不见王苏娅的声音。回头一看，背 上的王苏娅已经昏昏沉沉地睡着子。镜头不得不重拍。庞学勤开玩笑地嘀咕着：“背着一个死猪。”王苏娅也不客气地回敬道：“骑着一个死马。”就这样苦中作乐，他们以乐观的精神战胜了一个一个困难。
　　对于王苏娅来说，这部电影最让她痛苦的还不是疲劳，而是她心爱的头发。电影是从高山长头发的戏开始拍的，然后再倒拍她女扮男装的短发戏。眼看着伴随自己多年的一头乌黑秀发生生被剃掉，王苏娅心里说不出地难过，这一切却是她对电影不得不承受的。
　　1959年年底，《五朵金花》作为建国10周年18部献礼片的压轴之作隆重上映，并先后输送到46个国家和地区放映，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最高记录。此前，《战火中的青春》作为“国庆新片展映月”的主打影片，也热映于全国城乡，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王苏娅的名字，连同这两部佳作一起，走进了千家万户。成功来得太突然，王苏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昨天还是个无人知晓的普通女子，一夜之间竟成了万人传诵的电影明星，每天都能收到全国各地的广大观众热情洋溢的来信。令人惊讶的是，初有名气的王苏娅竟没有一丝的浮躁和骄傲。她跟别人说拍这两部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艰苦的生活里学会了骑自行车，这样以后外出办事可以省些力气，也好节约时间。
　　不过，不管王苏娅看重也好，看淡也好，她的星光大道从此铺开了。作为《战火中的青春》和《五朵金花》中的主角，王苏娅参加了随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贺龙副总理出访缅甸的中国艺术团，400人浩浩荡荡，气势宏大。最令王苏娅开心的是，在为期20余天的访问活动中，王苏娅再次见到了少年时代的老首长贺龙。有一天，代表团的成员参观大佛寺，贺龙没有随大家走进去，而坐在寺外的台阶上休息。王苏娅正好也没去，就和贺龙聊起了天。贺龙对王苏娅说，近一段时间，每到周六放映电影，他最想看的就是《战火中的青春》和《五朵金花》。后来，干脆其他什么片子都不看了，就只挑选这两部，乐此不疲，百看不厌，根本记不清究竟看了多少遍了。贺老总还以长者特有的关爱，语重心长地勉励王苏娅：“你为战斗剧社增了光，要积极要求进步，争取早日入党。”
　　王苏娅是幸运的，她的幸运不仅在她完成了许多女孩子梦寐以求的梦想，更在于她得到了太多的关爱。在缅甸，有一天乘坐的大客车，由于转弯时司机急刹车，坐在后排的王苏娅一不小心摔到了，顿时腿上血流如注。周总理得知后，当即派人把王苏娅送往医院去包扎，并一再叮嘱要拍片检查，看是不是伤着了骨头。后来，周总理见到王苏娅时，还关切地询问她腿上的伤好了没有，脚崴了之后能不能正常地走路。时间飞逝，曾经的长者一一作古，王苏娅依然记得每一个细节，那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即便在多年以后想起来也是温暖的。
　　
　　梦想的触礁
　　
　　“你们已经整疯了一个杨丽坤难道不想再整死一个王苏娅？难道云南这块风水宝地就这样留不住人才？”
　　――安平生
　　
　　缅甸的日子固然美好，但这仿佛是王苏娅青春年华里最后一次美丽的舞蹈了。她满怀希望的回国，以为凭着这个漂亮的开端，一定可以在电影道路上走的很灿烂辉煌。她以为自己的青春年华才刚刚开始，没想到她余下的青春都要葬送在毫无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中。
　　回国后，王苏娅继续在云南省话剧团演出，虽然她常常担任剧中的主角，可是并不快乐。她的名气给别人带来了压力。文艺界“文人相轻”、“枪打出头鸟”的陋习从来就没间断过，王苏娅感受到了无形的排挤，在这种情况下演再好的角色她也快乐不起来。这些排挤原本只是让她在工作上感到抑郁，可随后“文革”的来临，她陷入更深的灾难。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她被冠之为“保皇派”、“三名三高”等莫须有的罪名，还被剃成“阴阳头”，遭遇公开批斗。
　　昨天还是高高在上的女明星，现在却成了万人唾弃的罪人。随便一个路人都可以淬她一口吐沫或者驾她几句难听的话，再坚强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心境悲凉。她只不过是千千万万“文革”受害者之一而已，这一切百口难辨，只是，她再也没有机会登上银幕了，她再也没有机会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歌唱了。她的青春会在这次劫难里终结，无休止的学习、批斗、运动，在麻木又忙碌的“文革”生活中，浪漫的梦想似乎已经被遗忘了。
