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糖厂的末班车]法制栏目剧末班车

　　是否半夜里心痒痒，直蹭炕沿…… 　　———二手玫瑰歌词 　　八十九路末班车晚十一点零五分从烟草路出发，薄荷绿车身上的人流广告融入黑夜，车载电视开始播放MTV，不再是白天的方言新闻。它冲出龙泉路、北二环，从东三环直奔昆明糖厂。炎热的九月，李果多次跳上八十九路末班车，周围没几个乘客，两排硬塑胶座位插在昏暗中，犹如二十七只冰冷的墓碑。四十八分钟后，吴菲就站在糖厂门口惨白的路灯下，两手握在小腹那里，身材高挑得不像话。
　　干吗非要选择末班车？明明可以早一点出门，早一点和吴菲见面的。
　　李果在更热的八月认识吴菲。那天晚上喝多了，被王重塞进车厢（他们在烟草路一家小饭馆喝酒）。他瘫倒在最后一排椅子上，搞不清唯一的旅伴———左前方穿米色职业装的高挑女人哪一站上的车。她笔直坐着，两手紧攥前排的铁把手，不时回头打量他。汽车的轰鸣像酒鬼在呕吐。李果想追随液晶电视上邓丽君演唱会吹口哨，可调子跑得很厉害。女人的回头频率加快了。他在一个转弯处溜倒，女人走过来，搀起他，坐好。
　　谢谢。他没闻到香水味。没有任何香味。真少见。你喝多了，她说。没事，我没事。他挺直身体。她走回去，想了想又折回来，小心挪到他前排坐下，把那一侧的车窗关好。
　　一连串惨白的路灯让他彻底清醒。女人走到后门。他问这是哪儿？她说，糖厂。他叫起来，怎么跑糖厂来了？妈的，我住白马小区。他只能跟她下车，这才发现糖厂连个像样的站台都没有，一道生锈的大铁门出现在玫瑰色的夜空下，人字形的厂房屋顶匍匐在黑暗中，一条窄窄的河（盘龙江还是金汁河？）散发甜腻腻的臭味。判断方位是困难的，但你好歹知道远在三环以外，没有出租车。还有返回的八十九路吗？她说没了，刚才那辆是末班车，有来无回。那我怎么回家？他急啦。女人攥住白色漆皮挎包的带子，咬住嘴唇，那身米色职业装雪白耀眼。几条电线融入黑暗，糖厂的红砖墙头插满碎玻璃茬子，有什么机械在远处轰鸣。她让他稍等。五分钟后，她走出糖厂大门，变戏法似的推来一辆黑色女式永久单车。
　　我就住糖厂宿舍。她说。你有空就把车还我，没空算了。
　　怎么能算了？他要了她的电话号码。我一定给你骑回来。
　　无所谓。她温和地笑了。
　　他们连续约会三次。李果每次搭乘八十九路末班车抵达糖厂，在招待所住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去糖厂背后的金殿水库一带爬山散步。他没和她睡过，甚至没动过这念头。她好像凛然不可侵犯。次日清晨，她从单身宿舍出发敲开他的门，给他带来饼干牛奶或油条豆浆。真是好女人呐。窗外，灰色的厂房、高大的烟囱和围墙外面绿得发黑的桉树林像梦一样虚幻，让你怀疑这里到底还是不是昆明以北。山坡上有灌木丛，一小片白色野菊花昭示秋天即将到来。距离厂区不远的河面有八根细松木拼成的小桥，跨过去是大片草地，金殿水库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岸边几只白鹭像巨大的飞机一样起起落落。
　　离婚三年了，李果头一回这么有规律地和女人约会。他喜欢唠叨过去，吴菲只听不说。中午他们在金殿附近的小餐馆吃饭，差不多轮流掏钱。下午三点，他们在臭水河边道别。她高挑的背影有种特别的庄重，让他觉得格外谦卑。她两手抓紧白色挎包，转身走进糖厂大门，步子不慢不快，周围的空气和小石子似乎纷纷闪开。对这类女人你将一无所知。他走的时候没一点留恋，反而亟不可待。但是到了周末下午，他一定会给她打电话的，然后跳上八十九路末班车前往糖厂，仿佛就为了看看她提前等在大门口，在苍白的路灯下冲他微笑的模样。
