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空雄鹰傲苍穹】 狂妃傲苍穹帝尊宠上天

　　马元光,海军青岛某干休所副师职离休干部,山东肥城人,1934年7月出生,1947年11月入伍,1951年2月入党。历任战士、司号员、班长、书记、保密员、参谋、干事、大队政委、组织股长、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团副政委、政委等职,1985年4月从海军航空兵某师军事顾问的岗位上离职休养。1955年他所在部队全部转入海军航空兵,归海军管制。在海军期间,由他负责、策划先后组建了我军独苗水上飞机部队和海军第一支舰载机部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日前,马老愉快地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独家专访。
　　
　　组建我军独苗水上飞机部队
　　
　　记者(以下简称“记”):具体什么时间来到海军航空兵的?
　　马元光(以下简称“马”):1955年3月,我们中南军区暂编10团团长周贤与团政委刘同善、副团长兼参谋长聂祖武、政治处主任肖安农,奉命率团直机关约150多人由武汉调青岛组建海军航空兵独立第一大队,即水上飞机大队。这个部队组建地就在青岛市。我在这里呆了整整12年,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
　　记:到青岛后,那边驻地的情况怎样?
　　马:我们在陆军工作了十几年的老兵听说去干海军,而且知道去组建水上飞机部队,心情都很激动。可是到驻地一看,这边是一个仅有0.27平方千米的荒凉小岛,岛上除了倒竖着一个灯塔和破烂不堪的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水泥停机坪,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部队在岛上没有办公室,几个团领导挤在一间屋子里,100多人的部队分住在几十间破旧的平房内。部队的食堂缺少桌凳,大家就蹲在地上吃饭,开会时也是席地而坐。
　　记:海军航空兵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兵种,您有没有接受过什么专业培训?
　　马:有的。1955年3月8日一来到青岛,海航就指示我们暂住海军二航校。由他们负责对从陆军调来人员进行航空知识培训。我们所有人员安排在二航校一大队一中队,编成三个区队,4月份正式开课。先后学习了电工学、飞行原理、飞机构造、发动机构造及原理、航空机械、特设无线电、国际法等课程。
　　记:我国第一代水上飞机是从苏联买来的“青-6”,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马:1955年10月16日,胶州湾风平浪静,大海平静得像一面镜子,就在这一天,前苏联驻远东海军飞行员驾驶着水上飞机从海参崴直飞青岛,在胶州湾海面上着水,正式交付给我国。从此,我海军航空兵有了自己的水上飞机部队,也正式列入海军航空兵编制序列,编为海军航空兵独立第一大队。大队长由我团团长周贤担任,政委由我团政委刘同善担任,副团长兼参谋长由我团原副团长聂祖武担任。大队机关和团岛场站则由原我司、政、后机关组成,我被任命为司令部作训股参谋。
　　记:当时的飞行员和地勤是怎样选拔的?
　　马:我们的飞行员都是从海航部队其他飞行师抽调的。副大队长佟守忠、领航主任杨林山、通信主任石运来是航三师调来的。射击主任杨瑞义,中队长余延祥、吴宝林,飞行员赵风敬、张玉田是由航一师调来的。他们成了我团第一代水上飞机飞行员。地勤干部机务主任张克礼由海航工程部派来。副主任何洪钦由二航校毕业分来,特设主任楚鸿森、军械主任俞支远由航一师调来。其他地勤各类机械、军械、特设、无线电师主要是二航校毕业分配来的学员。
　　记:他们是怎样进行改装训练的?
