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谈话录_与青少年朋友谈《歌德谈话录》

　　鲁枢元，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出生于1946年1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主要著作有：《创作心理研究》、《文艺心理阐释》、《超越语言》、《精神守望》、《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空间》、《心中的旷野》等。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德国诗人歌德的一生（1749.8.28-1832.3.22）横跨18、19两个世纪，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相比，他比席勒丰富、他比拜伦深沉，况且他又是那样地长寿，席勒和拜伦两个人的寿命加在一起还赶不上他。即使不说歌德是一个完美的人，也应当说他是一个丰富、优美、深沉、有致的人。我们的鲁迅先生一贯以论人严苛著称，但在提到歌德时也曾说他“其为人有包罗万象之慨。故其思想亦广大浩漫，如大洋之无限。而其文章，则感兴奔流，一泻千里。”（转引自郭敏著：《歌德其人其作》第15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版）鲁迅先生的话，无疑也在赞美歌德是一个厚重博大、丰蕴有致的人。
　　《歌德谈话录》是一部很奇特的书。
　　通过谈话的方式把一个人的思想、感情记录下来的书不少，但能够至今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并在人类生活中产生深刻而又持久影响的书并不多。容易想到的，是这么三部：柏拉图的《对话集》，孔子的《论语》，再就是这部《歌德谈话录》。
　　《歌德谈话录》的主角当然是歌德，是这位被恩格斯称作“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的天才诗人。《谈话录》记述的年头是从1823年6月10日――即歌德74岁的那年夏天，到1832年3月11日以后――即歌德去世的前数天。《谈话录》中的歌德已经是一位饱经沧桑、硕果累累，在当时欧洲的文化思想界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齐名，拥有“神”一般威望的老人。《谈话录》中歌德的交谈的对手和该书的辑录者，则是一个孙子辈的青年J・P・爱克曼。相对于歌德豪门的出身与显赫的官职，爱克曼却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从小打柴、放牛、割草、拾粪。然而，他又是一个极为聪明、非常富有艺术气质的孩子，基本上是靠自学成材，受到了歌德异乎寻常的宠爱和信任，成了与歌德朝夕相处的“小友”。书中记录的实际上是他和歌德老人的交谈，包括了他自己的一些机警的问话以及对于歌德问话的机灵的回答。
　　我这里向大家介绍的《歌德谈话录》是由我国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版本，一个相对于原著来说的节选本。据朱先生自己讲，他是在刚刚翻译完了黑格尔的那部艰深玄奥的《美学》之后开始翻译这部书的，书中亲切具体、平易近人的文字使他感到一种从九霄云外踏进大地田园的解脱和愉悦，他自然也把自己的情绪和意向渗透进对于原著的选择与译介中。下边，我来给大家说一说我在读《歌德谈话录》时的一些体会。在我们一生中，受到新的、重要的个人影响的那个时期决不是无关要旨的。
　　歌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丰蕴有致的人，与他善于向别人学习有着密切的关系。直到晚年，已经成为世界伟人的歌德，在日常谈话中还念念不忘自己曾经向别人学到了什么。他对爱克曼这个晚辈说：“人们老是在谈独创性，但是什么才是独创性！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开始对我们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要发生下去，直到我们过完了这一生。除掉精力、气力和意志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叫做我们自己的呢？如果我能算一算我应归功于一切伟大的前辈和同辈的东西，此外剩下的东西也就不多了。”（《歌德谈话录》第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后面凡引用本书中的文字，仅只注明页码。）歌德这样说决不仅仅是由于谦虚，而是出于对自己人生经验清醒而又深刻的总结。