　　好吧，李果开始讲他的故事。离婚那阵，他二话不说就把房子给了前妻。买房的钱大部分是他的，没关系，她跟他十二年，比起他给她带来的伤害，没什么不能给她。
　　三年前他失业了，整天宅在家里给老婆买菜做饭。他喜欢这样。真喜欢。还喜欢给老婆买点小东西，袜子啦，内衣啦，甚至卫生巾，偶尔也买两件衣裳。她高兴坏了———是货真价实的高兴。她从没贬低过他。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她知道该怎么小心翼翼看护男人骄傲的心。她不逼他找工作，我每月挣五千多呢，够花了。她说。除非你着急要孩子，着急买辆车。不，他说，我不急，听你的。
　　他和吴菲坐在一块大石头上，金殿水库泛起皱纹。他继续说下去：一些错误一瞬间就发生了。总是这样。那天他在附近的小超市给老婆买东西，碰上楼下一个教钢琴的姑娘，她很吃惊，你居然买女式唇膏、棉签、内裤？是的，我老婆的。她笑了，一边笑一边难以置信地摇头，我可以教你们孩子学钢琴，八折。她抬头看着他说。我还没孩子，谢谢。他说。大约第三天，他路过她一楼的家兼钢琴教室，他奇怪自己过去怎么没认真留意它，拉着厚厚的粉色窗帘，窗台上有一株盛开的水仙。他站了站。她从窗口叫住他，给你儿子报名？我没孩子呐，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啊，真抱歉，她笑了，我忘了。好吧，为真诚表示歉意，进来坐会儿？
　　就这样，他进去了，被她说服学几个课时的钢琴，稀里糊涂交了两百块钱。她那里真干净，钢琴一尘不染，水仙花蕊嫩得像婴儿的小手，淡淡的熏衣草清香像从墙里渗出来。她的钢琴弹得很棒，那是一双无与伦比的手，修长、雪白，在琴键上来回翻飞，像跳舞的天使。大约第六天下午，他满头大汗地弹完音阶，她突然把他的脑袋揽到小腹那里，让他的脸触碰到光滑微凉的皮肤。他吓傻了，但没反抗。他们身下的钢琴乒乒响，简直在模仿一个电影镜头。
　　那以后，他每天都下楼，不用敲门就能进去。她在固定的地点等他。
　　吴菲面无表情。起风了，白得发黑的细浪推推搡搡向前奔跑。
　　后来我老婆发现了。李果说，这种事情，你瞒得了多久？
　　吴菲摇摇头。太阳穴周围有淡蓝色的血管，皮肤薄极了。她揍我，他说，打耳光，狠狠打，差点把我打晕了，半夜用台灯把我狠狠刺醒。她说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决定，比如离婚。不，我不离。我们好了十二年，十二年呐。我说。你还会找楼下的女人？会吗？她说。我没回答。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她不见了，也没像从前那样在茶几上给我留点钱。我没去菜市场，没打扫房间，没收拾垃圾。下午，我下楼找钢琴教师，她说我老婆来过。你老婆那么镇定，一直坐我对面抽烟，钢琴教师说，她讲了一大堆你们的故事，说你当年多穷呀，她经常从她上班的工厂跑到你那儿照顾你，天冷的时候给你弄一个热水瓶子捂你的胃，你胃不好，年轻嘛，总觉得自己是铁打的。再后来，你老婆瞪着窗外发呆。外面能有什么呢？天蓝得发紫，她又看着我的水仙花，说这白白的花朵多小多脆啊，一不留神，一碰就碎。你老婆攥着我，两手冰凉，她说我能给你钱吗？我把我全部积蓄都给你，搬走吧，行吗？求你了。她看着我说，你不搬走我会杀了你的，我会忍不住跑下来杀你。她让我把门窗都关严，关死。别再让任何人进来，好吗？
　　吴菲一声不吭，望向水库对岸黑魆魆的松林。
　　我问钢琴教师什么打算，她哭了，长长的手指捂住脸。她说不知道，没想好。天黑的时候我上楼回家。我老婆的手机关了，一直关着。我心里发慌。我知道出事了。你懂我意思吗？
