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学改革出路笔谈（十二篇）] 外语教学改革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守仁教授：需要对现行教学观念及实践进行反思检讨 　　 　　综合性大学英语专业教学要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要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要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根据这一思路，有必要对现行教学观念及实践进行反思检讨。
　　
　　1．进一步明确专业的定义，丰富内涵，确立英语本科的“专业形象”。按教育部专业目录，本科专业名称只是“英语”两个字，到了研究生教育层面才有“英语语言文学”的学科概念。“英语”这一比较宽泛的名称体现了本科教育“三基”特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与其他语种不同，英语专业学生不是零起点。我国基础教育根据新课程标准进行教学改革，高中学生的英语水平在不断提高。2003年教育部启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将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确定为“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这些外部因素促使我们对英语专业的内涵作出清晰的界定，强化专业特征。据了解，香港大学英文系正在酝酿改革，拟设置3个专业：English Studies，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Cross-cultural Studies in English。香港与内地情况不同，但我们也不妨借鉴他们的经验，改造以语言文学为主导的英语专业。具体来说，综合性大学英语本科专业应该有意识地加强英国研究、美国研究，专业内涵除英语文学、语言学外要加上国情研究，三者同等重要。建议在现有的“英美概况”课程基础上开发建设Idea of America，Idea of Britain课程群，教学内容包括基本观念(政治、宗教、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英美国家政治制度、历史、传统、传媒等。学生根据自己个人兴趣，做小型课题研究，并进行中外比较。综合性大学英语专业可以也应该充分利用学校里丰富的学术资源，在本科阶段就为学生将来成为“英国通”、“美国通”专业人才做准备，从而使沿袭多年培养译员的单一模式有所改变。
　　
　　2．改进语言技能的训练方式。英语专业学生较为系统地掌握关于英美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知识，并对某一方面有一定的研究，这使他们在专业知识方面能够有别于其他专业学生。在英语语言技能方面，口头交际发音正确，语调自然，用词准确，言之有物，写出来的英语符合英美人心理定势和英文表达方式，翻译能忠实于原文，译文流畅通顺，这使他们在使用语言方面能够有别于非英语专业学生。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可以通过在现有课程设置框架下调整相关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来实现。例如，听力课材料要新，每周坚持听CNN、BBC节目。口语课程要有背诵、演讲、辩论等训练内容。阅读文本既要有经典，又要体现当下性。学生阅读之后开展讨论，并将自己的观点形成文字，进行写作训练，使阅读与写作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建议采用英美国家最新出版的大学生读写教材，使我国英语专业的学生了解英美大学生的关注点，其读写能力达到英美国家一般大学生的写作水平，在这一点上实现与国际接轨。加大翻译训练的作业量，探索有效的笔译训练教学方法途径，改善口译训练的硬件。有效培养学生使用英语能力的新思路是顺应英语本科专业朝英国研究、美国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让他们通过学习专门知识来掌握语言。这涉及到逐步使尽可能多的课程从训练型向课题型转变，需要改革传统的单纯以语言为目的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代之以课题研究为中心、以课题研究推动语言训练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使学习者在有目的的学习过程中提高语言能力，即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实际的、有用的语言能力，而不是在人为设计的、相互隔离的语境下单纯为学语言而学语言。课题型课程能使学生了解英国研究、美国研究的现状及最新成果，在本专业领域内逐步形成较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取得对特定课题的话语权，从而使他们真正能胜任未来的挑战。将专业教学和技能培养糅合成一个整体，可以实现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的互动双赢。
　　
　　3．完善“专业＋方向”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高校外语专业采取各种方式培养复合型人才，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综合性大学英语专业也积极进行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较为通行的做法是采用“专业＋方向”模式，即充分利用本系、本校的教学资源，设立与英语相关的若干方向，如语言文学方向、翻译方向、科技英语方向、商务方向、旅游方向等，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专业＋方向”模式兼顾到基础性和选择性。基础性是指学生应该受到英语专业方面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础理论方面较为系统的训练：学生具备基本的英语文学、语言学、英国和美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专业知识，语言技能要过关。选择性是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基础、未来的发展计划来选择学习内容。实践证明，设立方向应依托英语专业优势，尽可能与英语相结合，使两者相互促进。基本的出发点是以英语为本，多元应用。同时，设立方向要注意操作成本，精心设计，数目不宜过多，否则战线铺得太长，效益不佳。“专业＋方向”模式要在基础性和选择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英语专业的基础性是第一位的，要达到本科水平，而供选择的方向也要确保教学内容相对完整和高质量。客观来说，学生选修方向课程，势必增加课时。要把专业学好，同时把方向课程学好，必须加大投入。弄不好，结果可能是英语基础不扎实，其他方向专业知识也只是学了点皮毛，两个专科加起来，依然是专科水平。因此，对“专业＋方向”复合型课程设置要慎重，对学生的选修给予正确引导和指导。
　　
　　4．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综合性大学英语专业是为学生提供英语教育，而不是办技能培训班。大学教育以育人为本，为社会培养可用之才。学生的整体素质十分重要：思想政治素质是灵魂，文化素质是基础，业务素质是本领，身体素质是本钱。学生的工作能力、组织能力、与人沟通能力、合作能力在就业市场上是一种竞争力，他们在以后工作岗位上要有突出表现，优秀的素质是关键因素。素质教育要体现在英语专业各门课程教学中，使之成为综合性大学英语专业本科教学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张杰教授：
　　要开启外语人才培养的多元化模式
　　
　　人才培养是任何一个专业建设的生命线，也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外语专业更是如此。
　　目前，我国高校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主要有两种模式：工具型和复合型。前者的培养理念是建立在语言工具论基础之上的，培养的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这一培养模式自新中国建立初期至今，一直是我国高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后一种培养模式主要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这时随着全民外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中小学外语教学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国高等学校的外语专业，在培养工具型人才的同时，已经开始不满足于这种单一的培养模式。而且还努力尝试“外语＋x(专业外语)＋Y(专业知识)”的新型培养 模式，培养既能够较为熟练地运用外语又能够初步掌握一门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例如商务英语、实用英语等专业的出现等。有些名牌大学，如南京大学，还采取了6年制本硕连读的方式，也就是学生前2年主修英语专业，从三年级起对接“法律”、“商务”和“新闻”等专业，以便培养出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
　　在探索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初期，总是希望能够另辟蹊径，探索出一条新型的培养途径。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今天，不少原来在海外学习或工作的留学生和专家学者纷纷涌进了我国高校的各个专业。这些“海归派”不仅外语水平高，而且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均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他们可以直接用外语讲授自己的专业课。同时，在我国高校，尤其是在重点高校，非外语专业的学生也能够较为熟练地掌握外语。这样一来，高校的外语专业培养的复合型人才是否还具有优势呢?
