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荒唐【荒唐的解救】

　　2010年8月23日，那个下着大雨的夜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见证了那场发生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拉黎刹纪念公园内的悲剧。人质事件历经的全部12个小时，包括劫持、谈判、僵持、强攻和善后的全程细节，通过发达的新闻传媒业以及网络、手机、电视等现代通讯手段，详尽地展现在全球观众面前。这次事件以一起看似普通的劫持人质案件开场，最后却以9死7伤的结局悲惨落幕。菲律宾强力部门因在事件处置过程中的种种失误，招致了国际舆论的强烈批评，并在香港等地引发了抗议和声讨的强大浪潮。这次事件中，菲方的所作所为堪称是一部解救人质行动的“反面教材”。虽然过程和结果都让人难以接受，但我们仍要通过冷静地重新审视解救全程的每个细节，为未来可能的类似事件汲取经验和教训。
　　
　　菲警方的“七宗错”
　　
　　歹徒或恐怖分子劫持无辜人质进而要挟政府达到某种目的的行径并不鲜见，其共同点是劫匪拥有某种致命手段，以人质生命作为交换条件。因此，处置这类事件时，人质安全必须放在首位，其次才是制服或消灭劫匪。其对策一般是先行谈判，争取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和平解决问题。在确实无法妥协或是出现了必须迅速结束事件的情况下，才会动用精锐力量，在尽可能保证人质安全的前提下消灭劫匪。现代各国在解决此类事件时都不会只依赖其中一种方式，而是多管齐下，在谈判同时就开展现场侦察、收集情报、制定解救和善后方案等工作。一旦谈判破裂或时机出现，就会立即展开强攻，其间每一环节均要高度重视，做到审慎行事、果断处置。遗憾的是，菲律宾警方在此次事件中，一再违反了解救人质作战的基本原则，用媒体的话来说，“几乎把所有能犯的错误都犯了个遍，唯一未犯的就是没有误杀自己人”，结果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第一错，情报不力。此次事件凸显了菲律宾警方在情报搜集和处理能力上的缺陷，对劫持者和人质的情况全然不明，致使解救工作没有一个良好的前提基础，因此也难以做出迅速有效的部署。事件发生之初，警方甚至还以为被劫持的是韩国人。在白天的绝大部分时间内，警方曾多次派人与劫匪进行谈判，并向车上送去食物和饮水。其实，谈判代表在引导绑匪保持理性的同时，也应担负侦察现场情况的责任。借交谈机会，掌握劫匪人数、车内布局、人质所处位置等基本信息，为警方下一步行动提供依据。但因现场只有一名专职侦察人员，经过多次交谈，警方仍难以确定被劫持人质的数量和劫匪武器的情况，迟迟不能动手，错过诸多大好机会。对劫匪的精神状态也没有做到完全掌控，在谈判破裂、门多萨情绪趋向不稳时，警方却还认为他没有任何试图杀死人质的迹象，没有做好应急准备。而当劫匪在车内开枪扫射、大巴司机乘机逃脱时，警方又误信司机关于全部人质已被杀害的说法，在没有进一步核实车内情形的情况下，贸然决定展开强攻。此时又传来消息，称绑匪只杀死2名人质，车内仍有活口，警方又投鼠忌器，行动畏手畏脚，造成更多人质丧生，如果能先去设法证实司机所言，或许结局又会不同。警方在行动中对现场环境的生疏以及因此造成的种种失误，后来成为外界批评的重点。事实上SWAT部队在现场也找了～辆大巴进行模拟演练，但找来的大巴跟人质乘坐的康泰旅游巴士根本不同，因此无论是破窗还是破门，事前的演练对于后来的实战一点帮助也没有。瞽员对现场车辆的构造和特点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了解，甚至警方用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带有鲜明标志的安全门，但也为时已晚、于事无补。
