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恨歌》看王安忆笔下的人与城:长恨歌电影

　　内容摘要：王安忆的《长恨歌》讲述了王琦瑶与大上海的故事，同时也是人与城的故事。上海孕育了王琦瑶，王琦瑶的性格中带着大上海的烙印，她时尚开通而又小家碧玉，追名逐利而又进退有度，处世精明而又感觉主义，渴望真情却免不了虚荣功利，热爱生活而淡漠政治。同时，王琦瑶也代表了上海的特质，与时俱进、坚忍自强而又物欲横流、凡俗琐碎。王安忆凭借自己对上海的理解和领悟，使人与城的形象相得益彰。
　　关键词：王安忆 《长恨歌》 王琦瑶 上海
　　
　　王安忆善于写“人与城”的故事，她的都市系列作品中总少不了女性主角，女性与城市有着天然的亲和感，其与生俱来的柔韧性使其相较男性更易适应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王安忆笔下的女性是都市的代言人，女性的命运折射着一个城市的发展史，因此城市又是一个大女人。《长恨歌》讲的就是王琦瑶与大上海的故事，也是一个女人和城市的故事。在《长恨歌》中，作者不仅让王琦瑶浸透了上海味道，也让王琦瑶自然而然地代言了上海。
　　1.上海的王琦瑶
　　王安忆在《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一文中，提出了自己对城市和女人的独到见解：“城市比人类出生地更富有生存源泉，因而也更适合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城市不再像农业社会那样苛求女性像男性一样具有强健的体魄，而是更为看重女性的灵巧和智慧。透过城市，我们看到女性的幸福与苦涩。”《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一生有着上海每一个平凡女人的影子，上海孕育了王琦瑶，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王琦瑶带着上海的烙印，复杂兼矛盾，她时尚开通而又小家碧玉，追名逐利而又进退有度，处世精明而又感觉主义，渴望真情却免不了虚荣功利，热爱生活而淡漠政治。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不再是一个个体，她代表着一个类，她是集各种典型于一体的“象”[1]。
　　1.1时尚开通与保守内敛
　　上海人的开通，离不开上海的历史。上海与北京不同，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所以注定了上海从根子里与中华文明是不协调的。上海人的保守，离不开上海的弄堂。弄堂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如果说街道与楼房构成了上海点与线，那么弄堂则是将空白填满的。每条弄堂就是一个九曲十八弯的故事，将上海人的心深深包藏起来。
　　王琦瑶的身上有着摩登都市开通外放的一面，也有着弄堂深闺小家碧玉的一面。王琦瑶是追随潮流的，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2]――她们是这个时尚社会的基础，是这座风流城市的最基本元素。时至今日，上海仍旧是“摩登”的代名词，上海人对开放型文化的追求在王琦瑶们的身上展示得淋漓尽致。
　　王琦瑶又是默默无闻的，代表了绝大多数普通的上海女孩。王琦瑶荣登“上海三小姐”的宝座绝非偶然，它代表着上海这座城市传统的内敛的审美趣味。王琦瑶的艳和风情是轻描淡写的，是端得上台面的邻家小妹妹式的“好看”，不足以称后，却是给自家人享用的，最体现民意。大小姐、二小姐是偶像，是我们的理想和信仰，三小姐却与我们的日常起居有关，是使我们想到婚姻、生活、家庭这类概念的人物[3]。可以说，王琦瑶就是上海的表和里。
　　1.2追名逐利与进退有度
　　西方文化进取外张的精神与中国人死要面子的情节混杂成上海人好争的性格和格外纤细敏感的自尊心，而名利就是包裹这自尊心最好的糖衣。流言是上海弄堂的芯子，它们在弄堂这种地方，从一扇后门传进另一扇后门，转眼间便全世界皆知了。穿行在城市的上空，流言是无声的电波，笼罩着城市；流言是无形的浮云，孕育着是非的雨。在弄堂这种地方，名利反倒成了一层保护膜，正是借着这层膜，王琦瑶得以与那些草根的弄堂人家拉开距离，名利是王琦瑶头上神秘的光环。
　　尽管追名逐利，却并非为名利而名利，王琦瑶骨子里求的不过是借名利让人高看的那一眼。这一眼专为茶余饭后弄堂人的噱头而生，这一眼成了足以抵抗流言蜚语的心理安慰。所以王琦瑶审时度势，适时进退，见好就收，要的是保守中的那丝不安分，平淡中的那点风头。从片场试镜到“沪上淑媛”到“上海三小姐”，王琦瑶始终小心翼翼地拿捏分寸，游离在名利场与家居里弄之间。“进”则有无论对他人还是对自己都没有杀伤力的舒适的名分，“退”亦不失恬淡自然的风度。
　　1.3处事精明与感觉主义