　　因此，必须探讨一条我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的新途径，突破传统外语专业以“沟通”或“服务”为核心的教学理念，开启我国高校专业外语人才培养的新工程，我们把它称为素质型人才培养工程。
　　我们认为，素质型人才不只是要能够掌握外语语言技能，而且还应该能够敏锐地感触到异域文化的精髓，善于“研究”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包括语言学、文学等)，从中汲取有益的部分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这种由“服务”转向“研究”的理念，就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但要具备良好的外语基本功和较广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要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善于独立思考，能够拥有一定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这样，我们把素质型人才的培养也称为创造性思维人才的培养。
　　然而，在不断实践摸索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到，仅仅把创造性思维人才作为高等学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显然是有困难的，而且也许根本就无法实现。我们的生源决定了对我们培养目标的限制。学生入学水平、兴趣爱好以及知识结构也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等等。我们根本就无法按统一的模式来培养，也不可能把每个学生都培养成素质型人才或日创造性思维人才。
　　因此，应该把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确定为我国高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可以按照学生的兴趣、能力和知识结构，通过自愿报名、考试选拔等手段，把学生进行分类组班，在一个班级进行创造性思维人才培养的尝试，在其他班级则按照复合型、工具型人才培养的模式进行。当然，其中有部分课程和培养方式是交叉和相同的。例如，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这其中包括思想素质、一般知识结构、文化修养、工作能力和身体素质等。对于外语专业的学生来说，自信心是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弥补语言技能的某些不足。因此，为学生创造各种社会实践机遇，大力开展第二课堂活动，不断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以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可以为学生开设一些有特色的文化类课程和思维型课程。这些课程对于被选拔出来的学生是必修课，而对于一般学生来说，是选修课。因为创造性思维能力的产生，应该是以宽口径的知识面和厚实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这里所说的知识面不仅是增加一些实际的商务或其他业务知识，而应是对社会历史、人类文明发展的了解，对本民族和他民族文化特征和习俗的了解。可以开设一些西方文明等异域文化领域中的课程，也可以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一般说来，外语专业的文化类课程不同于历史专业或者中文专业的相关课程，教学的重点主要在于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比较，甚至是东西方民族之间思维特征异同的比较。课程的内容不只是介绍文明、文化、社会的具体发展状况，更重要的是探讨它们形成的过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思考，尽量避免学生在具体问题上的纠缠，启发学生善于进行纵向的历史分析和横向的空间比较。针对同一文化现象在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表征和认识反映，或者同一语言表征和认识在不同民族之间引起的不同反响，教师要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分析，更多地探究其原因。
　　思维型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能力。为了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可以尝试把原有的外文写作课改成外文创作课，即打破传统的写作课模式，用外文来创作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通过指导学生朗诵和排练外文诗歌和剧本来加深理解等。即便是语音、语法、词汇等似乎无法避免枯燥的语言技能课程，也可以尽量通过形象化的故事方法，探讨词源，发掘内在联系以及比较形象，来促进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在抽象思维的能力上，可以加强理论课程的方法论研究和增强学生科学研究中的批判意识。比如，西方文论课程就不能局限在介绍各个西方文论家及其理论，而是要探讨这些理论家构建自身理论的方法和途径。教师要激发学生去思考的问题不仅是“是什么?”，而且是“为什么是?”和“怎样是?”。最好还能够发现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及其产生的根源。在对文学史和语言史的介绍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应该成为首要的教学任务。尽管理解是批判的前提，但是批判的理解和思考才是创造性思维和新观点产生的基础。
　　创造性思维(素质型)人才的培养是高等学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最高目标，但不是惟一的目标。在现阶段，我们还不可能把所有的外语专业学生都培养成创造性思维人才。人才培养的模式应该是多元的，我们既需要培养创造性思维人才，也需要复合型，甚至工具型等其他人才。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辛斌教授：应改变“保姆式”的方式和“家长式”的目标期待
　　
　　中国的大学教育(包括外语教育)应改变“保姆式”的方式和“家长式”的目标期待。所谓“保姆式”的方式是指教育者大包大揽，为学生设计管理一切，压缩了学生自我发展的空间。许多高校本科课程设置太多，学生疲于奔命地上课，以及“填鸭式”的授课方式便是最好的例子。所谓“家长式的目标期待”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和教育者传统上都或多或少地抱着“望子成龙”或者“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希望自己的学生都能迅速成才，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这种心态其实也影响了我们的学子，导致了目前毕业生就业期望值过高的社会现象。教育者的正确期待应该是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栋梁之材毕竟是极少数，要靠个人长期的艰苦努力与合适的条件和机遇才有希望造就，通常不是学校教育所能完成的。