　　第二错，决心游移。美联社的报道称整个解救过程警方行动缓慢，简直像是一部长达j2小时的“慢动作电影”。这主要归咎于负责现场指挥的危机处理委员会(CMC)优柔寡断，在谈判与强攻之间犹豫不决，迟迟未能下定决心。本来有机会同意劫匪的条件，和平解决危机，没有同意；有机会直接解除劫匪的武装，没有动手：有机会让狙击手将劫匪当场击毙，没有落实……在劫匪释放第9名人质时，负责谈判的马尼拉警察局副局长菲德尔・波萨达斯还在说：“劫持者在向外界传递友好的信号，我认为事情最终应该能平静地得到解决。”盲目的乐观使警方始终没有从心理和战术上做好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准备。就这样从上午劫持发生到晚上强攻开始，警方一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既没有谈判进展，也没有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把情况侦察清楚，制定出详尽行动方案，这种致命的拖拉在解救工作的第一阶段就注定了最后的悲剧结局。如果开始就做好最坏的打算、作好以强攻最终解决问题的思想准备，在白天狙击手应该有更好的射击机会，而且会更加出乎劫匪意料，也有时间动用一切手段来满足现场各种装备和条件的需求。至少在劫匪开枪前，警方应该预想到下一步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作出针对性的部署。当车内第一声枪响时，就意味着形势已经不可逆转，此时如果准备到位的话，突击行动就应在第一时间展开。但事实却是警方lO分钟内没有任何反应，坐等CMC负责人马尼拉副市长莫瑞诺的命令，彻底贻误了战机。应该说，警方最后开展强攻，既有司机的误导，更多的则是因为此次事件牵扯到境外人员，政府承受着巨大压力，为避免事态无法挽回，仓促做出决定。即便在此时，警方也未拿出完整的行动预案，特别是在遇到意外挫折后，竟然没有备用的解决方案。参与突击行动的56名警员只能呆在雨中束手无策，足以证明事先计划的混乱与失策。
　　第三错，谈判失误。劫匪门多萨于1981年加入马尼拉警队，曾获得过17枚勋章并获选十大优秀警官，但因一起存在诸多疑点的勒索及强迫他人吞服毒品的指控，去年2月被解除职务并取消退休福利。门多萨坚持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解职未经听证及申诉程序，是不公正的，试图以持枪劫持人质来引起社会关注。劫匪的第一目标并不是伤害人质，而是把人质当作工具，开始与警方的交流也是积极的，其要求只是恢复原职，并赔偿其解职期间的收入损失。应该说并非不切实际，而且既无政治目的，也无多大社会危害，完全可以先答应其条件，以稳住劫匪，使人质安全获释，然后再对劫匪本身进行处置。退～步说，警方也可以通过答应部分条件，促使劫匪逐步释放人质或是将人质转移，以便捕捉战机，乘隙击毙或以其他手段制服劫匪。但菲律宾警方似乎缺乏相关的应对能力，谈判从一开始就没有朝正确方向发展，只是一味拖延，使得劫匪逐渐失去耐性。随后警方又犯下另一大错误，那就是让劫匪的亲属前去协助谈判。英国安全问题分析人士休布里奇认为：“亲属好友是把双刃剑，他们可能对劫持者有影响，但却很难控制其交谈内容。”这种会面不仅有借机通风报信的危险，同时从心理学上来讲，劫持者常常会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当着亲朋好友的面不会选择投降，而是继续顽抗到底。警方让劫匪的弟弟格雷戈里奥充当联络人，为双方谈判传递信息。后者也是一名警官，但他显然没弄清楚此刻的身份或是不想弄清，在前往现场时还被搜出了一把手枪。CMC后来怀疑格雷戈里奥向门多萨透露警方动态，因此在当晚18时以妨碍司法的罪名将其逮捕，这 一举动又引起其家人的强烈反应。由于警方没有采取技术手段隔断现场周边的无线信号，门多萨通过手机获知了这一变化，从而被彻底激怒，事件自此急剧恶化。
　　第四错，装备不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纵观当今世界任何一支特警部队的装备，估计也找不出像事件当晚菲律宾SWAT部队这样简陋的了。首先，参与进攻的特警队员没有一件专门的战斗服，也没有特警必备的多功能战术背心、护目镜和面罩。即使有这种场合必需的一些专业装备，他们也根本无法方便地携带和使用。有的警员甚至连防弹衣和头盔都没有，只戴了一顶警帽，面对持有军用步枪的歹徒，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证，又谈何解救人质?其次，这些特警装备的多是全尺寸的M16突击步枪，辅以部分M4卡宾枪，一部分警察使用M92F或柯尔特自动手枪。前两种武器长度较长，在大巴车内这样狭小的空间内使用时显然不够方便，而且它们均是军用武器，射弹初速高，近距离内侵彻力强，很容易因过分穿透而误伤人质。手枪虽然灵活方便，但都是半自动武器，火力不足，而且对射手的技能依赖很大。