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成才_子女成材路上的“殉道者”——来自北京“陪读村”的采访报告

　　“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言论摘登
　　“我们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这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言论摘登“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言论摘登
　　“……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言论摘登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具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言论摘登
　　殉,本是指因为维护某种事物或追求某种理想而牺牲生命,但本文所讲述的父母们,为了子女能够成材而牺牲了自己的工作、事业乃至情爱,我们权且将他们称为“殉道者”。
　　——编者
　　在北京西城区鲍家街43号,坐落着我国音乐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校园内新老建筑共存,看上去让人感到凌乱。更为特殊的是,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原因,这座音乐学府的附中、附小家属楼都在一个院内。由于校园的局限,大中学生们共用一个球场。附小的学生们,则只能插空进行一些体育锻炼。
　　环境等方面的原因,给学校的教学及生活管理带来了很多麻烦,同时也给很多附中、附小学生的家长带来了深深的忧虑。要知道,能够从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学生中过五关斩六将杀进这所音乐圣殿的学生,何其不易。哪一个孩子的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能顺利地渡过令人心神不安的一年试读期、顺利地升入中学直至大学,然后进入乐团或出国深造?为了能够顺利地达到这个目的,从80年代至今,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入音乐学院附中、附小的学生家长们,纷纷在音乐学院东门外的一片杂乱不堪的居民区中赁屋而居,以便就近照顾他们的孩子们。由于经济的原因,他们租住的房子往往是当地居民在自己的正式住房前自建的七八平米的小房子,甚至是四五平米的小厨房。为了他们的儿女,这些三十多岁或四十出头的父亲或母亲,除了原单位不景气下岗待业的,有办法给自己办一个病休的,绝大多数辞去了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了自己年富力强的大好时光,用以换取儿女的成材。同时,他们也放弃了正常人的夫妻、家庭生活。他们的这种奉献,给当代子女教育留下了极为沉重的一笔。
　　考入这所学院的,有很大一批人来自东北三省和山东,因此陪读的母亲和父亲也大多来自这些省份。因此有人把这些陪读家长居住的地界叫做“陪读村”。享誉世界的青年小提琴家吕思清,就是出自这个“村”。来自山东青岛的吕思清在音乐学院学习时,他的父亲陪伴了他整整10年。来京时,这位父亲满头乌发,身板挺拔,离开北京时却双鬃斑白,老眼昏花,背驼腰弯……今天,一部分陪读的家长已经成为历史,另一部分陪读的家长却正在书写他们的历史,历史应该记住他们!
　　宋凤兰:“我和他爸下乡插队回来就攒钱,在孩子1周岁时就给他买了一架钢琴。我们都没有出息,想让孩子出点儿成绩。”
　　来自哈尔滨的腼腆少年赵光耀,1996年考上了音乐学院附中,专业是贝司。他40岁的母亲宋凤兰来北京陪他。他们在音乐学院东门外租了一间小厨房。宋凤兰原来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后来那家工厂不景气,让工人回家待业,并且停发了生活费。他们娘俩的生活全靠当小学教师的父亲的工资和业余时间干些杂活的收入来维持。
　　宋凤兰:我和他爸下乡插队回来就攒钱,在孩子1岁生日时就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他爸爸喜欢音乐,现在是小学音乐教师,他想干专业没干上,愿意让孩子搞音乐。孩子5岁开始学键盘,后来觉得学钢琴的太多,竞争激烈,改学贝司吧。他爸给他在黑龙江省歌舞团找了个老师学了一年多。
　　4月20号考试,我们2月27号到的北京。4点半下了火车,7点钟把孩子安置在一个熟人开的饭店,我们就出去了。从7点多出来到晚上9点多也没找到房子。走到中央电视塔这儿,桥下有个自由市场,我说干脆下去吃碗面吧。向周围一看,有很多平房。我说就在这儿打听打听。他爸不好意思问,我说我问。吃完饭边走边问。有人一看外地的,就说没有没有,把我们轰走了。后来问到一个老太太,我说我们是陪孩子来考试,想租间房子,把身份证拿给她看。她说有间房子8平米,月租350元。我们给租下来了,让孩子开始复习。
　　我们还算顺利,一下子就考上了。哈尔滨有个女孩叫梁苹,考了3年没考上,连租房子再交学费,听说家里房子都卖了,也没考上,回去了。我们都没什么作为,想让孩子出点儿成绩。家长来陪着,一是对学习有利,二是怕被有些孩子拐带坏了,毕竟孩子还处在是非不分的年龄。这个学校一些孩子穿讲名牌,旅游鞋一千多一双。我要有那么多钱,我不会给孩子这么花,这样孩子不会珍惜家长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他爸为了挣钱晚上到酒店去伴宴,现在这个活也没了,哈尔滨大酒店都不景气,养不起乐队。他爸业余修修琴,一些朋友帮着找点活儿干。附中的这些孩子,你说他明白,他做糊涂事,你说他不明白,他什么都知道。正是这个年龄,不陪不行。
　　孔怡欣:“我现在觉得我不是这个大社会中的一员,把希望全寄托在孩子身上。所以有好多人说,哎呀你真伟大。我说谈不上。我总觉得我现在把自己给卖了。像**。”
　　来自沈阳的郭帅去年考上了音乐学院附小六年级,小提琴专业。陪读的母亲叫孔怡欣,40岁,是位中校军官,就为了陪读,她复员了,成了一名家庭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