　　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学科和其他基础学科的教育，只能有限度地顺应市场经济，而且这种顺应总是会在一定程度上滞后出现。近年来我们听到了不少对大学外语教学的批评，有些还非常严厉。针对这些批评，大学外语领域的教师、专家和学者一直在探索和实施教学改革的新途径和新方法，遗憾的是收效甚微。其实包括外语教育的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基本教学规律和方法，这些规律和方法不能一味地追随社会的变化。例如，为什么所谓的“传统”外语教学法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虽经几十年的批判还在使用?为什么许多令人眼花缭 乱的所谓新的教学法的效果远不能令人满意?还有外语学习中千夫所指的“死记硬背”，为什么“熟能生巧”、“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样的成语和谚语至今还常挂人们嘴上?因为它们说明了一个道理，要学习好一门语言，背诵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或方法。当然我们不主张背字典，但是熟读或背诵所学语言中的经典语篇和片段是十分必要的。记得在读大学时我读到一篇关于如何学习写作的报道，其中有人问当时我国一位著名的散文作家(名字记不住了)如何能写好散文。这位作家的建议之一是：找中国古今的20篇优秀散文，把它们熟记下来，就会写散文了。本人虽未尝试过此方法，不知其效果如何，但这条建议是有道理的。因为当你把一篇文章在理解的基础上反复背诵之后，其“形”和“神”必会了然于胸。背诵得多了，这种语言的许多精妙表达方式和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就会在你的心中扎根。
　　关于外语人才培养与社会接轨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接轨只是个程度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大学教育很难一步到位地把一个人才像产品一样交付社会，社会用人单位也必须为毕业生适应社会工作付出自己的代价。毕业生本人也不能把大学教育看作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进入社会后自己还必须继续努力学习。学校教育的特点是其“普适性”，虽然它也有不同学科，分门别类地培养人才，但它永远无法满足每一位学习者和社会各单位、各领域形形色色的具体需求，这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英语教育，大学英语教育的重点还是应该通过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译基本功来提高他们的综合英语素质。至于每个学生将来使用英语做什么?他们将来是做口译还是笔译，是做商务翻译还是做科技翻译?等等，这些都是学校外语教育所难以顾及的。
　　鉴于上述三点看法，我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不能追求面面俱到，要尽量少而精，注重基本功和语言文化修养的培养，给学生留出比较充分的自学时间。我们应该相信(也应该培养和强化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的自觉性，绝大多数学生在大学阶段都已经初步具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计划，并会努力地去实现。我们没有必要用过于严谨和厚重的教学计划来限制他们的自我发展空间和自由。另外，对学生的专业能力也不能求全责备，对其外语交际能力不能期望过高。因为影响交际能力和交际效果的因素太多，包括语言知识、文化百科知识、个人性格、交际的形式、内容和情境等，有些(如对象语的文化)需要终生学习，有些(如语境)千变万化、无法预见。其结果，我们的交际(包括使用母语交际)往往是伴随着误解和语用失误进行的。
　　第二，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课应由现在的必修课改为选修课。理由如下：(1)可以为政府和社会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力物力投入到初高中的英语基础教育中，改善其条件，提高其质量。(2)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和心理压力，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专业学习和兴趣学习中去。(3)随着我国初高中英语基础教育的加强和质量的不断提高，当今的大学新生已经具备了良好的自学英语的基础和能力，他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需求来决定在英语学习上的投入，这样对他们的迅速成长和成才可能更有帮助。当然，政府、学校和其他教育部门可以设立各种奖项，鼓励大学生学习外语。
　　
　　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主任李战子教授、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训练部部长薛洲堂教授：高校英语课堂应该进一步发挥人文素质教育的功效
　　
　　英语教学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从时代的需求到观念的变更，从教材建设到教师队伍建设，再到教学理论的创新、教学大纲的更新和课堂教学质量的管理，更不用说日趋兴盛的网络工程，以及社会办学力量、全民英语等“运动”对高校英语教学的挑战，这其中每一个方面思路的变化都可以带来一番动荡。我们在此与各位同仁分享的是关于英语教学改革中的几点观察与思考：
　　第一，关于学习者。Vivian Cook(费文・库克)在她编著的《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影响》一书中写到，“习得第二语言的目标应该是成为一个第二语言的使用者，而不是变成一个说本族语的人(to pass for a native speaker)……第二语言的使用者应该有她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成为某个其他人的模仿。”她还指出，“如果第二语言的使用者是不同的人，SAL研究的兴趣应该是在发现这些人的特征，而不是他们与本族语人相比有什么不同”。之所以用“第二语言使用者”，而不用“第二言语学习者”，是因为不想让一个人永远停留在学习者的身份，同样一个人的语言身份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分别是学习者或使用者。随着学习和使用外语的人的增多，双语者不再是单语者的脚注，而将成为普遍现象，而单语者将成为少数。这就对外语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不是在把学生当作一张白纸，而是在通过英语词汇、语法的教学使他们重新激活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已有知识，并重新调整现有的框架，而不仅仅是把英语的词汇加到汉语的词汇上去，我们对学习者现有的语言知识强调和发掘得还很不够。到了高级语篇学习阶段，汉语的修辞和语篇策略和英语构成了丰富有趣的跨文化对比，这一方面我们的教材关注得也还不够。