　　吴菲眯起眼睛，把一丝刘海捋到耳后。
　　她大约凌晨三点才回来，她的白毛衣、牛仔裤、磨砂长筒靴和蓬松的头发、浑身的酒气明确告诉我，她出事了。她拼命洗手。她收拾东西。我问她那个男人是谁，她一阵冷笑，谁都像你那么无耻？我让她明天再走。我们小区背后是庞大的城中村，深夜游荡着吸毒、醉酒的流氓，发生过多起刑事案了。想想吧。
　　吴菲咬住嘴唇，脸色越来越苍白。沉默让空气里的水味有增无减。
　　你没什么要说的？他看着她。
　　她摇摇头。没有。我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故事。
　　李果对八十九路末班车的运行路线已经烂熟，从烟草路口到糖厂大门，一共十二站，耗时四十八分钟。摇摇晃晃的车厢把他带向吴菲，一个高挑女人，像前妻一样高挑。那天夜里，她到底去了什么地方？酒吧？酒店？还是某个男人的家？不，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后来。凌晨四点多她在白马西路拦下一辆出租车，次日晚上，昆明电视台《巷尾街头》说大观东路发生一起凶杀———一个贵州籍男子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后面的巷道里连捅一个三十三岁女子七刀，抢走了她的手机、钱包和首饰。
　　整整七刀。
　　那天夜里他一直开着电视。后来醉了，咚咚咚跑下楼，敲一楼的门。钢琴教师哀怨地劝他回去，可他推门而入。再往后呢？再往后都喝了酒，上床做爱，醉醺醺返回。七点钟的天空干燥清亮，像孩子的鼻涕。她手机继续关机，他们失去了联系。在最不该失去的时候失去了。他中午醒来，外面白亮刺眼，云彩又薄又脆，风把什么东西吹得啪啪直响。
　　现在，他下车，吴菲站在路灯下冲他微笑。多美的笑容啊。
　　糖厂招待所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短发，圆脸，表情淡漠，塌鼻梁两侧有很多雀斑。她检查他的身份证，登记，给他押金条，交给他一把房门钥匙。每晚三十块，这大概是全昆明最便宜的招待所了。他逐渐发现，这栋陈旧的红砖筒子楼只有他一个客人。第二天上午他退房、从老女人手里接过押金和找零。她似乎整晚坐在那里，狭小的房间两侧是用厚纸板糊的，柜台是一张老式的七十年代的黑木桌子；身后的蚊帐洗得发黄，招待所背后，高大的厂房是天空和大地之间的唯一过渡，甜腻腻的空气里有下水道的呛味，像一群老鼠正在腐烂。
　　你为什么就不讲讲自己？
　　没什么好讲的。吴菲拉起袖子闻了闻。我身上还有糖味呐。她微笑着说。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糖厂工人。
　　你就不担心我再不来了？他说。
　　她摇摇头，那是你的事情。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
　　他和她大概都习惯了这种周末节奏———散步、讲述、倾听。没什么理由停下来，也没什么理由必须继续下去。
　　他们偶尔碰上她的工友，他们穿得一模一样：米色工作服，白衬衫，黑皮鞋；他们拎着铝皮饭盒，要不就坐在破旧的台阶上晒太阳。他们冲她打招呼，用眼角余光打量李果。她从不把他介绍给他们。她和他们的关系有点微妙。他想。他们的面孔看过就忘，他本来就记性不好。第四个周末，他们在水库南面的山坡遇到一群八哥，他们一动不敢动，直到它们拍动黑黄色的翅膀飞走。
　　他宽慰她说，我还会来的，你要是不耐烦了就赶我走。