　　这种麻木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73年。在王苏娅最绝望的时候，是北影厂的陈强老师极力推荐，使得王苏娅能够扮演《海霞》中的主要配角阿洪嫂。这令王苏娅感到很意外，毕竟这位老师并没有和自己保持密切联系，也许是上天瞑瞑中不让王苏娅就这样息影吧。王苏娅知道自己又有机会演电影，又想笑又想哭。15年，整整15年，她重新走向了熟悉又陌生的银幕。
　　特殊时期，文艺战线一片荒芜，电影少之又少，这个机会则更加来之不易。为了塑造女民兵的英雄形象，王苏娅不厌其苦地练习摇船、织网、射击、队列操练。她参加劳动，整天光了脚，穿着渔民的服装，在渔村里、海滩上体验生活，整个皮肤被强烈的紫外线晒得像非洲人，俨然成了一个地道的渔民大嫂。即便这样，她也再所不惜，因为她知道，如果不能好好把握这部电影，她将永远都不会再有一次机会。待到影片拍完后，由于半年的渔民大嫂生活，王苏娅36码的脚居然变成了37码，脸上也多了些许皱纹。
　　影片拍摄完成送审时，遭到了江青的全盘否定，她认为所选的女演员几乎都不合适“你们找了一帮城市的大小姐，只有一个角色还算立得住。”江青所指的这个“立得住的角色”，就是王苏娅扮演的阿洪嫂，她把这个人物塑造得很生活化。可没想，这句夸赞的话在后来给王苏娅带来了难以想象的麻烦。
　　出演《海霞》后，王苏娅被临时留在北影，参加了李文化导演的《决裂》拍摄。她在这部电影中的角色叫李金凤，是一个充满求知欲望、抱着孩子也要上大学的乡村妇女。在江西井冈山革命老区的永安县，摄制组冒着40度的酷暑高温，奋战3个月完成全片拍摄。接着，王苏娅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山东烟台和青岛，参加拍摄王好为、林扬联合导演的《海上明珠》。就这样，王苏娅两年时间在北影一共出演了3部影片，和她从影20年来拍片的数量持平。
　　王苏娅的命运总是坎坷不定。就在她又看到生命的一线曙光之后，第二次打击接踵而来。那时，王苏娅已经回到云南。“四人帮”垮台后，由于“文革”中拍摄的影片，王苏娅竟被媒体称为“江青暖翼下的宠儿”。面对这一子虚乌有的罪名，王苏娅实在无可奈何，她连江青的面也没有见过一次，只是江青说她欣赏王苏娅的表演而已，难道这就是江青的庇护了?
　　江青的风波还没有落定，紧接着，王苏娅又陷入另一个难堪的谣言里。这次，谣言把王苏娅与一位已 身败名裂的中央领导人关联在一起，惊暴天下的“两雅(娅)一霞”的传闻不胫而走。所谓的“两雅(娅)一霞”，即为电影演员王苏娅、杨雅琴和京剧演员杨春霞，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女明星。其实，她们3个人不在一个单位，也不在一个剧组，从未有过任何私人往来，王苏娅更是连那位中央领导人的影子都没有见过。
　　既而，又有人把王苏娅与当年文化部红极一时的政治明星强行挂钩，这次传言后果很严重，他们把她隔离审查。后来王苏娅得知，在对她进行连轴审查的同时，某些人还四处罗织罪名，污蔑说毛主席逝世举国皆悲的时候，王苏娅还在与别人一起喝酒碰杯。在政治斗争中，女人往往是牺牲的工具，无数的女明星已是前例，比如被谣传与张学良在“九一八”之夜跳舞的蝴蝶。王苏娅漂亮，又出名，尤其是她的家庭出身，种种条件让她成为最好的工具人选。每到要利用王苏娅借刀杀人的时候，总会把她的家庭出身摆出来，说她与共产党有着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这样的阶级仇恨是一定会铭刻在心的。本来，他们准备把王苏娅当作“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押送到监狱里去，只是公安部门经过仔细调查，认为罪名不成立而拒绝接受，这才使得王苏娅免遭牢狱之灾。
　　这时，王苏娅已经身心俱疲。“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自己被当作“资产阶级的黑苗子”横遭批斗“四人帮”粉碎后，她又被说成是“四人帮”的帮凶。王苏娅一股冤屈无处可发，只得上书时任云南省省委书记的安平生，把这些年来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一一述出。安书记得知后，十分震涤“你们已经整疯了一个杨丽坤，难道还想再整死一个王苏娅?难道云南这块风水宝地就这样留不住人才?”有了这句话以后，王苏娅才开始过上安宁的日子。
　　
　　
　　梦想最后的启程
　　