在这种特殊条件下，优选的突击武器应该是9毫米微型；中锋枪，辅以闪光爆震手榴弹。通常应先行投掷爆震弹，以强烈的闪光和声响使劫匪暂时失能，然后特警队员乘机突入，以抵近射击将劫匪击毙。但菲特警只使用了催泪弹，而且是在劫匪最后孤注一掷、疯狂扫射的情况下投进车内的，失去了突然性，也没起到任何作用。第三，缺乏必要的特种装备。最后的强攻耗时近1小时，但宝贵的时间却大都浪费在破窗上，警方为了对付大巴的前后风挡和侧面车窗，居然动用了平头大锤这样的原始工具，结果劳而无功，反而彻底激怒了劫匪。其实，国外旱就开发有专门的破窗武器，以导爆索或条状炸药为动力，然后垫以减轻爆炸威力、防止碎片伤人的水袋或复合材料，只需千分之几秒就可将车窗彻底炸开，为后续进攻打开通路。在破窗后，特警们又因为没有折叠梯或跳板，又不敢措人梯，半天都只能在车外转悠。可以说除了防弹盾牌外，在此情形下可以发挥作用的其他专业装备均看不到。此次事件中的劫匪并没有穿戴防弹衣和头盔，又多次站在大巴前门及前风挡等开阔区域，狙击手有多次机会可以将其击毙。但现场菲瞽方只安排了两支狙击步枪，又没有夜视瞄准镜或热成像仪，在暗夜条件下无法有效使用，因而错过了拯救人质生命的最后机会。
　　第五错，训练缺乏。在整个解救人质行动中，让人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菲律宾警方的破窗行动。CMC满以为可以一下敲碎车窗玻璃，迅速突入消灭劫匪，殊不知几块玻璃反倒成了最大的拦路虎，非但没能突八成功，反而惊动了劫匪。从转播视频来看，从行动开始，整整5分钟都没有砸开车窗，而此期间劫匪却是充分自由的，如果要杀人质的话，即使15秒钟也绰绰有余了。在近1个小时的时间内，全车多个窗户都逍锤砸，但警方显然低估了玻璃的强度。从使用工具和敲击位置也看出缺乏相关经验，对这种贴膜的钢化玻璃来说，尖头锤比平头锤更加适合，而且要击打其四角才能加速碎裂，只猛砸中间部分，虽会出现裂纹但整体却还能保持完整，警员依旧无法进入车内，最不可思议的是一名警员因为紧张或其他原因。居然失手将铁锤掉进了车内。这样的突击水平和心理素质，只能说明平时警员太缺乏相关的训练。事后，香港媒体找到了两段菲特警训练的视频，其中一次作为突击对象的大巴窗户是事先打开的，另一次在事发当日进行的演习，看起来更像是在“演戏”，采用了同样的大锤开路战术，特警们搭上人梯，只用了2分钟就轻松“处置成功”。只不过真到了面对劫匪枪口的时候，这些花拳绣腿式的套路似乎一下都不管用了，没人敢真正伸直脖子去看一眼车内的情况，连双人或三人的简易人梯也没有搭过一次。训练不足导致的另一后果表现在对付大巴前门的时候，警方似乎是想把前门拉开，但再次低估了其结实程度，拴在门上的不是钢缆，而是不知从哪找来的绳子，结果一拉就断，被迫放弃了从前门进八的打算。由于训练不力，即使现有的装备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例如特警通过打破的车窗向车里扔荧光棒，试图为车内照明，也是毫无意义的举动。因为这种荧光棒本身亮度很低，一般是在黑暗环境中用来标记路线，引导人质向安全区域转移的。当时劫匪还没有击毙，人质伤亡情况不明，扔进这种东西还不如扔两个催泪弹来得有效。至于为突入警员提供照明，除了依靠枪械附带的战术电筒外，还可以在车外架设大功率探照灯，以突然的强光起到震慑和迷惑劫匪的目的，但前者根本不见踪影，后者的距离又太远，根本起不了作用。
　　第六错，组织混乱。参与进攻的特警队员都身着与劫匪类似的普通警服――短袖衬衫、长裤和警靴，仅头盔就至少有两种式样，在大雨和夜暗中如何识别敌我是个大问题。就强攻本身而言，其战术组织也较为混乱，看来事先并没有一个周全的预案，几次进攻都选择沿车身右侧和后半部突破的固定路线，始终是两组人马各依次排成一串，紧贴在车身上，根本没有观察与射击的角度。而这些地方均在劫匪的视线和火力范围之内，作为资深警官，劫匪对这一套定会了如指掌，因此进攻开始后警方就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此外，警方在进攻时根本没有战术配合，也没有组织佯攻来引开对方注意力，警员们在前门、前后风挡、安全门之间来回徘徊，完全没有显示出决心所在。虽然后来有3名警察在皮卡的协助下进入车身右后部的安全门，但一遇车内开枪，又连滚带爬地逃到了车外。在事件最后的10分钟内，特警的表现也受到了质疑，媒体认为部份人质是由于警察向车内胡乱射击而造成伤亡的。事后马尼拉警方负责人利奥卡迪欧・圣地亚哥承认，部份人质可能在交火中因流弹而丧生，已要求近200名参战警员交出各自的枪械，进行弹道鉴定。现场控制工作也是一团糟，劫匪射击时的流弹穿透车窗后，居然伤及多名现场围观者及记者，可见距离之近。特别是事件结束后，各路人马蜂拥而上抢救伤员，现场热闹得如同菜市场一般，如果劫匪另有同伙，完全可以乘乱逃脱或是再行大开杀戒，同时对日后的现场复原和取证鉴定工作也非常不利。