　　歌德最崇拜的是英国的莎士比亚，他说：“莎士比亚多么无限丰富和伟大呀！他把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动机都画出来和说出来了！”他认为莎士比亚是永远学习不尽的，“莎士比亚给我们的是银盘装着金橘。我们通过学习，拿到了他的银盘，但是我们只能拿土豆来装进盘里。”（P93）歌德还对德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莱辛伟大的人格推崇备至：“我们缺乏的是一个像莱辛似的人，莱辛之所以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那样聪明博学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哪里找得出那样的人格呢！”（P92）谈到17世纪法国悲剧作家高乃依，歌德说他“同时具有创造才能和内在的强烈而高尚的思想感情”，对于法国来说他发挥了“培育英雄品格”的作用，他还多次重复拿破伦赞美高乃依的话：“如果高乃依还在世，他要封他为王。”（P128）提起另一位法国剧作家莫里哀，歌德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我自幼就熟悉莫里哀，热爱他，并且毕生都在向他学习……他有一种优美的特质、一种妥帖得体的机智和一种适应当时社会环境的情调。”（P125）对于与他同时代、比他年轻而且出身寒微的法国诗人贝朗瑞，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钦佩之情：“他从没有进过中学或大学。可是他的诗歌却显出丰富的成熟和教养，充满着秀美和微妙的讽刺精神，在艺术上很完满，在语言的处理上也特具匠心。”（P141）他的敬意不仅献给他的这些文学同行，他说他从哲学家康德的著作中获益非浅；他赞美音乐家莫扎特的全部乐曲都是天才的创造，“其中蕴藏着一种生育力，一代接着一代地发挥作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P164）他还赞美荷兰画家吕邦斯（现在通常译作鲁本斯）拥有“诗的精神”，他的那些杰作“看了多次都还不够”。（P135）歌德一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在自身修养方面达到的境界，显然都与他为自己寻找并确立的这些学习的榜样密切相关。莎士比亚、莱辛、莫利哀、康德、莫扎特、鲁本斯并不仅仅是一些单个人，在他们身上，还凝聚着人类文化传统的精神和人性进步的光辉。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是一个人精神上、情感上成长发育的活水、甘泉。
　　歌德说，确立这些榜样的“那个时期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个时期就是“青少年”，就是同学们眼下所处的这个时期。
　　读了歌德的这段话，我们不妨也对照考察一下自己心中有没有一些倾慕或者“崇拜”的对象，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是“无限丰富和伟大的莎士比亚”还是那些花里胡哨、转眼即逝的“天王巨星”？是贫寒而高尚、低微而秀美的贝朗瑞，还是腰缠万贯、趾高气扬的“成功人士”？这对于今后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来说，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正如歌德说过的：“只要你告诉我，你交往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人。”（《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第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版）
　　做一个丰蕴有致的人，不能一味地追随“时尚”。你要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你就不但要具备你的同时代的人所追捧、所拥有的，你还必须具备被你同代人所忽略的、所遗忘的。
　　有人说得很对，人的才能最好是得到全面发展，不过，这不是人生来就可以办到的。
　　我长期在学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最近这些年来，隐隐约约感觉到我们的教育指导思想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开始由原来强调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向着“专业化的实用人才”倾斜。这也许不只是学校的决策，而是时代的潮流。当全球“一体化”的时候，每一个个体存在的人反而被要求更“专门化”了，这当中可能潜藏着严重的负面影响。
　　每个人的知识由于是专门化的，因而往往也是处于隔离状态的。一个现代化工专家可能对社会学方面的基本知识缺乏了解，而对唐代文学的一般知识可能就毫无所知，对美学方面的知识则一窍不通。每一个专业都将完成得更好、进步得更快，但社会发展的总的方向却有可能发生迷乱。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经指出：把教育的目的规定在“培养专门家”及“实用人才”上，这样的教育必然偏重于“知识的分析”与“公式的求证”，由“抽象的概念”到更多的“抽象的概念”。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可能是专业的，但也必然是单一的；可能是实用型的，但也必然是工具型的。针对现代教育的这一偏颇，怀特海倡导教育要重视人的感性的、直觉的能力的培养，要注意到知识的有机整体性，某一知识在特定情境中的意义，不但要能够“理解太阳、大气层和地球运转的一切问题”，还要能够感受到“夕阳西下时那迷人的光辉”。