　　马:经过短暂的编组和整顿,在苏联驾驶专家米哈尔钦可夫、塞维列夫和领航专家米可夫、机械专家卡尔达斯等8名专家的帮助下,全大队掀起了改装训练的高潮。无论是理论学习还是外场作业,大队领导都毫无例外地亲临现场,既是领导又是“学生”。全体空、地勤人员夜以继日地钻研技术,如饥似渴地认真练习。首批学习飞行的佟守忠、余廷祥、赵凤双3个机组很快就能单独驾驶水上飞机飞行了。苏联专家对此赞不绝口。余廷祥当时是飞行学员兼中队长,由于刻苦钻研,成为飞机改装的尖子,受到苏联专家的青睐和领导机关的表彰。人民海军水上飞机部队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丢掉了“洋拐棍”,送走了苏联专家,步入了自行组织训练、地面保障和飞机维护的部队建设新阶段。
　　记:当时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马:组建就绪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了飞行训练。我虽然是个参谋,开始什么都不懂。一天忙忙碌碌跟着跑,找时间与地勤干部交谈,请教专业知识及怎样当好训练参谋。我们的股长邓日初同志也非常耐心地帮助我。在他们的帮助和自己的积极努力下,我开始熟悉了组织训练参谋的工作职责。当时我负责外场,每到飞行日就忙着申请车辆、船只,安排各种人员到场时间。开飞前与飞行值日员布设降落浮标,布置警戒船只的位置,飞行开始后负责外场秩序等等。有时工作还是很艰苦的。记得有一次飞行结束时海上刮起了大风,飞机上岸了,各种保障人员都回家了,但降落浮标还没收回来,我亲自上了牵引艇。浮标班的同志因海浪颠簸都吐得没法工作了,我鼓励他们坚持,给他们加油并动手帮忙,终于在大风大浪下起回了浮标。回来后受到大队首长的表扬,也受到浮标班战士的好评。
　　记:飞行员是怎样训练的?
　　马:从我们接收苏联的飞机后,就一直是他们在帮助进行改装训练,我们的飞行员非常刻苦认真,慢慢地训练工作也开始走上正规,至1956年9月,首批改装人员昼间科目飞完,夜航也放了单飞,苏联专家就回国了。这一时期,上级对我们的训练情况非常重视,海军肖劲光司令、海航顿兴云司令和当时青岛基地首长多次来部队视察,提出改进意见,并寄予了厚望。
　　记:水上飞机执行过哪些重大的任务?
　　马:1958年,平均每个机组飞行100多个小时,并且都完成了昼间简单和复杂气象训练,同时也执行了不少任务。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958年东海一些渔民被台风刮散,迷航回不了家,当时气象条件非常不好,还下着雨,所在地区云层高不足100米。派舰艇去搜索,海上视距太近很难发现,派其它飞机去,在海上100米以下飞行,飞机的性能和技术条件达不到。这些渔民的所在单位和家属焦急万分,国家也非常关注。最后上级派我们大队水上飞机去执行这个任务。经过三四个机组两天的轮流搜索,终于找到失散的所有渔民,并投下了救生工具,使他们全部得救。事后,对空指挥的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说:“这个部队的作风真好,飞机的性能也好”。海军也给予了充分表扬。
　　还有一次是在公海参与首次救援,那是1959年9月的一天,寇万通和张洪恩机组正在空中训练,突然接到地面指挥员命令,“马上返航,执行特殊任务”。原来正在某海区航行的上海轮船公司商船“和平”31号上的轮机长汤炳生患急性盲肠炎,若不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将有生命危险。上级决定派海军水上飞机赶赴公海,进行紧急救助。
　　当时我们还从未训练过公海降落科目。据苏联专家说,在公海降落需要一级或特级飞行员才能胜任。部队接到上级命令后,立即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任务紧急,指挥员下令寇万通带张洪恩机组立即起飞前去救援,水上飞机飞到指定海域后,很快便发现了“和平”31号。寇万通当即下令机组人员做好公海降落准备,大家协同动作,驾机徐徐下降。此时的公海风浪虽然并不大,然而涌浪却很大,水面很不稳定。由于张洪恩等全体机组人员思想准备充分,操纵动作准确,飞机还是稳稳地降落在距“和平”31号船100米处。当时公海上的涌浪大,运送病号的小舢舨无法靠近水上飞机。机长决定把飞机携带的救生艇用绳子系住顺流放下,先把病号稳放在救生艇上,再将救生艇移上飞机。机组成功地从公海上起飞,顺利返航,并立即将病号送往海军医院进行急救。
　　记:种子机的建立,是否为我们下一步水上飞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马:这是当然的。我们从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里开辟了一个全新机种,绝大多数东西都是在摸索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经过了比较长的时间后,我们终于设计制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新一代水上飞机,于1986年正式装备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有了自己的水上飞机部队。
　　
　　组建我军第一支舰载机部队
　　
　　记:什么时候组建舰载机部队的呢?
　　马:1974年7月,我时任海军航空兵独立第六大队政治处主任。当时的政委刘洪江同志找我谈话,令我率直五中队长张玉贵、副中队长郭文才、领航长韩宜南、机械师王世荣、赵家法、汪必亮、特设师刘振铎、无线电师高建法、宋维忠、荣世芝等同志,到北京良乡机场去接受法国超黄蜂直升机的改装训练任务。
　　记:当时的组织机构是如何设置的?您具体分管什么工作?