　　第七错，公关乏力。解救行动的失败，不仅使菲律宾强力部门颜面扫地，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形象。但开始菲律宾官方并未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徒劳地进行～些拙劣的辩解，试图开脱责任。例如面对媒体的质疑，利奥卡迪欧・圣地亚哥起先坚称，他个人对于事件处理方式做出了正确决定，而且肯定警方遵循了正确的危机处理步骤。阿基诺总统也在记者招待会上为警方行动辩护，强烈批评媒体全程直播事件，让劫匪获悉警方部署，并：睁谈判失败的所有过错都推到门多萨的弟弟身上。此外，事件结束后，媒体又接二连三地曝出负面消息，例如阿基诺面带微笑发表声明和视察现场，市民、警察争相在现 场照像留念，劫匪家属在其棺椁上覆盖国旗等等，这些出格举动激起了包括香港和中国内地在内的各国民众极大愤慨，进一步扩大了事件影响。此后，菲律宾政府和警方才开始注重危机公关，不断加大自我检讨力度，并做出了彻底查清真相的姿态，担任解救行动总指挥的马尼拉地区总警长引咎辞职，给予另4名指挥官停职处分。尤为罕见的是，该国首次为外国人设立了国家哀悼日，并派副总统和外交部长专门赴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通报调查结果，试图以这种国家最高层级的形式进行哀悼和道歉，向中国和全世界展示诚意，修补裂痕。但对于政府的这些动作，即使是菲律宾本国人士也认为远远不够。菲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众议员拉格曼要求阿基诺内阁中与此事有关的3名阁员全部辞职，一些众议员也提交了成立事件国会调查小组的议案，要求对解救过程细节进行深入调查。
　　
　　事件背后
　　
　　菲律宾是亚洲东南部的一个群岛国家，由于曾长期沦为西班牙、美国和日本等列强的殖民地，国民经济和军事工业相对弱小，没有自主研发武器的能力，但能生产轻武器及其弹药。其中尤以Armscor弹药公司较为著名，该公司专门从事廉价民用弹药的生产和出口，产品种类繁多，主要面向欧美民用市场。该国军事工业的另一特色，是枪械制造业发达，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正规军工厂外，还有一些私营厂家，主要以仿制各种国外枪械为主。此外，菲国内地方政治势力异常强大，常以武力维持其“割据”状态，加上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对武器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专门制造和改装“黑枪”的地下作坊为数众多。菲律宾与中国台湾、印尼、马来西亚隔海相望，海上走私“黑枪”活动也相当猖獗，是上述地区非法枪械的主要来源地，前些年甚至台湾有人专门聘请菲律宾技工到岛内设厂制造“黑枪”。
　　1946年，菲律宾独立并建立国防军，1950年4月改称菲律宾武装部队。与之相比，菲律宾国家警察部队的历史要短得多，1991年1月才正式组建，隶属内务与地方政府部，现有12.5万人，远超过正规武装部队的10.9万人，是国内最大的准军事力量，在各地区及省、县、市、镇均设有国警指挥部和警察局。菲、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盟国关系，签署有共同防御条约和援助协议。因此，菲律宾军警使用的武器基本以美国产品为主。在轻武器方面，1990年之前主要装备M14半自动步枪以及少量的M1伽兰德半自动步枪、MI卡宾枪等，现在后两种武器已基本淘汰，只有少量流散民间，M14也只有在警察以及监狱等部门部分留用。目前，军警使用的主要是M16／M16A1突击步枪和部分M4／M4A1卡宾枪，手枪则以M92F和柯尔特M1911A1.45自动手枪为主，同时警察部队还装备有少部分格洛克17以及捷克CZ75自动手枪。至于狙击步枪等精密武器，也都依靠从国外进口，同样以美国货为主，包括巴雷特M82大口径狙击步枪这样的远程狙击武器。虽然“9・11”事件后美国加大了对菲军事援助，提供反恐训练，并承诺向菲提供包括轻武器在内的更多新式装备。但就目前情况而言，菲国军警的武器基本上还是以美国的淘汰产品居多，弹药则多是美方提供的廉价剩余物资，整体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要落后20年左右。