　　歌德坚定地主张人应当全面发展，而他自己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称他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知名人物中力争成为多面手的最后一个欧洲人”，说他是一个兼有诗人、剧作家、评论家、画家、剧院经理、政治家、教育家、自然哲学家以及新闻工作者多种身份的人。他不但是世界公认的文学巨匠，同时还在“色彩学”、“矿物学”、“植物学”、“生物学”等领域做出了别人不可企及的贡献，甚至还向自然科学界的泰斗牛顿发起了挑战。作为一个诗人，歌德却说：“我对各门自然科学都试图研究过”，当然，那是运用他自己的方式。他在注重理性的同时也看重感性，尊重客观事实的同时也维护主观精神；他怀疑分析的方法而更热衷于综合的方法；他反对机械论的世界观，提倡有机论的世界观。（P223，译者注）在歌德看来，即使在科学研究中也不应忽略了人，不应忽略了人的精神和人的心灵。如同他的传记作者H-J.格尔茨指出的，歌德总是倾向于认为：“对客观的和精确的事物的高尚的追求，应同对感觉的、想象的事物的偏爱结合起来。”（《歌德传》第82页，商务印书馆1984版）在歌德看来，“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就连一条颜色规律也可以用来研究希腊悲剧”。（P116）
　　从目前的情况看，专业化的倾向、分析的科学方法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后现代社会、生态社会的到来也许将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人性的健全和丰富将进一步成为全社会追求的新的价值目标。那么，歌德在这里阐发的“全面发展的人”的主张，也就给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启示。
　　伟大的人格在艺术里多么重要，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
　　歌德一生最辉煌的成就当然还是他的文学创作。他在青年时代创作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引起一代年轻人的共鸣。他在中年时期写下的诗剧《夸托多.塔索》和晚年完成的诗剧《浮士德》，都被公认为世界文学中的最高成就。马克思在他的那篇著名的《自白》中坦言，他最喜爱的诗人便是莎士比亚和歌德。
　　《歌德谈话录》中记录了大量歌德谈论文学艺术创作的言论，许多年前，当我在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起步探索时，就曾大大受益于这部著作。
　　在歌德看来，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决不仅仅是靠知识、技巧、聪明、才华，甚至也不仅只靠思想、观念，文学艺术创作是生命的整体活动，真正的文艺作品应当“是一件精神创作，其中部分和整体都是从同一个精神的熔炉中熔铸出来的，是由一种生命气息吹嘘过的。”（P247）歌德一贯强调，从事文艺创作的人一要拥有真诚的心灵，二要具备高尚的人格。在谈到《少年维特之烦恼》时，歌德对爱克曼说：“我像鹈鹕一样，是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来的。其中有大量的出自我自己心胸中的东西、大量的情感和思想，足够写一部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谈到《塔索》时他又说“这部剧本是我的骨头中的一根骨头，我的肉中的一块肉。”歌德坚信，“作家个人的人格比他作为艺术家的才能对听众要起更大的影响。”“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P39）
　　歌德的这些文艺思想与目前社会流行的一些文艺观念显然并不吻合，但错的并不一定就是歌德。在当时，歌德就已经对文坛上日益炽烈的不正之风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生活本身已经变得多么孱弱呀！我们哪里还能碰到一个纯真的、有独创性的人呢！哪里还有人有足够的力量能做个诚实的人……”“一种‘半瓶醋’的文化渗透到广大群众之中。对于进行创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妖氛，一种毒液，会把创造力这棵树从绿叶到树心的每条纤维都彻底毁灭掉。”（P17）在歌德看来，艺术的成败得失，总是与一个时代的人类的一般精神状况联系在一起的。
　　我要的是年青人，但是必须有本领，头脑清醒，精力饱满，还要意志善良，性格高尚。
　　从这本书中我们不难看到，歌德对拿破伦充满了景仰之情，说他：“一个出身寒微的人，处在群雄角逐的时代，能够在27岁就成为一国3000万人民的崇拜对象，这确实不简单啊。”他同时又激励爱克曼说：“呃，好朋友，要成就大事业，就要趁青年时代。”（P166）爱克曼感慨地说：“歌德自己在这样高龄仍任要职，却这样明确地重视青年，主张国家最高职位应由年轻而不幼稚的人来担任。”当时的歌德自己虽然是一个身居高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却有着清醒的自我审视能力。他说：“人们总以为人到老才会聪明，实际上人愈老就愈不易像过去一样聪明……在某些问题上，他在20岁时的看法可能就已和在60岁时的看法一样正确。”（P231）