　　她微笑的样子让人难忘，嘴角有小小的酒窝。你要是觉得你把故事都讲完了，可以不用再来。她说。
　　我记得似乎离婚了，又似乎没有。他说下去。因为手续是她律师来办的，我一直没见到她本人。那天晚上的凶杀案总让我提心吊胆。她一直关机。我到处打听那天夜里死亡女子的姓名，可迟迟没有答复。再后来，终于听说她停放在西山区医院楼下冷柜里，还无人认领。我出发了，坐了很久的车，又步行二十分钟才到。我直奔地下一层，值班老头说我没权利查看死者。我只好偷偷往他手心里塞了五十块钱，他总算同意了。他走到柜子前面，拽开，四周的灯全亮起来，他退到角落里，到处是冰块和福尔马林的味道。我凑过去，妈的，那张脸你这辈子都忘不了———被彻底毁了。记者报道失实，何止七刀，她应该挨了无数刀。衣服似乎是她前一晚穿走的，但不确定，发型也未必吻合。老头说，公安局留下的唯一遗物是一块西铁城手表。
　　他捧出一只小小的纸盒，表盖几乎全碎了，指针停在四点五十八分。这应该是她那只，但还是说明不了问题，任何一个女人都能戴西铁城，对吧？但我记得，那天凌晨四点五十八分之前，她蹲在出租车后面。我跑过去，她哭得那么伤心，那么多泪水从她脸上劈劈啪啪砸下来，把柏油马路都打湿了。我在想象中把她搀起来，往回走，回我们的家；我想象她在大观东路的电话亭里给我打电话，她一定想告诉我她手机没电了。可那天夜里我没带手机就去了一楼。再后来，你知道的，我再也打不通她的电话。再后来……四点五十八分，表碎了。
　　吴菲还是一声不吭。他们沿羊肠小道下山，从水库左侧绕过一片松林，找到一块草坪并肩坐下来。他们之间至少保持半米距离。
　　他继续往下说，离婚的时候，我告诉她的律师，房子家具都给她。我会搬走，尽快找份工作，找地方住，实在不行就回父母家。可我老婆———不，应该是前妻一直没回来。我买菜，做饭，洗衣服，拖地板，想象她就睡在卧室里，从来没离开。我到处找工作，有段日子大概七天没回去。七天后我踏进家门，她累得不想说话，晚上八点多我把她从床上叫醒，让她吃我做的青椒肉丝和麻婆豆腐。接下来我们上床，被她抱那么紧，就像从没离婚———我已经没法分辨幻想和现实的界限，我明明知道房间一直空着，你拍一拍杂志，灰尘就铺天盖地，真像她没完没了的眼泪。
　　他深深叹气，说不下去了。
　　九月下旬，李果买了一束香水百合带上八十九路末班车，让甜丝丝的花香充满车厢。十一点五十三分，她出现在路灯下，他老远就看见了。他早早起身等着司机打开后门，在薄薄的尘土中跳下来，走向她。吴菲穿一件咖啡色涤纶外套，一条黑色长裙，一双平底磨砂皮鞋。真漂亮。她接过鲜花，满脸绯红。
　　为什么送我花？她说。
　　不行吗？他说。
　　她一路沉醉地嗅着它，带他直奔糖厂招待所。老女人一声不吭，撂给他房间钥匙。他开门进去，她站在门口，粉色的花瓣碰到门框上。
　　不进来坐坐？她摆弄着那束百合。他想她大概误会了。他的意思是，他们可以随便聊点什么嘛，然后，他会把她送回三百米外的单身宿舍。她终于抱着那束百合进来了。他让她搁到桌上，她却抱得更紧。我喜欢百合，她说。就是喜欢。好吧。他坐在床沿上，问她喝水还是喝茶？他抓起暖瓶。茶。吴菲不再那么抗拒了。是因为那束花吗？
　　她坐到黑木椅子上，吱嘎作响。说吧，我听着呢。找到你前妻了？
　　李果把茶端过来，放到桌上。她走了。他说。
　　走了？
　　走了。
　　去哪了？
　　他摇摇头。
　　吴菲愣在那里。被杀死的女人一定不是她，对吧？
　　李果坐着没动，巨大的厂房阴影扑到窗台上。那个女人的身份确定了。他说。我总觉得那就是她———是我把她害死了。我让她那么伤心，那么无助。关键时刻居然错过了她最后一通电话。