　　由于菲律宾政局长期不稳，加上枪械管理松懈，国内枪支泛滥情形相当严重，对治安形成极大威胁。据统计，目前流散在菲律宾民间的非法枪支多达100万支，远超过军警部门的枪械数目总和。此次事件中，门多萨虽然早已被革职，但他使用的M16步枪和警服、警械等一直没有归还，甚至仍拥有持枪证，足见管理之混乱。大量非法枪支已成为促生犯罪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据联合国机构调查显示，菲律宾是目前世界上持枪犯罪率最高的10个国家之一，因勒索赎金和政治等目的而持枪绑架人质的案件时有发生。2000年，菲恐怖头目阿布沙耶夫绑架了21名美国人质。除一人获救外，其余全部遇难，轰动一时，2009年11月发生在菲南部马京迭瑙省的当地政界人士和记者遭劫事件更为著名，在此次事件中，原省长之子小安达尔・安帕图安为谋求省长之位，公然派出100余名家族武装，拦截并绑架了政敌曼古达达图的竞选车队，最终将包括妇女和律师、记者在内的57名人质全部杀害，酿成了震惊世界的惨案。据统计，仅2009年一季度，菲律宾国内就发生了40起持枪绑架和劫持人质案件，是2008年全年发案数的两倍。受害者除本国富商和旅菲华人外，还有美、意、韩、巴基斯坦及印度籍人士。枪案频发、绑架成风的现状，已经严重影响到菲律宾的国际声誉，更是对其政府执政能力提出了直接考验。但显然这并未引起该国政府的足够重视。根据菲律宾国家警察委员会2009年发表报告称，由于射击训练费用昂贵，超过90％的警察开枪时不会瞄准，也不懂如何维护武器，其余10％也只能达到初学者的水平，有近半警察因此不携带任何枪械。其所谓的反恐特种部队和SWAT部队不仅装备落后，训练手段也非常有限，作战能力和水平低下，解救人质的成功率和他国相比有很大差距。在2002年的一起4岁男童绑票案中，菲律宾SWAT就因表现出格而被媒体称做“人质克星”。在那起案件中，警方在任由绑匪向人质连刺13刀后，才开枪将其击毙，而男童居然也同时身中5枪。当局事后曾指责警方缺乏效率，否则应可以避免悲剧后果，并要求特警部队重新接受营救人质等训练。而在此次人质事件中，“重新训练”的结果让人再次大跌眼镜，难怪菲国特种部队事后被香港媒体讥讽为“特别有种部队”，菲律宾人也自嘲他们的SWAT其实是“Sorry，Wala AkongTraining”(菲律宾语与英语的混合语，意为“对不起，我们没有训练过”)的缩写。
　　
　　影响及意义
　　
　　此次人质事件被称为是“菲律宾国家形象的一场悲剧”，它的后续影响目前还无法准确估量。但从短期看，各国相继发出赴菲旅游警告，民间的抗议声浪让十数万在港菲籍劳工感到不安，使严重依赖旅游和外劳收入的菲律宾经济陷入危机。从长远看，这一事件将加深全世界对该国政局低能、腐败以及混乱等的负面印象，可能会对在菲投资及其经济发展带来持久和沉重的打击。由干警方业余和不负责任的解救行动，给国家带来超乎想象的严重后果，“荒唐的懈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菲律宾身上撕不掉的一个标签。其实对所有国家来说，类似的劫持人质事件都不允许有任何失误，与其被动地接受解救失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如未雨绸缪，加大对专业处置力量的装备和训练投八。同样是震惊全球的伊朗大使馆人质事件，英国SAS特种部队以其精良的装备和良好的训练，以及在处置过程中表现出的勇猛和果断，不仅成功化解危机，同时提振了国家形象，这场战斗现已成为各国特种部队解救人质的经典范例。反观这次菲律宾警方解救行动的失败，其实并非偶然，而是在该国特殊政治环境和警察体制下的一种必然结果。虽然高科技、高质量的装备的确能提高特警部队的作战效能，但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才是成功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的关键和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