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有中华文明滋养 中华文明传播的精神秩序及其制度遗产

　　 　　世界历史上绵延最久、传播最广、成就最高的古典文明，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传播体系中，它的中心地位最近30年来正不断被西方“发现”并重视，但往往困惑于其秩序和制度的机理而众说纷纭。
　　我们发现，中国之所以如此之久地居于世界文明传播的中心地位，其奥秘就在于它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积累起来的文明传播的伟大遗产：以独特方式协调各种关系来促成社会和谐的文明传播的精神秩序与基本制度。
　　简言之，中华文明传播的精神秩序之一是：文明存续，敬承传统。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所谓的“传播的三大功能”中最重要的一环――传承文化遗产（其他两大功能是监视环境、社会协调）功能的体现，正是“传播”一词中“传”的本义，即：传播绝不仅仅是同一历史时空中的人类行为，而是处在不同历史时空之内的人类的彼此交流、对话、承接，如此，人类短暂而局促的生命经验，得以在一个广阔的历史时空内获得长久的持存，这正是中国人自古至今的伟大信仰的核心――晚周政治家、思想家叔孙豹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也正是中华文明由小到大、绵延数千年而生机无限的“传播奥秘”之所在。敬承文明遗产、尊重历史经验、保持传统智慧，是中华文明传播中最重要的精神内容。
　　中华文明传播的精神秩序之二是：道德之美，光照人寰。中华传播智慧的精神核心，在于对统贯自然、人生与社会的道德秩序、传播秩序的衷心信仰和全民族对道德之美必将照亮人世、赋予万物存在以伟大意义和崇高价值的坚定信念。中国人深信：人性秉承天地自然之仁，葆有良知之美、德行之美、心灵之美，只要各种人文制度、传播机制保护养育之，必能逐渐焕发，人性光芒普照万物，到达天地，无所不苞，无所不美也。观《尚书・尧典》开篇可知，中华文明在肇建之初就确立了以钦、明、文、思、安安为德性本源，以恭敬、逊让为德行表征，以光被四表、包含万物为生命目标和宇宙意义的文明传播原则、秩序与智慧核心。
　　中华文明传播的精神秩序之三是：明德睦族，协和万邦。《尧典》在树立起宇宙人生之道德本源与传播秩序后，立即提出了人类文明长治久安的伟大传播原则：“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此乃人类社会一切公共事务之纲宗，中华文明长盛不衰之奥秘，中国传播思想之价值准绳。寥寥数语，从一己之“德”，不断升华，直至宗族和睦、百姓明理、万邦协和，其中“明”字前后凡三见，盖指中华人文道德之光普照万物，传播深广，“格于上下”，其传播内容（德）之真理性与传播效果（格）之深广性，两相匹配，建构起一个恭敬谦让、天下和睦的美好世界――“和谐社会”。
　　中华文明传播的精神秩序之四是：允恭克让，公平协调。恭敬、谦让、公平、协调是中国人的最大美德，也是文明社会和谐相处的传播准则。《尧典》在宣布政治与教化一体的文明准绳与传播原则之后，又记载尧帝布政施教之种种举措，诸如“敬授农时”以保护农业与生态环境；“允厘百工”以发展工商业；一再“逊让帝位”、“依众用舜”、最终“禅让帝位”等等，都显示尧帝天下为公、唯德是举、不分贵贱、循名责实的民主精神、务实精神与博大宽厚气象，凸显出中国文明以“德”为传播原则，以“允恭克让”、“克明俊德”、“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为传播秩序与传播价值，以恭敬、谦让、守德、公平、有序、协调的传播方式进行文明传播，故此中华民族由黄河流域不断扩充至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乃至西南、西北、东北等幅员辽阔的地域，中华文明的传播不靠武力征服，而靠自身美德的发扬而逐步扩大，绵延万年，堪称人类文明的奇迹！
　　依据这种合理的精神秩序，中华文明逐步形成了完整稳固、有利于文明内外部和谐的传播制度。