　　李果打量吴菲。她的眼神恍恍惚惚。远处响起什么东西被撞翻的乒乓声。我每次经过一楼那个带钢琴的房间就万箭穿心。最后一次见她差不多是一个月以后了，我们在楼道口撞个正着。她憔悴多了，问我能不能进屋坐坐，我想拒绝，可她说她正搬家呢，唯一的床已经拉走。我走进去，钢琴没了，水仙花开始凋谢，房间里很乱，我们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有的东西打了包，有的没有，很多抽屉堆在一起。她说她打算去一家餐厅弹琴伴餐，每月收入两万，不少了。她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是一串模糊的地址和她新的手机号码。可以给我打电话。她说。她给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对不起，李果，对不起。她哭了，脸埋在我胸前。我浑身冰凉，对这一切充满仇恨、怀疑以及说不清的遗憾。我默默退出来，上楼，把那张名片扔进垃圾桶。院子里响起马达声，搬家公司正在把她和她的东西搬走。
　　一楼的某个地方，大概是老女人值班室里的壁钟响起当当声。凌晨一点。李果抬头看着吴菲，她的左手一直在抚摸花瓣。不走了吧？他说。吴菲没吭声。两张床呐。放心吧。
　　她放下花，同意了。
　　李果失业很久了，前妻离去后他大多数时间仍住白马小区。她果然把什么重要东西带走了，家里空得吓人。电话一直不通。她消失了吗？他没办法找工作，只能继续呆着，每天傍晚竖起耳朵聆听她的脚步还会不会传来。他坚持打扫房间、跑步、看报纸，在小区里和邻居聊天，夜里，他经常被载重卡车的轰鸣惊醒，他坐起来，在脸上摸到大把大把的泪水。他吓坏了，以至于从不敢开灯。他想找到钢琴教师的名片，那个和他一起把钢琴弄出巨大响声的女人在哪里？他还想给某个朋友，比如很久没见面的王重打个电话，可这是凌晨三点，谁愿意被一个莫名流泪的家伙骚扰？
　　八十九路车呢？八十九路末班车为他打开梦境之旅：地板和椅子是簇新的，硬塑胶座椅散发出碳化物的气味，不锈钢管流光溢彩，车厢很大，环绕着雾蒙蒙的淡蓝，窗外的烂尾楼、立交桥、霓虹灯交替划动，上车的人真少，谁愿意搭乘开往昆明糖厂的末班车？车厢里有一枚硬币来回撞击，丁当，丁当，清脆悦耳，但你找不见这枚硬币，司机也没工夫管它。司机是全昆明最普通也是最牛逼的司机，粗壮敦实，像块石头卡在驾驶座上。液晶电视连续播放MTV，李果就快睡着了，在梦里尝到甜腻腻的糖厂气息。
　　吴菲睡他左侧的床，雪白的月光把她的轮廓变成一座小山。你没什么要跟我讲的？他执拗地问她。那天为什么管我？第一次，八十九路车上？
　　你喝多了。她说，再说八十九路开往郊外。
　　你不怕碰上坏人？
　　你不像坏人。
　　李果翻一下身，面向天花板。什么时候到糖厂的？
　　十年了。大学毕业直接进了这个厂。她说。
　　够久的。他说。
　　是太久了。很多事情都忘了，就连第一次进厂的情形都忘了。唯一记住的是我们几个女工跟着几个小伙子跑到金殿水库游泳，我差点淹死。
　　你不会水？
　　会一点。那天小腿抽筋，整个人沉下去，动弹不了。幸好人多，七手八脚把我弄上岸。
　　就记得这个？
　　就这个。
　　你头一次遇到我那天，你进城了？你很少进城的。
　　她半天才开口，我忘了。
　　说说你的爱情。
　　她的被子窸窣直响。我离过婚。和你差不多。恋爱，结婚，离婚。也是三年前。七月吧，差不多跟你同时。
　　李果的心脏怦怦直跳。跟我说说他，说说你前夫。
　　他呀，他的工作跟你很像，文案，也失业了，小企业嘛。后来，他背着我和别的女人好上了。一个女人遇上这种事情还能怎么办？