　　学习者除了已经具备熟练的一语知识结构外，具备另一个重要资源就是他们的情感、价值和判定系统。以笔者对跨文化自传的研究为例，其中的情感丰富多彩，价值和判定也是多元的。例如有一种情感维度是学习者的过分投入和由此造成的焦虑，这是应用语言学中较少涉及的一种情感反应，对于成人外语学习者应该有较大的启示。作者的学习动机虽然强烈，但因为和自我的形象(负疚、尴尬等)联系过紧，使他近乎疯狂地投入并没有带来如期的效应。当然我们面对的更多是寻求捷径的年青学习者，他们不愿意投入时间和真正的努力，却宁愿相信某种捷径或方法或教材。
　　必须承认现在的学习者面临的诱惑和干扰比以前多很多。日益泛滥的电子通讯和声像产品频繁打断他们的思绪，占去他们大量宝贵的学习时间，使他们难以静心学习，本来就需要加强的自控能力和毅力削弱，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变得更加困难。出于这种情景的学习者不愿也不屑于反复练习，做老其心志的背诵和技艺，幻想一蹴而就，寄希望于捷径窍门。我们的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对学习者智商高情商低的状况还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因此也还没有有效的对策。现在进行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改革大力倡导自主式、个性化学习，只需要几个基本条件：即学习者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已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具备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高素质的教师教学和指导。如果这些条件欠缺，则必须有针对性的补救措施。
　　联系到教材的编写，针对学习者本身的选材还不够多，如一些叙事的语篇、涉及跨文化/跨语言体验的语篇等，这些材料相对于介绍社会、文化事实、思潮观点的 文章而言，更能将情感、伦理与审美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和个人语境来讨论，能增强学习者语篇的互动，是拓宽和加深英语学习者自我身份认知的有益途径。
　　第二，关于教师队伍。老一辈的英语教师大多从文革前就和英语过招，他们积累了很深的语言素养，并在言论中将英语学习和培养意志、探求真知联系起来。而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是先学了一些年的英语接着留校任教，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积淀，可以说是边教边学，有的还出现职业耗尽的感觉，还要想着继续考博或者发表文章评职称，有多少时间去抠语言点、去琢磨教学法?我们的大量配套的教参让学生还没上课就知道了答案，也给他们课堂发挥的空间进一步挤压，此外还有一些英语口语出色的教师加盟了社会教学机构。当然，我们的教师队伍也有令人乐观的一面，年轻教员大多具有制作课件、网上搜索一些资料等新的基本功，只要他们努力，照样可以把课上得让学生欢迎。
　　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不仅仅是给年轻教师提供深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教学培训，针对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教材、不同的教法、不同的课型。虽然这种培训由学校自己来搞是相当费时费力的，但却可以为教学带来新的面貌。我们似乎可以借鉴社会办学力量对师资培训的做法，强调英语教师需要不断地接受培训，以增强职业的动感和质感。
　　第三，关于课堂教学。在英语随处可得的时候，课堂教学的作用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尤其是系统的、循序渐进的教学对学习者来说尤其重要，学习者在自学中的收获往往需要在课堂教学中得到印证。同时，在课堂教学互动氛围中学到的语言知识会给学习者留下深刻印象，这就要求我们使用有助于课堂教学的教材，并且不断改进对课堂教学的质量管理。笔者曾撰文论证课堂中无法实现真正的对话，但即便如此，课堂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对于学习者领悟外语的交际性仍是大有裨益的。外语课堂中的教师的肯定和激励对于学习者能够产生很大的动力，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毕竟学习外语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自我肯定的过程，而毁灭自我尊严的课堂教学则对学习者身心造成阴影。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同的途径学习英语，但我们认为高校英语课堂应该进一步发挥人文素质教育的功效，这一功效也是英语成为大学课程(大学英语)的起点。至于专业英语，它在培养高素质的英语专门人才、复合型人才方面的作用则更是难以被超越和替代的。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吴鼎民教授：对理工科高校英语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几点看法
　　
　　谈谈我个人对理工科高校英语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几点看法：
　　
　　1．英语专业办学理念要与时俱进，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都要加大改革力度。现在英语专业如雨后春笋，各校纷纷设置，学生人数剧增。有人担心，如此下去，英语专业水平不可避免要下降。其实这种现象在其他专业也存在。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专业数和学生数的增加势在必然。
　　
　　2．目前的英语专业有两种模式：一是传统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即英语+文学=英语专业；另一种是复合式英语专业，即英语专业＝英语＋专业(如国际贸易等)。前一种模式多存在于老牌的综合性大学；起步较晚的理工科大学的英语专业多采用后一种模式。近几年新开专业的学校大多采用后一种模式。无论哪一种模式的英语专业面临的共同任务都是提升学生的全面素养和综合素质。
　　
　　3．英语专业建设的另一个方面是加大学生的英语摄入量。目前的英语专业，由于考虑到复合型人才培养，考虑到人才市场因素，很多非英语类课程纳入了英语专业课程体系。这些课程不用英语开设，不是英语教师教授，这就挤占了英语教学的课时，削减了学生接触英语的时间，导致了学生英语能力的下降。
　　
　　4．新的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要有相应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支撑。这就是教材和师资问题。教材是需要具有相应知识的教师来编写的。编写人员可以联合相应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但最终还是要自力更生，因为用英语开设专业的课程最好是英语教师去教。要想用英语教中国文化和人文社科类课程，英语教师的知识面就亟待扩充。
