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多宽，路有多长】心有多宽路就有多长

　　在这个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时代，总有一些人苦乐自守，与世无争，默默地实践并捍卫着自己的人生准则与信念，活得真实、纯粹而大气。　　一个心里装着别人的人，至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而当一个人的喜乐忧思与大多数人的未来紧紧相连时，他的人生注定是丰盈美丽的。
　　在这个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时代，世事如浮云变化无常，但总有一些美好的事物不变，总有一些人苦乐自守，与世无争，默默地实践并捍卫着自己的人生准则与信念，因此他们活得真实、纯粹而大气。
　　这样的人，令人肃然起敬！
　　融水，广西北部山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白云，融水苗族自治县最贫困的山乡。大山深处，居住着瑶族一个鲜为人知的支系——红瑶。多年来，贫穷与闭塞像两座大山一样阻挡着红瑶老乡放眼看外面的世界；学校和教室，则是山寨里一代代红瑶女童遥不可及的精神殿堂——这样的生活现实，现代城市人群几乎难以想象，但它的确真实存在着。
　　“十二样的花呀，你说哪一朵最艳？我说什么都比不上，红瑶山寨的红杜鹃；十二样的藤呀，你说哪一根最长，我说什么都比不上，人民军队的情意长��”
　　上世纪90年代，一位来自四川大巴山革命老区的汉族士兵，用真情和执著，一点点地打破了大瑶山世世代代“女不读书”的传统习俗，一个个红瑶女童由此开始了新的梦想与生活。近20年来，他慷慨解囊，省下10多万元扶贫助学，吸引各界捐资300多万，380多名贫困孩子受益，100多名红瑶女孩因为上学走出了山寨，红瑶有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大学生、女教师、女军人、女村干部、女共产党员。从列兵到上士，从少尉到中尉，当初的这位普通士兵如今已成长为一名武警中校警官，他的扶贫助学之路依然风雨兼程、不离不弃，他说他心里始终装着一个念想：“为了孩子！”
　　一个中国士兵，或者说一个中国好人，就这样以中国人最朴素、最传统的道德与情感，守护着心灵的一方净土，坚守着心中的忠诚，做着他认为自己最应该去做的事情，目的单纯，不改初衷。
　　他的名字叫何方礼。
　　8+8+5=21
　　《中国青年》：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广西融水？
　　何方礼：我是1992年的兵，12月从四川省通江县入伍，1993年3月被分配到武警广西总队融水苗族自治县中队服役。
　　《中国青年》：当时对融水的第一印象如何？
　　何方礼：融水聚居着苗、瑶、侗、壮、汉等五个民族，自然风景独特，民族风情浓郁，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比较落后。在融水白云、大浪等乡，有一个瑶族分支——红瑶，因为贫穷、封闭和受“狗不耕田，女不读书”传统习俗影响，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红瑶女童从小就被束缚在木楼里，世世代代都是文盲。我第一次接触红瑶女童是在1993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中队组织新兵到红瑶女童班参加助学活动。4月的大瑶山，天气还非常寒冷，寒风夹着细雨，我们穿着绒衣还冷得瑟瑟发抖。在进山的路上，我们看到三个八九岁的红瑶女童穿着单薄的衣裤、光着脚丫缩成一团在山坡上烧木炭。我问她们为什么下雨天还在外面烧炭，她们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互相推委着，过了好半天，才有一个女童揉着被烟熏得发红的眼睛，轻声地说：“叔叔，我们想上学，可家里没钱，阿爹说了，只要我们烧炭挣够了学费，就让我们去读书。”听到这些话，我非常心酸。城里这样年龄的孩子，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山里的孩子却为了学费饱受饥寒之苦。走进瑶寨，我们看到，有的瑶胞房屋四面透风，有的全家人只能合盖一床破被子，红瑶女童班的学生衣衫褴褛，多数都没有鞋穿，木条钉成的课桌下，伸出的是一双双光脚丫。而那些没钱读书的红瑶女童，则眼巴巴地趴在教室窗口，羡慕地看着正在读书的小伙伴。
　　《中国青年》：这件事对你产生了深刻影响？
　　何方礼：那一次我是真的心酸流泪了。过去，我总认为自己求学艰难，想不到这里的孩子想读书比我还要难。我的家乡在大巴山革命老区，父亲右手残疾，母亲左眼失明。记得7岁那年，村里同龄的孩子都去上学了，我也想读书。当时60多岁的爷爷得了重病，为给爷爷治病，家里欠下800多块钱的债，我几次哭着闹着要上学，都被父母无奈地拒绝了。最后，在亲友和班主任老师的资助下，我才有机会走进课堂，走出了大山，走进了警营。嚼过黄连根，方知滋味苦。相似的人生经历，使我对红瑶女童求学的艰难有着切身感悟。所以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她们改变命运。
　　《中国青年》：当时你的经济条件如何？
　　何方礼：当时我每月的津贴费是21元，我有一个妹妹正读初中，当兵5个月来，我坚持每月寄10块钱作为她一个月的生活费。说实话，我在邮局给家庭最困难的红瑶女童代英妹准备汇出10块钱的时候，确实犹豫了好久，如果我把钱寄给了代妹英，那么妹妹的生活费就没有了着落，怎么办？后来我想，妹妹缺钱，吃咸菜还可以熬过来，代妹英没钱，就没办法上学呀！最后，我把钱寄给了代妹英，给妹妹写了一封信，对她说：“原谅哥哥吧，在这里还有更需要帮助的红瑶小妹妹。”
　　经过反复盘算，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用钱计划”：把每月21元津贴费分作3份，8元钱寄给代妹英，8元钱寄给我妹妹，剩下5元自己买日用品。就这样，我资助代妹英顺利读完了小学、初中和中专。后来我提了干，工资增加了，又先后资助了6名红瑶女童上学，其中一人还考上了大学，这也是当地红瑶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几元钱的助学款分量很轻，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但关键时刻也许就能将一个黯然跨出校门的脚步重新拉回课堂，或许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中国青年》：说到底，红瑶女童“女不读书”，根本原因还在于贫困。但这样的习俗一旦形成了，也不是轻易就会改变的。
　　何方礼：确实，刚开始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红瑶女童班经常发生学生辍学现象。比如，1999年的时候，新学期开学一个星期了，可女童班仍有15个位置空着。我便一村一寨地走，挨家挨户地劝。红瑶老乡好酒守信，我就打酒买肉与他们一起喝“同肝酒”、定“酒约”，动员老乡把女儿送到学校。有一次，在去寨子的路上，遇到了当地罕见的大雪，10多里山路，我走了近５个小时。当我满身泥水站在老乡家门口，他们被感动了：一个外乡人为了咱瑶家妹子读书这样劳神费心，我们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送孩子去上学！短短几天，15个空座位又坐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