　　李果有点失望。沉默像火柴一样燃烧。百合的清香钻入鼻孔，很远的地方传来空洞的鸟叫。李果下了床，趿着鞋，故意弄出响声。那座小山绷得紧紧的，一动不动。他大着胆子凑到她身后，上床轻轻贴住她。他嘴里发干，喉咙发紧。她没反对，但浑身颤抖。他伸手抱着她纤细的腰，脸贴近颈窝，一股恬淡的像八十年代雪花膏的气味冲进脑门，几缕发丝在脸前缠绕，让他鼻孔发痒。他突然觉得踏实了，好像期盼已久。远处的鸟叫声似有似无，很快被黑暗抹掉。他还闻到洗发水、香皂和汗液混合的淡淡甜味，一个女人特有的慵懒但是坚强的气味。
　　他个子跟你差不多，身材也差不多。吴菲继续说下去。气质、相貌、发型都很像，这就是我头一次见你的感觉。你不是说我一直回头看你吗？就因为这个。太像了。
　　怎么好上的？他贴着她的耳朵，像个循循善诱的老手。
　　我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我分到糖厂，他在一家小公司。那时候我们真穷，他每个周末从市区坐车来糖厂看我，我们在食堂吃饭、去金殿后山散步，坐在水库边打水漂、聊天、晒太阳。
　　李果开始发抖。他的左手停留在她薄薄的白衬衫第三颗纽扣上，他抚摸它粗糙的突起，她居然捂得严严实实，连长裙也没脱。
　　我隔三岔五坐八十九路车进城，他自己租房住。连个煤气灶都没有，我给他买了酒精炉，冬天我们缩在他的小屋里煮火锅，酒精热浪把我们熏得睁不开眼睛。他胃不好，我用酒精瓶子冲上开水暖他的胃。就像你现在这样，我从后面抱着他，攥着瓶子，贴紧他的肚子。他能睡个好觉。
　　他抖得越来越厉害。左手抽回来的同时向后仰。他能猜到她要说什么了。
　　结婚那天他喝了很多酒，胃疼得死去活来。我让他上医院，他说哪有新婚之夜上医院的？他让我给他灌一个热水袋。可新房里连酒精瓶子都没有，哪还有那种东西？我跑下楼，大冬天的，真冷啊。凌晨两点多，所有超市都关门了，我跑了七八条街，终于找到一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买了两瓶橘子罐头，我跑回来，把橘子倒出来，往瓶子里灌上热水。我上床抱着他，他直哼哼呢，我以为你跑了，他说，不管我了。笨蛋，我能跑哪儿呢？他说他担心我，天那么黑，那么冷，坏人那么多。没事的，没事，吉人自有天相。我把瓶盖拧紧，贴他肚子上。一直这么贴着，两小时后我换过一次热水。他好多了，踏踏实实睡了。
　　李果开始流泪，羞惭的低低啜泣渐渐变成干咳般的抽噎，泪水滚到床单上。别说了。他低声说。别再说下去了。她没转身，没有安慰他。马蹄形的月亮滑过树枝和云层。她伸出一只手，轻轻拍打他的后背。
　　我就要说到最关键的地方啦。她的声音藏在黑暗深处，既困乏又伤心。一天夜里我想给他打电话，我要告诉他我想回家，我可以原谅他。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原谅的。会的。那就是一次意外，婚姻中有的是比那种意外更可怕的意外。我打电话的地方一团漆黑，到处是大观河的臭气，电话亭的灯坏了，只能摸索键盘，可他没接电话，我觉得它足足响了一百年。我猜到发生什么了。我知道他在哪。你还能怎么办？跑回去踢他们的门？我只能继续打电话，继续打。很快，我听见脚步声，闻到一股子烟臭、汗臭。噩梦说来就来。一个贵州男人一把拽住我，把我拖向河边并且警告我不许出声。他要什么？我，还是我的钱包？
　　她的手继续拍打他，一下，两下，三下。
　　别说了！李果说。
