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管天|立志在年少理想比天高

　　我是怎样管起天来的？这得从学习扛锄头说起。　　一九五五年，我高中毕业就回乡种田。头一次下田修垅种番薯时，垅修得弯弯曲曲，活像条水蛇，很不像样。有的社员见了说：“想不到你十年寒窗，换来一把锄，挥起锄头好像苍龙舞婆娑！”我羞得耳根都涨红了。回家以后，几天不敢出门。心里老考虑着一个问题：十年寒窗，换来一把锄，究竟值不值得？一天夜里，我把心事告诉老贫农、生产队长罗林梅：“在家种田，还是出门找工作做呢？”老队长说：“依我看，种田大有前途。你有文化，社里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去做呢！”他又说：“哪有干一回就万事能的。学下去吧，青年人，种田就要从扛锄头学起！”从此，我决心跟着老队长扛锄头学种田。
　　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由于我们生产大队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气候多变，经常影响生产。公社决定在我们大队建立气象哨，并且派我担任不脱产的气象员。
　　我在县里经过十天的训练，便开始干起气象工作。搞气象，我是有兴趣的。我立志要管天，但是，要管好天，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开始，气象哨没有仪器设备，我便自己动手做了个风向仪，找了几块木板钉了个百叶箱，到队里的砖瓦窑，用泥土烧了个雨量器和蒸发皿。大队出钱买了几根温度计。就这样因陋就简地建成了一个小小的观测场。
　　工作干起来了。开始我的气象预报老不大准确：有时，我报雨天，太阳偏向我露笑脸；而我报晴天，雨点却哗啦啦落下来。一些人议论纷纷，有的说：“你能知天上事，就不用拿三尺六（指锄头）了。”我的爱人也对我说：“你趁早辞掉这份气象工作，免惹人笑话，叫我也丢脸！”我说：“看天，这也是干革命，让人家笑话好了，我干我的！”话虽然这样说，可心里也不免苦恼。
　　正在这时候，大队党支部给了我支持和指导。党支部宣传委员陈汉川告诉我：“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雨。你光靠县里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是不够的。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向群众学习，把上面的预报同群众看天的经验结合起来。”党支委的这一番话，使我开始认识到要向群众学习看天的经验。
　　有人告诉我，要学习看天，须问三个老汉：一个是南山村年近七十的陈成正，他曾在海滨住过多年，跟渔民学了满腹“看天经”；还有陈正来、陈容利也都是年过七十的老人，在耕作中有预测风云的本领。
　　我第一次访问三位老人，由于态度和方式不对，碰了钉子。以后，我便改变了办法。我经常到成正老人家串门，为他挑水、扫地、读报、讲时事。老人病了，我又给他捡药、煎药。这样，他对我有好感了。一天，他对我说：“风云莫测呀！我这般年纪了，有时也看不穿天。孩子，你为何偏偏要看天呢？”我对老人说：“俗话说，有心打石石成砖。一年学不会，我学二年。二年学不会，我学三年、五年、十年，学一辈子。为了管好天来为社员造福，我决心学下去。”成正老人连声说：“有志气，有志气！尽我所知，都教给你。”从此，成正老人成了我的看天师傅。那正来、容利两位老人，看到我虚心学习，对我也热情起来。只要我一问看天的事，他们都尽自己所知的告诉我。
　　村里的群众听说我要学习管天，都热情地把自己的经验告诉我。有一天，老社员陈本求对我说：“我家有件‘活宝贝’，它知道什么时候下雨！”他把我领到家里，往天井一指，说：“喏，就是它！”我一看，原来是一只老龟在天井里爬来爬去。我莫名其妙。本求伯说：“这只龟有二十多年了。晴天躲在洞里，天要下雨，它就爬出来了。”后来，本求伯把他心爱的老龟送给了我。我同屋的七十多岁的罗老大娘知道了，对我说 ：“你何必天天问鳖。这天井里有只老青蛙，平时不声不响，听它一叫，便有雨！”养蜂的老人罗銮伯也说：“蜜蜂吼橱，准下雨。”供销社老售货员陈阿五说：“下雨之前，店里盐缸、糖缸就返潮。”拾粪老人耕伯说：“狗屙屎在路中央，要下
　　雨。”放牛的小孩陈阿海对我说：“毒蛇出洞，水浮青苔，大雨就来！”从此，我懂得利用动物植物对天气变化的感应来观测气象。我把各种有关气象的农谚、老农和群众的经验，一一收集起来，用大字报贴在墙上，引起社员们很大的兴趣，大家便议论开了。有人说：“蜈蚣丢地，天下雨。”有人说：“蜘蛛收网，当天下雨。”大家讨论得正热闹，成庄老汉拿出一根乌黑油亮的扁担，说：“看天岂止这些经验，我的扁担，也会预报。”原来从前他当苦力时，这根扁担叫汗水浸透了，阴天下雨之前，便发潮起来。
　　群众这么丰富的看天经验，好像一个智慧的海洋，使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书本上得不到的许多知识。