　　坐落在上海弄堂里的闺阁实在是很不严密的，靠着那后弄堂，又是个藏污纳垢的场所。老妈子的村话，包车夫的俚语，还有那隔壁大学生的狐朋狗友一日三回地来，舞女的小姊妹也三日一回地来[4]。这本如花蕊般纯洁的闺阁，却陷在这等嘈杂混乱的地方，无怪王琦瑶一出场就像一个老于世故的女人，手腕耍得从容有度，待人处事之精明圆滑仿佛出自本性，浑然天成。刚成为“沪上淑媛”的少年王琦瑶就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被流言中伤，被问起照相的细节，她据实回答，不渲染卖弄，也不故作深奥。她对人对事还和从前一样，不抢先也不落后，保持中游，使那些生妒的女生也渐渐消除了成见，缓和下来。王琦瑶对于人际关系的把握更是游刃有余，成名后，对于上门邀约同去学校的，课后邀请同看电影的，一律是不远不近，不卑不亢。
　　相比之下，王琦瑶的爱情生活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掂量和算计。无论是康明逊、程先生，还是老克腊，王琦瑶对他们的取舍，凭借的都是自己对他们的感觉。包括早年的李主任，除了权势的诱惑，作家更强调的是她的心理感受：她敏感到李主任对她有意，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有意，便也不知该往何处用心。但她心里总有一条顺其自然的信念，是可以不变应万变。她知凡事不可强求，自有定数的天理[5]。行事的出发点是感觉，这让王琦瑶又不同于普通的上海女人。王安忆在这里大胆地驰骋想象，为王琦瑶架起一座空中楼阁，在一个锦衣玉食的优雅世界里，王琦瑶才能持续她的风情万种。细细想来，这“风情万种”又何尝不是上海的灵魂？
　　1.4渴望真情与虚荣功利
　　作为女人，王琦瑶内心深处还是保留着对纯情岁月的向往和怀恋；作为上海女人，王琦瑶的感情生活不免带着欲望都市赋予的功利虚荣。
　　在整部《长恨歌》中，王安忆用最唯美、纯情的笔触描写了王琦瑶与阿二的邂逅。就如张爱玲在《爱》中所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王琦瑶与阿二的真情流露带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他们是彼此的镜子，照见心底深处最纯净的自己。邬桥的阿二填补了李主任离去后的空白，勾起王琦瑶纯洁而怅惘的情思，可以说阿二是她情感经历中独放异彩的诗意之笔。
　　但王琦瑶毕竟不是邬桥的女儿，上海才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作为中国现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无疑是最真切最全面的欲望演绎场，上海的女性较其它城市的女性而言面临着更多更大欲望的诱惑与挑战。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人往往带着沉重的功利心和膨胀的虚荣感，她们不会放过身边微小的好处，尽力抓住每个机会，哪怕牺牲身体和情感的幸福来满足欲望。出于利益考量，萨沙成了王琦瑶情感游戏的代罪羔羊，为她掩饰肚子里的丑闻，只可惜最终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1.5热爱生活与淡漠政治
　　上海的市民，都是把人生往小处做的，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6]。纵观王琦瑶的一生，几乎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所有重大的变革，如新旧政权的更迭，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乃至“文化大革命”等。由时代的变迁和中国人记忆深处凄惶惨烈的往事所构成的这一切都只是作为模糊的背景出现在《长恨歌》里[7]。在王安忆笔下，1948年的春天，不是乱世风烟，而是爱丽思公寓的寂静；1957年的冬天，不是你死我活的“反右”运动，而是革命时代对日常生活的谨慎享受：屋里放一炉火，就着炉子烤朝鲜鱼干，烤年糕片，或者做一个开水锅涮羊肉，下面条。这是怎样一番良辰美景啊！而1960年的“大饥荒”则“是个人人谈吃的春天”……
　　上海弄堂赋予王琦瑶的人生价值观让她更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政治在她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永远都是那个四十年代王琦瑶。仍旧过着“围炉夜话”的生活，请客的小菜还是盐水虾、皮蛋、红烧烤麸，热菜是鸡片、葱烤鲫鱼、芹菜豆腐干、蛏子炒蛋。无怪王安忆说，“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芯子里的人，埋头于各自的柴米油盐的生计之中，对自己都谈不上什么看法，更不用说国家和政治了。”
　　2.王琦瑶的上海
　　王安忆曾不止一次地说过：“《长恨歌》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8]坐落于江南温乡软水中的上海尽管是座现代化的都市，却免不了与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女人是上海的灵魂。
　　2.1与时俱进