　　
　　5．英语专业课程板块的增加必然会带来课时和课程的调整问题。我认为，应该把现有的“二外”课时让给中文(特别是古代典籍)和中国文化课程(可用英汉对照)。“二外”可作为选修课处理。(顺便说一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英语专业的学生必须要学“二外”，外语教师考研、评职称也要考“二外”。“二外”耗费了多少人的青春时光，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院长杨舒教授：理工科大学的外语专业定位
　　
　　就理工科大学的外语专业定位问题谈两点看法：
　　1．明确外语专业学科定位，实现认识上的调整。在理工科大学中，外语专业是为数不多的文科专业之一。理工科大学之所以办文科，是因为在理论层面上人们已普遍意识到，科技与人文的相互补充与协调发展对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在实践中，外语专业的人文内涵和发展潜力在理工科大学里往往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外语在理工科大学中只是一门公共课，外语只是科技人员的一个必备工具。虽然许多理工科大学都开办了外语专业，但是在绝大多数人的惯性思维中，外语依然没有摆脱工具的地位，外语专业地位不高和发展不快也正因为此。
　　2．充分利用理工科大学的外在学科环境优势，提升外语专业的科技教育内涵。迄今，理工科大学外语专业的课程体系虽然历经变革，但其基本框架依然沿袭传统模式，即本科一、二年级注重打好学生的语言基本功，三、四年级拓展学生的外语语言和文学知识，其核心课程还是通常的综合英语、英语视听、英文写作和英美文学等。总的说来，外语专业以语言技能培训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并没有改变。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和外语教育手段相对落后的时代，这种课程体系还有其存在理由的话，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整个社会的外语水平正在迅速提高。在外语教学界，随着中小学外语教育的进步，非外语专业的学生的外语水平已普遍获得提升，甚至已经不再落后于英语专业培养的学生。而且，后者往往凭借自己的专业特色，在综合素质和技能方面的社会竞争力要远高于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在这种状况下，外语专业必须重新审视自我，重新塑造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否则被边缘化的可能性极大。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汪少华教授：以创新的精神寻求优良的教学方法
　　
　　1．教学定位问题。虽然教育部对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有明确的规定，但在理论探讨和实际教学过程中仍然存在分歧。究竟是培养专业性外语人才还是培养既具有专业知识又具有一定相关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究竟外语教学是将外语作为一种工具还是将外语学习作为一种促 进个人全面发展，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综合活动?我认为，英语专业应是培养既具有专业知识又具有一定相关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英语教学应将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起来。
　　2．创造性人才的培养问题。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教师要以创新的精神寻求优良的教学方法，去培养适合时代，顺应时代新发展的优秀人才。其次，在使用教材上要创新。再次，在教法上要不断创造有新型的师生关系，突出学生主体，尊重个体差异，有重点、有区别地培养和发挥学生的各种特长，倡导学生研究型学习。学生通过自己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了解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最后解决问题。教师要确立为“学”而“教”的指导思想。以“学”为重心，其基本精神就是使学生爱学习，会学习，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充分体现他们是学习的主体。这需要教师的引导。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郑玉琪教授：英语专业路在何方?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的英语专业在外语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之下，奋发图强，为国家培养了大量英语专门人才。这些人才活跃在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外贸、出版等多个领域里，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30年来，英语专业和课程设置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977至1986年为英语教学的草创阶段，以培养语言技能为主要目标。这是因为“文革”以后，百废待兴，社会上英语人才奇缺。课程设置完全以语言技能为核心，着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课程以语音、听力、精读、泛读、语法、写作、翻译等为主，再加上一些文学、文化类课程，英语教育研究相当滞后。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大量外资和合资企业纷纷建立，社会和用人单位对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外语毕竟是一门工具，只懂语言但缺乏专业知识的人士在实际工作中会碰到种种困难，甚至无法适应工作需要。因此，外语教育工作者因时而变，顺应社会的需要，课程设计从以培养单纯的语言技能为主要目标转变为以培养语言技能加专业知识为主要目标，即培养英语复合型人才，出现了英语＋语言文学，英语＋国际经贸，英语＋外交，英语＋法律，英语＋新闻等培养模式。以这样的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确实受到了用人单位的欢迎。但是，这样的变革虽然是有效的，却是被动的，而模式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所以，英语专业的深度改革迫在眉睫。
