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时光600字【永远难忘的怀念】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在这三年多里，想起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日子，想起总理为革命和建设的丰功伟绩，想起总理通宵达旦地为人民操劳，我就深切怀念，心潮澎湃。我总觉得总理没有离开我们，总理的革命精神，总理的崇高品质，总理的音容笑貌，总理的光辉形象，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我参加在瓦窑堡举行的一个会议，听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远远望见一个人，穿着一身红军的黑布棉军服，胸前飘着长长的胳腮胡子，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面是炯炯两眼，那智慧的光芒好象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肃然起敬。他就是周恩来同志。那时，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陕甘宁一带有不少关于周恩来同志神话般的传说。我很早就知道他一些革命事迹，内心十分仰慕。这次因为是听报告，没有机会和他接触。
　　第一次和恩来同志正式接触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党派我到关中苏区去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恩来同志在瓦窑堡找我和张仲良同志（关中军区副司令员）谈话，从整个形势对我们讲了敌情，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恩来同志对敌情了如指掌，高瞻远瞩，制订战略部署，他那种卓越的军事家才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在陕甘宁省委和彭德怀同志领导下，随西征野战军工作，就很少见到恩来同志。
　　（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恩来同志作为中共中央首席代表和叶剑英同志等一道，经过辛勤的工作和艰苦的斗争，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建立了伟大的功勋。
　　全国解放以后，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恩来同志具体筹备和主持起草的，为新中国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建国以后，恩来同志一直担任总理职务，虽然肩负着领导党和国家艰巨而又繁重的任务，仍旧长期主管党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中央统战部许多重要文件报告，恩来同志都亲自审阅修改，遇到重要情况，便亲自报送党中央、毛主席审阅。
　　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务院设立第八办公室主管其事，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兼主任。恩来同志亲自领导这一工作。工商界人士有了进步，就受到他的表扬和鼓励；工商界人士中发生了问题，他马上给予批评和帮助，并且经常向八办的同志敲起警钟：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你们忘记了吗？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恩来同志善于在统战工作中执行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引导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道，一九五六年一月全国实行公私合营，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
　　恩来同志十分注意发挥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外朋友的作用，让他们有职有权。遇到重大问题，他事先与有关人士交换意见，或开座谈会听取意见，然后再在国务院例会上讨论通过。他要我以国务院秘书长身份同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外朋友保持联系，象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马叙伦、朱学范、李烛尘、蒋光鼐、史良、许德珩、章乃器、刘文辉、龙云、张奚若和屈武等先生，经常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意见，随时报告恩来同志，并且根据他的指示及时和他们交换意见。
　　恩来同志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同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医药卫生等方面著名人士有广泛的联系，不仅在工作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尤其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恩来同志经常用他的亲身经历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鼓励他们要过好政治、思想、生活、家庭和社会五关，不要恋旧，犯了错误就要忍痛割瘤子。恩来同志曾和我谈起：“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同时还必须注意在团结、使用中继续改造知识分子。”许多民主人士在他亲切的教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有的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程砚秋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日本侵占时期，他保持民族气节，留须停演；解放后，政治上不断进步。恩来同志亲自和程砚秋同志交往，不止一次到程砚秋同志家里促膝长谈，启发和提高他的阶级觉悟。在他提出入党要求时，思来同志又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有的同志认为身为总理，国家大事那么繁忙，为什么还要花时间介绍一位京剧演员入党呢？恩来同志认为程砚秋同志是京剧著名表演艺术家，代表一个方面，在戏剧界有较大的影响，介绍程砚秋入党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样做，给戏剧界指出他们努力的政治方向。恩来同志为程砚秋入党而写的那封心长语重的信，陈列在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厅里，这不仅是对程砚秋同志和文化界的鼓励和鞭策，也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鼓励和鞭策啊。
　　周恩来同志对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注意，和平解放西藏地区就是他遵循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具体解决的。一九五八年，西藏地区发生叛乱，他立即想到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北地区，派我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内蒙等省和自治区去，了解那些地区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的情况。这些地方，基本上执行了民族政策，但有的地方执行的不好，甚至违反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够，有的寺院遭到破坏，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干扰，还有少数地方不按法律程序捕人、杀人，造成恶劣的后果，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革命统一战线政策。我回到北京向恩来同志汇报。他极其重视，让我打电话给有关地区，纠正执行民族政策中“左”的偏向，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恩来同志自己还经常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教育工作。一九六二年班禅大师写了一份意见书，恩来同志让我研究后，找班禅大师先谈一次，向他汇报。以后，又要我陪他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班禅大师。班禅大师在反映西藏地区执行民族政策情况时，感情十分冲动，说什么我也可以带一些人起来造反。当我批评班禅大师不应该有这样的说法时，恩来同志向我示意，不要再讲下去。他耐心地向班禅大师做解释教育工作，指出执行民族政策不够好的现象是可以很快解决的，要相信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定会贯彻下去的；遇到问题，正确的态度是和当地党政领导交谈，也可以向中央反映，共同协商，把问题尽快妥善解决。班禅大师当即表示同意和拥护总理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