　　上海是“摩登”的代名词，上海这地方，再没有比“小姐”更“摩登”的了，“上海小姐”王琦瑶就是“摩登”精神的风向标，辉煌的外表，浮云般的桂冠，填补了花团锦簇的上海。“摩登”是上海人的家常便饭，只有“摩登”才是人人有份，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连时钟响的都是摩登的脚步声”。少年王琦瑶是上海真正的弄潮儿，上海的时装潮，是靠了王琦瑶她们才得以体现的；中年王琦瑶是上海的时尚史书，几十年的时装历历在目，这也是上海的时代精神。在《长恨歌》后半部分，张永红的出现，则宣告了新一代王琦瑶的诞生，她的出现使得上海的生命得到更新，她们又是上海千变万化表象下一点不变的魂魄。
　　2.2坚忍自强
　　王琦瑶不仅是上海形象的代言，更是上海精神的代言。她代表的是上海女性决不逊色的内心，是聪慧而坚定，在犄角里求人生的人，却也苦苦周旋；是避难就易，退而求其次，但又具有了更进一步的韧劲[9]。余秋雨在他的《上海人》中曾说，上海人的个体自立，在于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上海自强的“硬气”在“守”不在“攻”，而“守”一直是女人的绝活。“沪上淑媛”王琦瑶的“守”是心甘情愿的，有希望撑腰，有成功打底的。“上海小姐”王琦瑶的“守”是自信而坚定的，就像上海这座城市一样，不再相信奇迹，只相信自己，把侥幸的心理消除干净，余下的是谋事在人，成事亦在人，掌握着主动权，相信人的力量。
　　2.3物欲横流
　　城市是人类欲望的象征，也是人类欲望的结果[10]。城市的琳琅杂陈和女性与生俱来的某种特性不谋而合，女人生就对物质有特殊的喜好，她们由衷地惊叹和赞美城市里繁荣的物质生活，为满足物质需求，以王琦瑶为代表的女性不惜以婚姻或肉体作为交换的工具，这使得整座城市的欲望之心更加膨胀。王琦瑶几次放纵情欲的经历和许多作家笔下典型的上海女性有着颇多相似之处，最终选择动用金钱留住男性的心，却将她送上一条不归路。王琦瑶们的堕落亦是整座城市的悲歌。
　　2.4凡俗琐碎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是由弄堂和弄堂世界构成的。弄堂是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弄堂世界也没有风云变幻、灯红酒绿，有的只是家长里短、流言蜚语，是平凡琐碎的穿衣吃饭。老式弄堂里细雕细作的木框窗扇，窗台上细心细养的花盆月季，带着樟脑丸和肉沾气味的流言，挂着花窗帘的偏厢闺阁，飞翔于楼阁之间的鸽子……当一个城市的精神由市民的生活细节来呈现时，她的主角很可能是由女性来充当的[11]。从这繁琐背景中走出来的王琦瑶注定成为“典型的上海里弄的女儿”群体化身。王琦瑶对于细微生活的热心就是上海对日常生活的爱好。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风起云涌，上海人总能窝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喝着下午茶，吃着精美的点心，聊着闲话，打打麻将、桥牌，他们不是英雄，只是太过凡俗，但是，正是因为这些凡俗的王琦瑶们，才能托起上海这座繁华城市的根基。
　　王琦瑶和上海，就像一个人的正面和背影，王琦瑶因上海而丰满，上海因王琦瑶而灵秀。王安忆以自己对上海的理解和领悟，赋予了王琦瑶这个人物形象更深刻的内涵，使王琦瑶的形象与上海的精神相得益彰。
　　
　　注释：
　　[1][6][8] 苏丹：《从中的王琦瑶看上海人的特色》，《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月，第11卷第3期
　　[2]王安忆：《长恨歌》，20页，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
　　[3]王安忆：《长恨歌》，65页，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
　　[4]王安忆：《长恨歌》，12页，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
　　[5]王安忆：《长恨歌》，87页，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
　　[7]高虹：《“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论王安忆小说中独特的历史观》，《前沿》，2010年，第4期。
　　[9]毛文涛：《王安忆中王琦瑶形象分析》，《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月，第5卷第1期。
　　[10] 李海燕：《城市与女人――王安忆都市书写论》，《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月，第24卷第1期。
　　[11]吝晓敏：《曲折命运中彰显女性的坚韧――透过解读王安忆小说的生命意识》，《文学界》，2010年第4期。
　　
　　肖俊敏，武汉大学文学院2008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