　　为了拯救奄奄一息，濒临倒闭的电影厂，王苏娅拉下脸皮，去找旧日的熟人们。找军委，闯文化部，到电影局，风里雪里等待领导召见，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经过多年的奋斗，王苏娅于1984年9月13日被任命为昆明电影制片厂厂长。
　　王苏娅本以为这是组织给她的荣誉，真正面对这个厂的实情才知道，这个厂厂长可是一个苦差事。一穷二白的底子，连年亏损，财政赤字，人心涣散。厂内的固定资产只是几间旧厂房和两台长年不用的“阿莱摄影机”。至于流动资金就更有限了，根本不可能支持王苏娅的任何想法和举措，何况还要给几十来号人发工资。王苏娅接手了这个摊子，越来越觉得自己压力大，但她从来都有一股这样的精神：只要有一个机会，就绝对不放过，她把这次“受命于危难之中”也看成是一个机会。王苏娅把自己的家当都拿了出来，无数次前往北京向文化部和电影局求助。她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这个厂，那就是从文化部和电影局那里申请到拍摄故事片的指标。这样的话，他们就能改变只能拍纪录片和科教片的局面，多拍故事片来赢得市场。
　　为了拯救奄奄一息、濒临倒闭的电影厂，王苏娅拉下脸皮，去找旧日的熟人们。找军委，闯文化部，到电影局，风里雪里等待领导召见，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胡耀邦总书记访问云南时，她连忙带着笔墨纸砚，来到胡耀邦下榻的正庄，恳请胡耀邦的召见。她在胡耀邦面前要求将原“昆明电影制片厂”更改为“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那时，王苏娅已经意识到云南需要打自己的“民族”牌才可以在竞争中立足，这不能不说她是有足够远见的。胡耀邦答应了王苏娅的请求，并欣然为“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题写厂标。写完厂标以后，他意犹未尽，同时为王苏娅本人题字：“金花厂长，厂开金花”。
　　别人把这两个题词谓为“尚方宝剑”，当地的群众都盛传王苏娅“上有天线”。其实她的创业过程一样坎坷艰辛，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王苏娅这个女子，就像她在电影里的角色一样能干。电影厂改名后，她以故事片《绿色的网》打响占领市场的第一步。事实证明王苏娅不仅是个好的演员，也是个好的商人，好的管理者。敢做敢为的她通过短短4年时间，把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扭亏为赢，拍出了几部叫好又叫座的故事片。另外，她还利用云南的地理风貌优势，以及多民族的特征，拍摄出了多部云南风情的纪录片，在世界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赚取了100多万的经济效益。
　　王苏娅在一个新的领域成功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他们出品的故事片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4年，王苏娅没有辜负当年贺龙对她的期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一直当选云南省政协委员，又升任为政协常委。49岁那年，王苏娅从电影厂转向云南省文化厅，担任了电影音像科教处处长。
　　十来年间，王苏娅并没有因为繁忙的工作远离银幕，她钟爱这个舞台。她出演了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浙江电影制片厂的诸多影片，如《七月流火》中的大律师杜金光、《阿Q正传》中的寡妇吴妈、《家务清官》中的书记夫人杨青蔚。尽管已经美女迟暮，但王苏娅在银幕上的魅力依然不减当年。比如王苏娅在上影著名导演桑弧的作品《子夜》里友情出演媚：香楼九姨太，仅仅只有5个镜头，王苏娅却把角色刻画得淋漓尽致，就像导演说的那样“5个镜头创造1个角色”。年过六旬的王苏娅在离休之后，还参加了缅怀一代伟人丰功伟绩的故事片《邓小平》的拍摄。她在这部影片中出演了与邓小平甘苦相伴的夫人卓琳。卓琳和家人都非常认可王苏娅的扮相和演技。
　　如果现在看到王苏娅，她比银幕上的形象胖了不少。颠沛了一辈子，是时候享受一下家庭的温暖了。关于电影的陈年旧事，只是一笑而过的回忆罢了。她不再懊悔什么，也没有记恨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掺杂着一半的精彩，掺杂着一半的无奈。她知道，自己沧桑的一生也是一种微缩的历史见证。
　　责任编辑／翟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