　　20世纪末，国家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已经意识到了外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在工作规划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改革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面，深入进行外语专业教学的整体改革，已是刻不容缓。”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1998)中指出，外语教育存在5个不适应，即“思想观念的不适应；人才培养模式的不适应；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不适应；学生知识结构、能力和素质的不适应；教学管理的不适应”。语言技能加专业知识的培养目标虽然比纯粹的语言技能培养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离社会对外语人才的要求和学生的期望值尚有较大的差距。
　　有一种观点认为，英语专业已没有存在的必要，英语专业人才将由既懂专业知识又具有很高英语水平的人士所替代。这种观点是理想化的，源于对英语学科的不了解。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既具备渊博的专业知识又具有英语专业语言水平的人才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不经过长期刻苦的专业训练，一个人的外语水平难以达到运用自如的境界。即使有一天其他行业真的不再需要英语专业人才，英语专业仍将继续存在，为各级学校培训英语师资以及研究英语语言、文学的专业人才。因此，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英语专业将一如既往地为社会培养大批专门人才。这样的人才正是具有创新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纯粹以语言为工具的人才将退出市场。
　　培养具有创新素质的英语人才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思想，与传统的英语人才培养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培养模式既应有创新，也应有传承，毕竟新旧两种培养模式之间还存在着共核部分――语言能力培养。新的培养模式应更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在课程设置上更具有灵活性、包容性、多元性和合理性。这就是说，在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上也应体现创新思想。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徐青根教授：外语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成效并不显著
　　
　　当今我国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较20多年前同类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高得多。一是有历史原因；二是功劳主要在中学。大学英语专业的专业概念一时被社会急需外贸外语人才的现实偷换了内涵，至今难以清本。学了英语是为了用、为了就业，这是各级教学管理部门、教师、学生、家长直至社会的普遍认识，从而英语听、说、读、写“四会”技能的训练就成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2000)的主旨、英语教学论文的理论根据、各所高校千篇一律的课程设置模式。“打语言基础”也是外语专家教授跑遍天下的警句。如果这个“基础”指的是“四会”技能，那请问，已经有5000英语单词量的大学新生到了什么时候他们的“基础”算是打好了?再请问，那个所谓的“基础”打好了，学生接下去在这个“基础”上做些什么?再请问，在大学层次，打英语“基础”能与在这个“基础”上的可能作为教育分段进行吗?外语教学论文千千万，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专家也认为语言技能学习的目的在表意，外语教学的过程也可以或者说应该从“意义”着手?也就是说在培养学生“四会”技能时，我们要首先考虑听什么、说什么、读什么、写什么。更确切地说，让学生在听、说、读、写这个“什么”时学会“四会”。我们看看这些年来学校给以英语高考高分进校学生的这个至关重要的“什么”究竟是“什么”?以“综合英语”这门主干课为例，学生读的还是“豆腐干”，稍大一些而已；说的还是编者冥思苦想出来的讨论题：写的还是“四级”、“八级”考试的框架题；听的还是老师那流利的课堂用语。学习内容毫无知识结构可言。手捧“莎士比亚”的本科生一定很怪；知道什么叫语言学的本科生是凤毛麟角。结果是学生口语挺流利，他们又能讲些什么?许多学士学位论文中流畅部分可能是抄袭，自写部分“中国本土化”得无法指导。这是谁的错?在这种环境中的许多教师除了胸有成竹的习题答案和流利的课堂用语外，还有什么更多作为的东西?很遗憾，我20年前在英国读书时，每周5000英语词写作练习量(主要是读书笔记)练得的英语写作能力，在几十年200词以内框架英语写作教学中退化得差不多了。恕我直言，我任苏州大学外语学院院长的几年就在这理念不入主流、行为不得不为的尴尬中度过的。
　　如果允许我再多说几句，我认为“综合英语”、“英语听力”、“英语泛读”、“英语写作”、“英语会话”等主干课是寿终正寝的时候了。英语专业的课程应该是：语言学、英语文学、英语国家的文明史、中国的文明史等 方面的课程。“3小时”的英语选择题试卷也该进档案馆了，取而代之的是学生平时课堂讨论和读书报告(口头和笔头)和期末论文(2000词以上)等。目的是培养英语专业学生会用英语表达更多更深的无“形”思想，却早“忘”了英语“四会”技能的“有形”苦恼。学校状态应该是教师“闲”，“闲”得有时间做学问；学生“忙”，“忙”得无时间寂寞，且有成长的烦恼。
　　为什么全世界在乎一只球在“网”的里面还是外面，而为之雀跃或沮丧?我就不信世界变到莎士比亚请不进课堂!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朱刚教授：外语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思想浅薄现象的原因
　　
　　在国际环境已经大大改变的今天，对外语实用性的强调依然有过分之嫌，上述的短视现象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导致的一些后果虽然有目共睹，但似乎仍然没有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注意。
　　首先，我们的外语专业教育和欧美发达国家外语专业办学思想差距较大――大学教育根本上说是对“人”的培养，其次才是成“材”。外语教育也不应当例外，不应当把大学的外语专业等同于职业教育或者语言学校中的语言培训(特殊需要当然除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高水平大学的外语专业建设和欧美高水平外语专业接轨程度很低，“专业”水准甚至不及港台地区的外语专业。国家教育部门似乎曾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初设想充实和加强教育部直属外院学院和综合性大学外语系的建设，因为“它们是高校外语教育的母机”。80年代初，教育主管部门也曾对外语专业的“传统”做法给予一定的肯定：多开与专业相关的选修课，在相关系选修合乎本人志趣、爱好和特长的人文学科课程，培养学生的学习志趣，扩大知识面，“这种做法与单一语言教学体系相比，确实有利于培养他们对工作的适应能力”。但在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为了获得社会认同，外语教育的工具观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外语专业的办学指导思想仿照公共外语，把语言技能训练作为它的中心工作(尴尬的是，为技能而语言的做法并没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外语技能，外语专业学生在外语技能上并不一定强于很多非外语专业学生)。