　　他是小个子男人，我看不清他的脸，我说我给你钱，都给你，好吗？好。他伸出手。我给了他，钱包，项链，玉镯。我能走了吗？不行。他的嗓音厌烦透了。你见过我的脸，你就走不了啦。我对他说，我老公要是接了我电话，我永远不会碰上你。他老早就说过，天那么黑，坏人那么多，我一直不相信。贵州男人笑了，你为什么不信？你该信。信了你才晓得深夜不要着急出门。白天是你们的，晚上，就是我们的。懂了吗美女？对不住了。他舔舔嘴唇，好像渴得厉害。我打算看看手表记住时间，他一把将我搡到围栏上，表砸碎了。你就是记住几分几点又怎么样？他摇头，喘气，像条野狗。你老公不接你电话那就是命，美女，你认命吧。他从身后拽出刀子。我连刀锋都没法看清。
　　跟我回家好吗？跟我走。李果说。
　　她幽幽叹气。
　　跟我过吧。重新开始。
　　她还是没说话。
　　我下星期就来接你。好吗？我们组建一个新家。
　　吴菲终于转身，仰面躺着，在黑暗中睁大眼睛。那天我出去过，凌晨才回，还记得吗？知道我去哪了？我去他从前租住的地方。早拆了，一大片废墟，到处是垃圾、碎纸、水泥渣子，你连一只像样的玻璃瓶也找不到。我跑到对面一家小酒馆，喝酒，抽烟，流泪。我看着那堆玩意儿，黑糊糊一大片。它死了，再也没有了。
　　借助月光，李果似乎看到她眼窝深处涌出潮汐，那大概是她作为一个女人最后一次坦荡、直接地表达自己。
　　八十九路末班车每天夜里十一点从北市区车场出发，十一点零五分来到烟草路口。九月末的月圆之夜，李果手捧一束红玫瑰跳上车，但他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液晶电视始终关着，屏幕黑沉沉的，两三个乘客缩在座位上打瞌睡。李果走向司机。
　　能放MTV吗？他说。
　　矮小、敦实、留板寸的司机头也不回。坏了，早坏了，放什么MTV。
　　坏了？
　　司机一声不吭。
　　一直好好的啊。他说，忽然觉得有些异样。这是开往糖厂的八十九路？
　　糖厂？司机撇他一眼，满脸疲惫和不屑。哪来的糖厂？李果回头打量另外两个乘客，男人抱着两手垂下脑袋，中年女人困倦地朝窗外张望。
　　这不就是八十九路车？糖厂是倒数第二站。他说。
　　司机挥挥手，很不耐烦。这是八十九路，但从来不去什么糖厂。我也没听说过昆明有什么糖厂，你以为这是临沧耿马？
　　我每个礼拜五都坐八十九路车去糖厂的啊，李果大声说，第二天下午再坐八十九路回来。怎么可能搞错？
　　很快，路线也出了问题———这辆八十九路穿出龙泉路笔直向南，从青年路冲上金碧路。明明通往城里，哪有烂尾楼、城中村和荒郊野外？他探出车窗，搜寻昆明糖厂高大的人字屋顶。一切都是徒劳，金马碧鸡坊的霓虹灯四处扫射，双龙桥的狗肉摊布满整条街，北京路正修地铁，插满蓝色施工墙。他跳下车，站在两栋高楼的之间询问114，一个清脆的女声确定说没有昆明糖厂。捧着那束红玫瑰，李果在东寺街口跳上出租车，向记忆中的糖厂进发。金殿水库在三十分钟后出现了，但记忆是靠不住的，一切都很怪异。附近有家小旅馆，值班的老女人否认见过李果。没什么糖厂，你一定记错了。只有个搪瓷厂，对，昆明搪瓷厂。老女人幽怨地叹气。搪瓷厂三年前就拆了，改制，倒闭，就那么回事。
　　听说过一个叫吴菲的女人吗？年纪和我差不多，三十多岁？他说。
　　没有。我们村没有姓吴的，更没有叫吴菲的。你肯定记错了。
　　李果返回出租车，让司机沿着黑漆漆的水库大堤往对面山坡上开。司机稳住方向盘，上面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深更半夜，我劝你别上去了。我知道，金殿公墓。李果说，似乎终于坦白了。我老婆就睡在那里。你送我上去好吗？好歹让我把这束花放在她墓碑底下。话音刚落，一束强烈的灯光从对面一辆大货车车头猛地射来，李果闭上眼睛，指尖擦过四点五十八分的指针和表盘，这才发现泪水像一阵暴雨打湿了面颊。
　　
　　责任编辑：郑小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