　　英雄出少年。在歌德为之献身的文学艺术领域，他也同样深信不疑。一篇署名“J・J・安培尔”的文章评论了歌德的《浮士德》，文章“高瞻远瞩，见解深刻”，使他感到心悦诚服。得知“安培尔先生”不过是一位20岁左右的小伙子后，歌德显得更加掩抑不住地兴奋，他甚至还为安培尔和他的年轻的朋友们举办了家庭宴会，一再为自己结识了这批文坛新秀感到欣慰和自豪。
　　但是，歌德并没有把“青年”与“老年”对立起来，他同时又教导青年人要尊重老年人，从前辈人那里汲取经验教训，以避免多走弯路。他说：经常可以看到有许多年轻人长期在迷途中乱窜，“在这一点上我们老年人是过来人，如果你们青年人愿意重稻我们老年人的覆辙，我们的尝试和错误还有什么用处呢？”“对于入世较晚的一辈人要求就要更严格些，他们不应当老是摸索和走错路，应该听老年人的忠告，马上踏上征途，向前迈进。”（P6）
　　这本《歌德谈话录》中记录的便是年迈的文坛巨人歌德和年轻的文坛新秀爱克曼长达十年之久的交谈，这是一场老人与青年之间亲切的、随意的、诚挚的、生动的心灵交流。事隔两个世纪之后，作为一个中国当代的年轻人，读一读这部“谈话录”，介入一下这场举世闻名的谈话，我相信一定会大有收获。
　　“我把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当作我的宝库中
　　一件神圣遗迹珍藏起来”
　　歌德是一个非常重视友情的人。
　　这首先表现在他和当时德国文坛上另一位巨人席勒的交往上。歌德比席勒年长10岁，而且两人的性格并不相同，席勒重理念、性情偏激、容易冲动；歌德则重感性、性情宽和、行为沉稳。歌德甚至说，“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心理方面，也表现在生理方面。”比如，席勒在写作时特别喜欢闻的那种“烂苹果”气味，对于歌德来说简直就是受罪。（P157）由于这种种不同，两人最初并没有走到一起。但由于“志向一致”，两人终于在共同的文学事业中携起手来，建立起生死不渝的友谊。歌德说：“像席勒和我这样两个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相同，朝夕晤谈，相互切磋，互相影响，两人如同一人。”（P177）两个人在订交的十年里一共通信两千多封。歌德说：“他给我的一些书信是我所保存的最珍贵的纪念品，在他所写的作品中也是最高明的。我把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当作我的宝库中一件神圣遗迹珍藏起来。”（P60）尽管两人的关系如此亲密，尽管歌德把席勒看作一位伟大的诗人，但他并不掩饰他和席勒的某些分歧，以及他对席勒的一些弱点的批评，既是挚友又是诤友，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席勒不幸亡故，歌德自己也大病一场，甚至在一段时间里中止了写作。席勒去世之后，欧洲文坛上争论歌德与席勒之间究竟谁更伟大些，歌德对此付诸一笑，他宽厚地说：“有这么两个家伙让他们可以争论，他们倒应该感到庆幸。”（P89）
　　歌德一生中自然也遇到过许多反对他的人，但是，他并不因为反对自己而一概把对方否定掉，而是对不同的敌手进行具体的分析。他把“敌手”分为以下几类，并区别加以对待：一、愚昧无知、在不了解他的情况下对他进行了伤害，他认为这是可以原谅的；二、出于嫉妒而有意败坏他的声誉，那么他就要决心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三、由于自己的成功而使别人受到了压抑，以致引起别人的嫉恨，对此歌德表示理解；四、自己也是一个人，自身也存在着一些毛病和弱点，那么，对于因此而来的指责，只有“努力提高自己的品格”；五、还有一些人反对他，只是因为思想观点、思想方法的差异，歌德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一棵树上很难找到两片叶子形状完全一样。”由于歌德在与人交往中采取了这样宽厚而洒脱的态度，所以他可以自豪地对爱克曼说：“我感到惊讶的到不是我有那么多的敌人，而是我有那么多的朋友和追随者。”（P40）
　　歌德一生中还结交了许多异性朋友，处处表现了他的博爱精神。其中和某些异性朋友还升格为恋爱关系。朱光潜先生在选译本书时有意将这方面的内容略去了，这多少有点让人遗憾。
　　德国人摆脱不掉庸俗市民习气。
　　标题上的这句话，引自《歌德谈话录》第177页，是歌德在1828年12月16日与爱克曼在书房里吃过晚饭后说下的一句话，他在这里用来指责当时德国读书界的一些庸常之辈。歌德没有料到，在他去世后，他的德国同乡恩格斯把类似的话用在了他身上：“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责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P270）
　　做人做得过于圆满，也许就会暴露出另一方面的问题。恩格斯批评歌德的这些“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习气，甚至在这部《歌德谈话录》中，我们也能感觉出来。