　　但是，要我一下子掌握群众的这些农谚和经验，还不很容易。因为这些农谚，有的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有的还互相矛盾。比如，有一条农谚说：“一日东风三日雨。”另一条又说：“一日东风三日晴。”究竟谁对谁错？我也不清楚。这时，我想起毛主席的话：“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我明白了，只有靠自己实践，才能打开那天气变化的秘密之门。我决心摸索下去，把农谚弄个明白。这时，省气象局的同志到我们大队来了，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我除了按照气象部门的要求，每天到观测场进行三次定时的地面观测外，还开始写气象日记。我把南山村周围的山川田野，绘成一张地形图，经常带在身边，看到天象、物象有什么变化，比如霞光彩虹、星星闪烁、飞鸟爬虫、家禽家畜、一阵风、一片云，我都不厌其烦地观察，随时随地记录下来，一天不曾间断过。傍晚，乘凉的时候，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西边山头的落日、天空的行云、夕阳的光度、晚霞的颜色……。从南海面上吹来的风，摇天撼地地响，每到这时候，我就连忙观察记录：是“吹西风、云从逆、出水盾”呢？还是“西风吹过午，大水浸灶肚”？天空飞过的是“鬼头云”、“砧垫云”？还是蚊形的云、鱼鳞形的云？咔啦一声，哪里打一个雷，哪里打一个闪，这雷声闪电是在大南山那边，还是大海那边？这闪电是白色的？黄色的？还是红色的？这雷声是沉的？还是脆的？我都要仔细观察，把它记录下来。每逢预报夜里降雨，我就在床头放个闹钟，按时起来观测降雨的情况。我知道，要摸索这地方性的气候变化的规律，要对群众的经验进行正确的分析，必须从这大量的烦琐工作开始。
　　这些年来，我进行了两千一百多次气象观测，记下了一千五百多篇气象日记，经过自己的观测实践，我终于弄清了很多问题，初步地摸到了一些本地区的气象规律。比如，我从实践中认识到：“一日东风三日雨”、“一日东风三日晴”，这两种说法都对，问题是时间不同。二月到六月刮东风是雨，八月到第二年二月刮东风是晴。这样，我经过三年细致的观测和验证，把自己从群众中收集到的各种天气谚语、动植物感应现象三百一十五条，找出其中准确性较高的四十多条，经常在天气预报中采用；同时在工作中很好地依靠群众，这样，就使得我们气象哨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不断提高：一九六三年，短期晴雨的补充预报率从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六十八，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四点八；十三次霜冻天气和两次台风都及时准确地预报出来，因而对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
　　去年上半年，广东碰上了六十年没有的大旱。一开春天气就不好。我想这正是要我们气象哨出力的时候，于是赶快向县气象服务站详细了解未来天气的发展趋势，召开老农顾问会议，向大队提出中、长期天气预报。春播前，我作出了“冷尾暖头”的春播期天气预报。大队采纳了我的意见，使播种进度比公社其他大队都提早一个星期左右，整个春耕生产安排都比较主动。
　　去年六月二十七日，气象台预报了台风可能在汕头专区登陆，但是什么时候，会不会到达普宁还不清楚。那天下午看天顾问成正老人找我说：“阿旺，今天中午云行逆，南北串横云，三日内要作‘恶’——打台风。”我便加紧进行气象观测。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本求伯送给我的那只老龟爬到天井里了。下午，罗老大娘告诉我：“老青蛙guoguo叫了。”陈有耕老伯说：“狗屙屎在路中央了！”我爱人挑水回来也跟我说：“井水变浊了！”二十八日，我根据这些迹象去向成正老汉请教，老人说：“赶快把绿旗升起来。”当时，正是夏收刚结柬，各个生产队都在计划利用那几天给番薯松士施肥。听说有台风来，都改变了计划。后来果然来了台风。社员们说：“好险！气象哨阿旺报准了一次，少说能给队里节约二百劳动力。”
　　除预报天气外，我还根据气象知识，在各个农事活动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年早造抗旱时，我到田间调查各段水田的裂痕、湿度，使各生产队的土地分别先后缓急，合理用水。大旱过后，早稻熟了，骤雨忽降忽停。生产队抢收回来的谷子一堆一堆地放着。堆着的湿谷是容易发霉的。我放心不下，带着温度计到各队去捡查，发现有些谷堆达到摄氏六十二度，不处理就要霉坏了。我立刻向大队报告，组织人力抢救。社员说：“阿旺把气象做到谷仓里，管天还管饭碗啦！”
　　如今，我们村里的人们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习惯：安排生产要向气象哨打听天气晴雨的消息，一些老大娘走亲戚，不再请人算甲子吉日，而要我们气象哨找一个好天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