　　中华文明的传播制度之一是：确立中央权威与全国一统。中国广土众民，易陷分裂，所以，中国传播制度之第一要务，就是树立中央权威，确立全国一统。厘清中央地方之政治关系，以确保全国稳定；同时，天下共主、中央首长之推举、任命、更换，必须咨询各方意见，以民主、开明方式产生，从而加固中央权威与全国一统。
　　中华文明确立的传播制度之二是：分官限责，教化当先。中央政府实行分官限职、协调制衡，对国计民生全面负责：比如《尚书・舜典》所载，大禹治水、修造交通、规划国土、鼓励工商业发展；稷则训导全国农业，两厢奠定全国经济基础与人民生活之根本大计。饱食无教，等同禽兽。
　　中华文明传播的核心特征，就在于教化当先。“司徒之官”总掌全国教化，父子之亲、长幼之序、朋友之信、夫妇之别、君臣之义，此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古人设专职予以协调，务在敦风化俗、培养全民族恭敬宽仁之道德精神，杜绝各种社会乱象的发生。
　　“三礼之官”亦负教化全国之重任，总掌全国祭祀等人文宗教活动，使“天神（自然生态）、地祗（国土资源）、人鬼（祖宗圣贤）”均定时受到全民礼敬，如此，尊敬自然、爱护环境、崇仰祖宗圣贤、传承祖国伟大文化传统的精神深入人心，“和谐社会”因此屹立不倒；“典乐之官”则具体实施教化责任，总掌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古人设教、授学、典乐之弘旨，大矣美矣！古人教育学术文化传播之最高境界，亦揭示无遗：“神人以和”！神者，自然也；人者，人文也；一切人文制作、文明传播、教育学术，必与自然生命相协调、相和谐，则天人合宜，万物昌盛也。
　　中华文明的传播制度之三是：纳言出命，公平允信。《舜典》载：中央设“纳言之官”，尤堪注意：“帝曰：龙，朕疾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舜帝对各种公共信息的传播高度重视：“谗说”即谣言；殄，绝也；行，德行也。舜帝深知：谣言、劣行、错误信息不仅败坏公众道德，还“震惊朕师”，师训众。允，确信无疑之信息与意见也。“龙”为“纳言”，蔡沈注曰：“命令政教，必使审之，既允而后出，则谗说不得行，而矫伪无所托矣；敷奏复逆，必使审之，既允而后入，则邪僻无自进，而功绩有所稽矣。”可知“纳言”乃“政令审查、信息发布、采纳民情、讨论政策”之综合媒介机关，不亚于当今大众传媒机构的功能。
　　中华文明确立的传播制度之四是：六府三事，一体和谐。禹为舜总理大臣，特举“九功”为全国政治与文明传播之最紧要者：“欤！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金、木、水、火、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全社会道德高尚的基础在于善良合理的政治传播，而合理政治的基础在于养育人民。“金、木、水、火、土、谷”称“六府”，金、木、水、火，乃制造业、林业畜牧业、水利灌溉和冶金业之称；土壤乃农业之本，粮食系全国安危，要随时“修治”。全社会，无论上下，一体“正德”，端正其道德；工具、财货之经济传播，关键在于要利于民用，养民富民；“厚生”者，丰富人民物质生活、深厚人民精神生活也。“正德、利用、厚生”称“三事”，即三大紧要政事也，要在“和”，协调配合之度也。六府乃经济传播，为“养民”，三事乃政治文化传播，为“善政”，六府三事合为“九功”，要在“叙”。叙者，理也，九功遵理有度推行，则天下大治。
　　中国古人政教规模之广大，立意之深远，传播制度之合理，于此奠定。历史证明，历代盛世的出现均与上述精神秩序与传播制度的较好推行有关。所谓盛世，就是农业、工商业、教育、文化艺术、国土资源、生态一体和谐，全社会道德风尚、政治制度以及文化传播相互协调促进，呈现“万世永赖”的气象。
　　在中华文明传播史中，曾有不断的乱象和周期性的败相，却并不能彻底瓦解这种文明的传播秩序。如今中华文明复兴，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我们负有重大使命，需要深入领悟这份丰厚的制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