　　强调技能训练的后果之一，是外语专业学生在校期间思维能力退化。甚至可以说，与其他学科相比，他们四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停止了思考，知识结构没有得到有效的优化。时下的精读泛读把阅读切成一片片孤立的语言材料，在机械模仿中兼顾思维训练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并没有也很难取得实质性效果。
　　后果之二，是研究生质量和师资水平受影响。由于本科阶段鲜有机会锻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初步形成科研意识，养成思考习惯，没有学到科研方法、步骤、要求的基本知识，不得不在研究生阶段进行补课，费时费力。因此，外语专业相当比例的研究生虽然通过了论文答辩，对学术研究依然毫无感觉，这是做导师的最大遗憾――科研习惯的养成需要一个过程，速成的效果不会理想。这种情况在博士生身上也时有发生，博士生科研补课是我们博士生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究其原因，也可以追溯到本科阶段实用化的培养方式和课程设置。当前外语专业师资基本依靠国内培养的研究生来补充，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生人文素质的低下直接影响到外语专业本科生的培养。即使是精读泛读，其选文也有较深的人文性思想性，尤其在大学三四年级。技能模式下培养出的师资，很难开设或者胜任人文课程教学，所以技能模式的“复制”(语法分析、词汇讲解、口头训练)成了最省力最常见的做法。
　　后果之三，是外语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思想浅薄现象。连贯的口头表达虽然可以做到，甚至可以达到相当流利的程度，但是谈不出多少内容，因为技能课程本身就鲜有连贯的实质性内容。大学四年，知识积累的过程基本停顿了(考虑到遗忘因素，知识积累实际上不增反减)，表现为时下所谓的外语专业学生的“中外文化失语症”。外语学生对中国思想传统和西方思想传统的基本了解，恐怕远不及对托福和GRE的了解，思想的深刻性和对语言的敏感度恐怕远不及基本语法的正确性和口语表述的流利性。全国性外语专业演讲比赛中，语言的优美和外表的展示越来越难以掩饰演讲内容的单调与贫乏，外语专业更是难以招架走出国门的外语演讲辩论赛。
　　后果之四，是外语院系科研能力的低下。外语等于实用，外语专业理所当然就成了实用专业。南京大学教务处就曾一直把外语专业作为“应用学科”而非它所应当属于的“基础学科”，是在文史哲之外的另类――国内高校的领导恐怕对外语专业都是类似的看法。但是，外语专业又和法学、商学、社会学等“应用学科”有相当大的区别，后者并不把它视为己类。回想起来，外语置身于“学科”之外似乎早已有之：高考曾经设有文科、理科、外语，后者单独招生，于是高中也相应设有文科班、理科班和外语班，给人的印象似乎外语既非理科也非文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外语学院的设立不失为一种解脱专业“身份危机”的办法，也能在以学科建设为资源分配原则的大学里，用“外语特殊”为理由争得一部分资源。但从长远看，这种自我保护自我封闭的建制并不利于外语专业的发展。
　　1935年时的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就隶属于文学院，其培养目标之一，就是“研究各国文学及其民族思想之表现，以激发独立进展之精神，并培养为中国民族宣达意志之人才”。与之相配套的课程设置，要求外语专业本科生在中文系、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等跨系跨专业修必修课程。抗战时期对实用人才最为需要，西南联大英国文学系也要求必修中文系、生物学系、历史系、经济系、哲学系、社会学系不那么“实用”的课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粱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皆谙熟国史，精通外文，采用“中西并举、贯穿融会、为我所用”的治学方法，“复以本民族命运为重，孜孜寻求中国兴衰之原因”。老一代学人的治学精神和崇高理想，尤其是“宣达中华民族之意志”和“以本民族命运为重”这一外语专业的设立理念，在今日仍不失为外语专业办学的先进思想。陈寅恪先生的“中体西用资循诱”，吴宓先生的“择善而从，比较出新”，钱钟书先生的中西“打通”，这些治学方法和教学思想，其立意之高，境界之高，目标之高，和时下追求“通俗”、“实用”的做法对比何其鲜明。
　　不可否认，从国家需要、劳动就业、社会稳定的角度，外语专业不可能重走“精英”之路；扩招后形成的几十万外语专业在校生总体上不具备探究中西打通的潜质，由语言教学培养出的外语专业师资本身也没有“中体西用资循诱”的能力。但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迅速全球化的今天，保持民族身份、光大民族文化已经成为新形势下的当务之急，而加强中西文明深层次上的沟通，是外语专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外语专业的建设眼光要开阔一些，考虑要长远一点；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软实力的提高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形势下外语专业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一流”外语专业 到底是什么含义?当欧洲一流大学中文系在研读中国古代经典原著的时候，当西方汉学家和我们的汉学专家平等(或不平等)对话的时候，我们的外语专业能够培养出与欧美平等对话、知己知彼的西学专家吗?这些都是值得教育决策部门、外语专业指导机构和广大外语教师深思的问题。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所长苏晓军教授：要勇于创新，但并不是要完全割裂传统、打破传统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精读课程改革”2004年获得苏州大学校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获一等奖。我们并没有为已经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而是不断奋进、锐意进取，走出了一条高校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新路子。
