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教育经费投入的多少取决于【发展最终取决于“科教投入”】

　　“科教兴国”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却蕴涵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国家的兴旺发达不能只看经济指标，当前的发展要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而不是相反。　　但在一段时间里，各级政府关心的首要问题是经济增长，忽略了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对此，朱rong基总理在3月19日“两会”答记者问时坦言相陈“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此言既出，世人瞩目。研究开发费用（R＆D）占国内总产值（GDP)的比例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对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以及韩国，R＆D／GDP一般为2．5％左右。我国80年代中期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个数据，从现有的数据看，中国的R＆D／GDP最高时才达到0．7％。但是从1990年起，这个数值反而逐年下降，到1996年竟进入0．5％的死循环。
　　悖论呈现了：一方面我们国家的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R＆D／GDP数值逐年下降。这意味着中国这几年的经济繁荣，不是直接建立在科技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基础之上，相反，是以知识贬值为代价的，相当程度上是以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的，总之是以违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代价的。
　　科技投入严重不足的反常局面早已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1995年中央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指出：“科技投入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本保证。”《决定》还明确规定，从那时起我国的R＆D／GDP数值要从0．5％（1996年）增长到1．5％（2000年）。应该说，1．5%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数值，但对于中国就是很可贵的事了。1997
　　年的数据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专家估计仍然在0．5％左右。人们自然要问，2000年的目标能否实现？从1998年算，还有3年时间。如果不能实现，该追究谁的责任？
　　其实R＆D／GDP只是一个指标而已。
　　都说国家的未来决定于当前青年科技人才的数量和水平，但中国第一流的科技人才不在中国，而在为发达国家效力；流失的一流人才绝对数量不算多，但这类人才一个顶10个、顶100个。我们的大学源源不断地为人家无偿培养这样的人才，的确有些悲哀。每每谈及此，就想起美国犹他州崛起的经验。
　　犹他州近年来表现的确惊人，其成功仰仗了许多条件和机遇，但有一个关键因素是公认的。这就是，从1993年起该州有了一位善于实施“科教兴州”战略和措施的年轻州长莱维特。莱维特上任主要抓了科技和教育两件大事。他的教育思想充分把握了信息时代的特点，具有超前性，极富想像力。1997年财政年度用于州公共教育的经费占政府总支出的34．95%，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占总支出的11．7％。
　　犹他州的宏伟计划吸引了众多高科技企业安家落户，进而一举成为全美信息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在莱维特的倡导下，犹他州最早通过并实施“数字化签名法案”，这是全面迈向信息社会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它的颁布使得在网络上通过电子签名被法律认可，极大简化了商贸活动，促进了经济繁荣。
　　我们并不仅期望有一个莱维特式的富有远见的领导人，即使有，如果不改变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这样的领导人也长远不了。
　　真正实现科教兴国，还得从立法着手，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如何关注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并将这些指标作为考核领导人政绩的最重要的指标。要从法律上限制政府的职能，不能使各级政府陷入日常琐事而长期无所作为，领导人不能什么都管，要管最重要的一些事，比如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法律上有了明确规定，人大、政协、社会团体才有可能真正实施监督，才能真正实现科教兴、国运兴。*
　　（本文作者为北大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