　　马:7月12日,我率领上述同志去了北京良乡机场。在那里与曾参加出国考察的南航独二大队副大队长王新训、海航独二团训练参谋王云、海航独二团机务副中队长张文棋、特设师高树林和王立元等同志编在一起。第二天海航训练处赵英魁处长接见我们,并作了动员。他说,三机部引进了一架超黄蜂直升机,让我们先进行改装训练,然后到景德镇参加性能试飞。整个改装训练和试飞的组织工作由王新训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由我负责。
　　记:怎样进行改装训练的?
　　马:7月中旬开始正式改装训练,理科学习是在三十七八度高温下进行的,我们住的地方既无空调又无风扇,教室就设在我们宿舍里,只能开着门和窗靠自然风调整温度。学习的方式主要是由教员看着法文版超黄蜂飞机的飞行和维护手册念给大家听,大家一字不漏地记笔记。就这样记了一个星期,终于完成了理科改装任务。下旬开始外场飞行训练。通过五个飞行日二十几个架次飞行,张玉贵、郭文才同志都放了单飞,地勤的同志也都可以单独工作。经过转场准备,8月10日,全部空地勤人员乘坐超黄蜂飞机,由北京良乡机场转至景德镇昌河机械厂吕蒙试飞站。昌河机械厂的党委书记王叔衡以及其他厂领导带领近百名职工欢迎我们。
　　科研人员到齐后,由昌河机械厂牵头,召开了试飞协调大会,确定整个试飞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任务接收后,我们召开了支委会,制定了具体措施。总的原则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圆满完成任务。具体措施是:严把准备质量关,准备不好不飞;严把与科研人员协调关,弄不清试飞项目、目的、要求不飞;严把气象关,试飞空域和航线上天气不好不飞:严把身体关,身体条件不适宜飞行不飞。
　　这次试飞,是对飞机的性能进行全面试飞,包括对超黄蜂飞机的最大速度、升限、最大活动半径、最大起飞重量、上升率、下滑率和转弯坡度等性能进行精确测试。由于仪器和测试人员有限,所以每个飞行架次都只能测试一个部位。飞机降落后,要重新调试测试仪器铺设线路,这就增加了我们空地勤人员在场时间。每个飞行日实际在场时间往往要三至四个小时。八九月的景德镇,骄阳似火,一般平均气温38℃左右,机场停机坪的蒸发和座舱玻璃的吸光使座舱内的实际温度达40℃~50℃,我们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大都是极限飞行,每个架次都承受一定风险。为了发展我国的航空事业,他们不计任何报酬,不打折扣、不叫困难,一心扑在试飞任务上。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飞行100多架次、近200小时,终于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试飞任务,没发生任何飞行事故。陆上试飞第一阶段完成以后,还应厂家要求做了水上试飞,也就是在当地昌河里起飞降落。同时,还安排我和毛振勇同志作为救护对象进行了水上救护演习。
　　
　　经过两个多月的飞行定性,大约飞行了100多架次、150多小时,终于完成对超黄蜂飞机性能试飞的任务。昌河机械厂和科研人员非常满意,很快投入了超黄蜂飞机的研制生产工作。
　　记:什么时间正式组建我国第一支舰载机部队的?
　　马:1975年9月份,上级批准原海航独立六大队改编为独立六团。我们参加了建团大会,会上宣布了上级命令,任命夏纪胜为海军航空兵独立第六团团长,关仁甫为政治委员,王新训、李海、王忠源为副团长,马元光、于春生、李仁修为副政治委员,许瑛为参谋长,崔永安为政治处主任,下辖超黄蜂大队、直五大队、运输机大队、沧口场站和修理厂,正式标志着我国海军航空兵第一支舰载机部队的诞生。
　　记:我们的飞行员从事何种训练或作战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舰载机飞行员?