　　“精读课”是一个听上去落后保守甚至带有贬义的词汇，似乎与外语教学与改革的时代发展格格不入。有人指责精读课是我国外语教学的罪魁祸首，说精读根本不是阅读，只是解码和分析。说精读课教给学生很坏的阅读习惯，这些习惯根深蒂固，很难打破，对我国外语教学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从国际学术背景来看，精读课的名声也不大好听。很多人认为精读课教学是对课文进行仔细研读，对其进行句法、语义和词汇分析，把课文翻译成母语的一种教学方法。课文只是出发点，学生接触到的只是一系列支离破碎的语言点，课文只是进行语言操练的材料而已。
　　然而，我们坚信，进行外语教学改革，要勇于创新，但并不是要完全割裂传统、打破传统。关于人类行为的基本事实是不变的，伟大的真理并非全部是新的，并非所有的变化都是一种进步。 我们坚持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一方面努力弘扬传统精读课的优势并去其糟粕，另一方面力求与时俱进，深入研究国际外语教学理论并取其精华。具体说来有如下三点：
　　
　　1．坚信外语教学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进行语言训练，旗帜鲜明地提出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以精读课为主线进行教学，一、二年级每周6节精读课，四年级每周4节精读课。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外语教学环境中，学生要获得准确的语言知识主要还是依赖传统意义上的精读课堂教学。英语专业学生有别于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主要方面也许就在于其语言运用的准确性更高。我们明确提出精读课的任务就是要强调传统意义上的词汇和语法教学，精讲多练，帮助学生准确地掌握语言形式，只要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
　　
　　2．精读课教学以话语教学法为主线。我们努力对传统精读课的教学思路进行改革，在精读课教学中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孤立的语言结构上，而是在教学中以话语为基本单位组织教学，带动学生共同探讨一定语境中语言结构的话语价值。比如说，学生可以单独、结对或分组分析所学课文的话语特征。这些话语特征可以与其他言语事件中发现的话语特征进行比较。这样学生就不仅可以学会语言点，而且能加强对体裁、语言变异、方言差别以及文化多样性等方面的意识。换言之，在精读课教学中，我们让学生接触到的不是被肢解的语言片段，而是语篇，是运用中的语言。
　　
　　3．精读课教学以任务型教学法为根本，教学中力求准确把握重形式和重意义之间的关系以及流利和准确的关系。精读课教学总的指导原则是：在把语言作为意义或交际教学的过程中教形式，在不影响流利的前提下求准确，教师的教学重点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在一、二年级精读课教学中我们以会话活动为主线，兼顾写作能力的培养，而在三、四年级精读课教学中则以写作活动为主线，兼顾会话能力的提高。我们围绕课文展开的交际型活动都力求引导学生关注语言特征，重构语言知识，发现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我们给学生布置的语言任务，无论是口头任务还是写作任务，都力求具有真实的交际目的。比如说，我们是在引导学生探究万宝路香烟深层含义(四年级的一篇精读课文)的过程中关注语言形式而不是单纯关注语言形式。我们注重语言的形式特征，但我们始终坚持把立足点放在意义、交际和流利表达上。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在交际情景中关注语言形式，既掌握语言知识，又提高语言能力。
　　
　　南京大学大学外语部主任王海啸教授：从系统的角度看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行为，它与其所属的各个层次的社会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系统的角度看，CET是大学英语教学这个系统的一部分，而大学英语教学又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高等教育则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高等教育和大学英语教学即成为大学英语考试的外部系统。另一方面，大学英语考试本身也包括命题、施考、阅卷、发布成绩等不同成分。这些不同成分即构成的大学英语教学考试的内部系统。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既要从考试的外部系统入手，也要从考试的内部系统入手。
　　首先拿大学英语考试与社会的关系来说，考试对社会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有些负面影响可能是由于考试本身造成的，但大量的负面影响应该是对考试的误用造成的。一个明显误用的例子便是将CET成绩作为全面衡量学生英语水平，甚至是整体业务能力的标准。这种误用不但会给使用者和被评估的学生造成损失，也会对CET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强化CET在社会上的正确使用应成为CET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
　　CET的误用不但发生在社会上，也会发生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虽然大学有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自主办学的权力，但如果不管学生的实际情况，无视学校的教学条件，一味地强调CET的通过率，甚至盲目地将学生的CET考试结果与他们的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挂钩，或将其作为评价教师的教学质量的惟一指标，其后果便是将考试变成教学的目的，颠倒了教学与考试的关系。这不但会影响教学质量，同时也会影响CET。
　　相对于以上所述的CET外部体系改革而言，CET内部体系改革的必要性更加显而易见。虽然大部分教师对现行CET的难度、效度、时间和分值分配等方面的评价都比较好，但这些方面也都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另外，在施考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作弊现象也对考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改革考试工作的组织管理也成为CET改革的当务之急。
　　对CET的成绩，以往的做法是颁发合格证书和优秀证书。这样做既不利于反映学生在不同技能方面的学习成绩，也不利于更仔细地区分不同水平的学生。改革成绩报道方式，不但可以为考试的使用者提供更多的信息，而且可以促进学生不断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这种改革措施显然已经得到了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支持。
　　
　　(本文选自《外语教学改革的出路》，井升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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