　　比如，在本书记录的歌德晚年的一些谈话中，不时可以读到他对政治、政党、乃至革命运动的冷漠和厌烦。歌德认为，政治没有诗意，一个诗人“一旦加入政党，他就失其为诗人了”。（P259）在对待革命运动的问题上，歌德其实是矛盾的，他同情下层人民，痛恨暴君专制，主张社会公平，相信善必战胜恶；但他又恐惧暴力行为，害怕群众革命。歌德把变革社会的全部理想寄托在一个甘当人民公仆的“好君主”身上，而每个人则要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行的事业”，“让鞋匠守着他的楦头，农人守着他的犁头，国王懂得怎样治理国家。”（P30）1830年8月2日，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传到魏玛，国人为之轰动。当爱克曼情绪激昂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他时，他却无动于衷，反而称它为“可怕的政治骚动”，此时，他一心关注的只是他的学术问题。这在立柱阶级斗争的恩格斯看来，无疑是属于庸人之列的。
　　即使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中，歌德有时也会流露出某些“渺小”来，比如，他对自己的“贵族”身份往往也很在意，当在旅途中一些北方商贩挨着他的身边吃饭时，他会嫌这些粗鲁的下等人缺乏教养。（P109）而对大人物拿破伦曾经读过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则又津津乐道，引以为荣。
　　与我们的鲁迅先生不同，歌德性情温和、待人宽厚，这固然不能算错，然而他又太怕得罪人。他站在“中庸”的立场上责备拜伦锋芒毕露，不会明哲保身；（P63）他埋怨雨果过分地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引起读者的反感。（P247）岂不知这些正是拜伦和雨果作为一个文学家的独特之处和伟大之处。
　　歌德的伟大，是事实；歌德的凡俗，也是事实。歌德在他的《格言和感想集》一书中曾经写道：“最伟大的人物总是通过某种弱点同他们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该书第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版）这话也完全适用于歌德本人。《歌德谈话录》中给我们展示的歌德，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深信人类的精神是不朽的，它就像太阳，有时像是
　　落下去了，实际上它却永远地在照耀着。
　　在这本书中侃侃而谈的歌德，已经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所以，死亡也时常会成为话题。
　　对付有限的生命，歌德采取的最有效的方法是认真工作、努力工作，从不让时光虚度。它有一句名言：“最值得高度珍惜的莫过于每一天的价值。”（《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第60页）在这一点上，歌德倡导的似乎和我们大家熟悉的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关于生命的意义的陈述有些接近。不同的是，保尔号召人们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投入一项集体的事业中，歌德则要求每一个人全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努力增进自己的见识和能力，提高自己的人格”，然后把自己认为“善的东西和真的东西”表现出来。（P224）
　　歌德是勤奋的，他说过，“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75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就好象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P20）格尔茨在他的《歌德传》中曾发出如此的感慨：“许多人后来都在谈论歌德的‘天才’，但是他们忘记，他是一位勤奋的天才和一位十分会工作的大师……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瞬间去思考过去，思考他成长起来的时代。”（《歌德传》P195）格尔茨还记述道：直到1832年3月22日上午，在歌德弥留世间的最后一刻，这位垂死的老人还挥起右手在空中书写。（《歌德传》P197）歌德去世后的第二天早上，爱克曼去向歌德的遗体告别，他这时看到的歌德“直身仰卧，像睡着了一样；在他那庄严崇高的面容上笼罩着一片深深的宁静和坚定。在他那宽大的前额里面还好象有思想。”（《歌德传》P198）
　　歌德死了，19世纪30年代欧洲文坛与学术界的那个太阳落山了。
　　但正如歌德对爱克曼吟咏的古代希腊诗人侬努斯的诗句：“西沉的永远是这同一个太阳。”（P43）这个“太阳”看上去像是落了下去，而作为人类“不朽的精神”“实际上它永远不落，永远不停地在照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