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大潮】 迎接大收割

　　1991年10月底，新闻媒介发布消息：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与此同时，又有报道说，上海工业缝纫机厂的干部、工人也签订了劳动合同，在此之前，该厂组装车间已压缩岗位定员，下岗工人另行安排。
　　11月1日，上海《新民晚报》头版头条：刚刚从上海字模一厂调进上海工业缝纫机厂的副厂长张志远，主动离开领导岗位当了打包工。如今该厂的10名打包工中，有5名系原科室干部。厂区画廊里贴着市委书记吴邦国到厂视察的照片，旁边是吴书记的赫然留言：“对不好好干的职工可以开除，谁要干预，可以向我告状！我来为你们撑腰！”
　　11月20日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消息：北京电力电容器厂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一夜之间全厂700多名职工被端掉了“铁饭碗”。北京市拟于1991年底在3个行业100家企业中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该项改革将涉及12万人。
　　时隔不久，公众又看到这样一条新闻：11月18日下午，南京第十四塑料厂依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征得工会同意，决定辞退一名违纪职工，却被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否决。该厂4名厂级领导认为：企业手中没有劳动用工权，会断送企业改革的大业，因此于当日下午17时集体递交了辞呈。
　　上述报道涉及的单位，全部是国营大中型企业。或许像往常一样，人们看完这些新闻后，便关掉电视放下报纸，去干自已想干的事情。生活的轮子在照常运转。
　　然而，一位多年从事经济宣传的记者却这样表述自已的看法：“看来真正的大潮要来临了。”
　　在就业问题上，我们曾付出巨大代价。简单劳动力的无限投入使全面就业政策结出了苦果。
　　上海市的吴淞区和宝山县因为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的建立而合并为宝山区。宝钢现代化的设备和管理立即引起了国内乃至国际上同行的瞩目。从投产至今，该厂的钢产量增加了将近1倍，钢材产量从50万吨发展到450万吨。当人们津津乐道于上述数字对比时，似乎没有注意到另一个数字对比：从1988年3月至今，宝山钢铁总厂的在岗人员从4万定员减少到31900人，平均每年减员约3000人。
　　数字本身也许说明不了什么，但“减员”这个词却意味着一个可能引起爆炸性前景的选择—中国有11亿人口！
　　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起点低，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就是在这样的国情基础上，新中国的缔造者创造了一个奇迹：在建国后的短短4年时间里，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相当于当时就业人口60％、高达474.2万人失业大军的就业问题。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也能够体现出它的优越性，即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
　　几十年过去了，福利性的全面就业政策使人民在不太高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进行生产并平均分配产品，高就业保证了人们的劳动权利，低收入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但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还不到45岁，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作为一厂之长，他的唯一梦想，是在有生之年，把工厂办成令国人瞩目的企业。他兢兢业业，夜以继日，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有时晚上就住在厂里。然而，企业对他的回报是：效益江河日下，到去年已连续第3年亏损。“我承认自已在经营方面有不足，可我也有我的苦衷。我们这个中型企业10年前就满员了，市里却年年要求我们吸收待业青年，说是为国家分忧。新的饭碗增加了，老的饭碗当然也不能动，不管你的劳动态度和技术水平如何。社会主义的企业嘛。可企业的基本社会功能呢？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和技术更新呢？”
　　假如时间向前提一个世纪，这位厂长决不会有此心境。谁也不会怀疑，秦始皇若不动用蚁群般的苦役，我们这个星球上便不会屹立起一座长城。但历史已经步入了20世纪90年代，生产目的已不再是单纯的养家糊口，生产工具已不再是单纯的镰刀斧头。离开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无限的简单劳动力投入带给生产的，只能是一种适得其反的效应。
　　一份报纸透露了如下数字：国家对国营企业每100元的资本投入收益1984年为14.83元，1985年为12.56元，1988年下降至8.88元，1990年仅为2.6元。也就是说，1990年国家对企业注入资金的收益，竟远远不如银行定期存款的利息！
　　钱上哪儿去了？企业家心里都明白，本应是用于设备改造、产品升级换代和科研的资金转变成了职工工资袋里的钞票，而这工资袋还在与日俱增。当劳动力的增长与效益的增长成反比时，大量的劳动力在企业中实际处于“隐性失业”的状态。一家新闻单位曾在某市进行过一次社会调查，其中有一项“你是否愿意将现行的6天工作制改成5天工作制？”竟然有相当的答卷填的是“不”。究其原因，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而又人人都能体会得到：休息日比工作日累，在家里比在单位活多。在企业，本应一个人完成的工作却安排了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这便自然产生“和尚吃水”效应。人越多越不出活，一个个大活人成了“无价值劳动力”。
　　劳动力—这一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却使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步入了怪圈：依靠它而发展的生产力又在一段时间内因它而停滞不前。而就在这段时间里，高技术产业已在别的一些国度里遍地开花了。
　　实现现代化与高就业低效率形成了无可回避的矛盾。我们是否有解决这一矛盾的现实途径？
　　当南中国海的湿润海风吹向内陆时，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一批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崛起，展现在人们面前的除了令人惊异的经济效益，还有一整套全新的经营管理机制。渐渐地人们知道了“炒鱿鱼”是怎么回事，辞退职工似乎已不是人们不敢问津的禁果。
　　但在其他所有制企业行得通的事，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却陷入了理论的和现实的困境。仅仅因为工作不努力、技术水平低或人浮于事便辞退职工，谁也不敢担保会发生什么后果。
　　谁能对国营企业的劳动用工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宝钢人站出来回答了。
　　当第一根钢桩深深地打入宝山地下时，宝钢人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新欲望。本来定员参照系有两个，一个是国内同等规模的同行业企业中动辄几十万人的职工队伍；另一个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日本样板厂。宝钢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筹建时，国家为宝钢一、二期工程全部投产设计定员为4万人，这与当时国内同行业的定员人数相比，已朝着压缩的方向跨出了一大步。但宝钢人认为，4万人定员仍有水份，一旦人浮于事，再现代的设备也不可能产生现代的效益。1985年，宝钢总厂厂长、冶金部副部长黎明同志提出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裁减定员。1988年开始裁减，现已接近定员3万人的计划目标。宝钢人说，即使第三期工程开工，产量翻番，人员仍不超过3万人。到那时，宝钢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便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