　　马:象征我国海军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舰载机飞行员就是能够进行着舰。
　　着舰是舰载机飞向大洋的一大难关,美国在实现直升机上舰过程中摔掉近百架飞机。因飞机下滑进入甲板的方位、速度和高度务必准确,稍有不慎,就可能撞上舰船上的标志物,甚至滑出甲板摔进大海。当时,我们多数飞行员还没有亲眼见过着舰。国外着舰训练有完整的训练大纲、现代化的训练基地、模拟海上平台。而我们飞行员只凭外国飞行教官带飞的体会自编教材,在跑道上套“圈圈”,使用“土办法”进行探索性训练。1980年元月的一天,碧空如洗,舰载直升机首次着舰是在上海长江口进行的。第一个驾机升空的就是郭文才。只见他熟练驾机朝长江口一艘舰艇飞去,距舰艇1000米左右,他操纵飞机对准甲板、降低飞行高度做减速飞行,当时舰上集着近百名官兵和航空专家,都想目睹海军航空兵的“第一着”。飞机昂着头徐徐下滑,平台越来越近,舰上的建筑物迎面扑来。郭文才集中精力操纵飞机,以1.5米的高度、每小时10千米的速度进入平台。在机组人员配合下,郭文才操纵飞机以准确的高度进入甲板上空0.25米时,稍一悬停,急忙将变距放到底,迅速断开自动驾驶仪,直升机稳稳地落在飞行甲板中央,“第一着”成功了。郭文才和吕蕴兴、陈金龙等在随后的50多天时间里,着船训练2783次,用不到国外飞行员一半的时间就掌握了着舰技术要领,没有发生过一起飞行事故,参训合格率100%。从此,中国海军有了第一代舰载直升机飞行员。
　　记:正式组建后,执行过哪些任务?
　　马:建团后,我们舰载机部队的各项建设步入了正轨,开始执行一些重大任务。我记忆最深的一次就是在南极打捞数据舱的任务。1980年5月,我国首次进行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我们舰载机部队组成4个机组随特混编队赴太平洋担负火箭溅落区的警戒、航测、遥测以及打捞数据舱任务。这次任务的关键是一定要回收数据舱,因为数据舱记录着火箭在飞行中的重要数据,打捞工作必须万无一失。18日10时整,远程运载火箭准时从大西北某地腾空而起,在距预定海区8000千米,“远望”号测量船上的雷达发现了目标,4架舰载直升机飞向指定空域。遥测机机长杨守礼在领航员郑荣双的引导下,驾驶飞机飞到指定空域,一下子就捕获到了目标。10点30分,火箭数据舱溅落大海,释放出的染色剂把海水染成绿茵一片。在预定弹着点20海里的范围内,一些西方国家的飞机都在等着弹头上的数据舱落下来,好捷足先登,抢捞回去论功行赏。据说前苏联有一次在太平洋发射火箭时,数据舱就被美国人抢去了。为了增大完成任务的保险系数,郭文才以全速驾机冒险提前进入警戒区,航测机组上的领航员在2000米高度首先发现目标,及时拍下落点照片,并把位置点通报给郭文才。郭文才在机上领航员关锡华的引导下,向目标点快速飞去。突然,在航路正前方出现了一片浓积云和大雨区,穿过云可能造成动机停车的危险,绕过云就会失去价值连城的数据舱。郭文才急了,大胆地将飞机从1000米高度降到500米,在云下冒雨直飞数据舱上空30米悬停。在机组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从吊放潜水员刘志友下水到将数据舱打捞上来,仅用了5分20秒。我们干净利索地把数据舱打捞上来,而现场附近的两架美国飞机打捞了一桶染绿的海水飞回了自己的军舰。当郭文才驾机凯旋时,特混编队所有舰船汽笛长鸣,响彻云霄,以示祝贺。
　　从此,我们完成的任务一个接着一个,而且非常出色地执行了许多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如完成我国首次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飞行试验打捞数据舱、西北高原空运核弹头以及重大军事演习飞行任务百余次,填补了我国航空史上数十项空白。实现了从岸基走向舰基,从近海飞向远洋,从担负一般运输救护任务到执行搜反潜、超视距引导攻击的三大历史性转变,综合作战能力显著提高。
　　记:现在这个部队的一些情况您还了解吗?
　　马:因为是我亲自组建的,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我经常关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代舰载机飞行员已全部离开了部队。如今,新一代飞行员面对的是高科技装备大量用于实战,战争瞬间的残酷性更加现实。这不仅对传统的战略、战术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对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舰载机飞行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这支部队坚持依法治训,按纲施训,狠抓部队战斗力,攻克了远洋换乘、夜间着舰等一系列重大高难课目训练,进一步开创了我舰载直升机训练史上的先河。在完成一个又一个重大演飞任务的同时,先后有700余人次随舰出访了美、俄、英、法等38个国家和地区,集体立功18次,28人次受到总部、海军、海航的通报表彰,多次受到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94年2月,这支部队的飞行一大队被海军党委授予“海空先锋大队”荣誉称号,充分展示了其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
　　现在,这支部队已经成为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名副其实的我军第一支舰载机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