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中国社会矛盾的变迁_建国以来语文教学价值取向变迁的回顾与思考

　　当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语文教学的重要性并进行相关的研究时，其认识和实践行为难免会受到一定的价值取向的影响。语文教学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人们对语文教育教学的价值选择与追求，其对语文教学的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论是宏观层面上国家、地方制定的各种有关语文教学的政策与规范，中观层面上的学校管理、语文教学范式，还是微观层面上各种具体的语文教学探讨，甚至是语文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均与之息息相关，因此，开展语文教学价值取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纵观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语文教学历程，不同历史时期，因受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教师教育意识的转变等我国特有国情因素的影响，人们对教育价值取向的选择和追求不一样，语文教学的价值取向也因之不同而变化。可以说，我国的语文教学就是伴随着价值取向的变化而不断变革发展的。本文主要以建国以来中小学语文教学为基点，试图结合我国语文教学实践与研究的实际对语文教学的价值取向进行回溯与思考。
　　一
　　1.建国初期至“**”前的语文教学：偏重革命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取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语文教育也因此进入到全新的时期。新中国百废待兴，既面临着经济建设的任务，又面临着国内外反动势力颠覆新兴政权的压力，同时还面临着意识形态内奠定新兴红色政权的任务。因此，建国初期的政治环境使语文教育在价值取向上较之解放前实现了大变迁，建立起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前苏联的教育体系，强调教育服务政治取向。这一时期，即建国初期头17年语文教育，它是新中国语文教育的原型，又是后来“**”破坏的目标，最后成了20世纪80年代后教育改革的对象，在语文教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对语文教学产生了严重影响，我们把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1）1949年至1956年的全面学习前苏联阶段
　　这一阶段以北师大“红领巾教学法”为标志事件，主要是接受、改造旧教育，借鉴苏联模式建设新语文教育，语文教学带有浓厚的“苏化”色彩[1]。1953年，随着对前苏联教育理论的学习和语文教育活动的发展深入，“红领巾教学法”遂成为当时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范式。当时，《人民教育》杂志相继刊发有关介绍“红领巾教学法”方面的文章，引起了全国语文教师的广泛关注，加之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媒体的导向，全国各地便开始了讨论、学习与借鉴这种语文教学模式。从此“红领巾教学法”风靡一时，在当时的语文教育界反响很大[2]。之后文学分析便不自觉地成为语文课堂教学的主要教学取向，提问法、谈话法被看作唯一有效的语文教学方式。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借鉴前苏联教学模式将语文教学一分为二，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从1956年秋季开始实施，到1957年底便结束，对后来的文学教学问题、语言教学问题与语文教材问题的探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
　　（2）1957年至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以“教育大革命”为标志事件，主要受“左”的思想影响，语文教育不自觉地成为了政治的传声筒。1958年，全国教育界掀起了一场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取向的教育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是在仍然强调阶级矛盾为国内主要矛盾“左”的思想下进行的，当时提出“教育要回到劳动生产中去，直接为生产劳动服务”的教育价值观，因而这一时期语文教育强调联系实际，教学内容突出“***”所伴生的“假、大、空”，政治运动式的阅读教学，浮夸风式的作文教学，导致这一阶段语文教学质量的严重下降。
　　（3）1959年至1966年的社会主义语文教育探索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语文教育，以语文教学大纲中的“工具性定位”为标志性事件，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语文教学发展较为艰难和曲折。经过三年的天灾人祸后，加之语文教学质量的下降，我国语文教育界有了理性的反思。1963年语文学科“工具性”在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老一辈语文教育大家的倡导下得到了确立，带来了语文教学加强“双基”训练的良好发展，因此，“63大纲（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在建国以来的历部语文教学大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中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进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4]为了贯彻这一指示，既要让学生学得主动，又要活泼，在语文教育界出现了积极运用启发式教学法，努力体现语文教学的两个追求：一是少而精的价值取向，二是倡导启发式的教学法，努力实现学以致用的工具取向。
　　总之，这一时期的语文教学因受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等诸因素的影响，虽然行进艰难，但是这一时期一批老一辈语文教育大家，他们以很高的热情投入到语文教学的改革中，成果斐然，如叶老的“故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与，而在相机诱导”[5]、“凡为教者必期于达到不须教”[5]、“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5]等语文教学核心理念，对后来我国的语文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时期的语文教学：政治至上价值取向
　　我们之所以要把“**”十年单独划出来考察，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特定的语文教学发展阶段，其体现的不是本身的价值，而是背后所揭示出来的价值意义。**背后所揭示出来的意义，对语文教学今后的健康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十年在语文教育发展历程中耐人寻味，这一时期政治对语文教学的干扰前所未有。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中指出：“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此思想的支配下，语文理所当然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的工具，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主张把语文课改为“政治课”、“革命文艺课”。语文教学在政治至上的主流社会环境中也不自觉地唯政治是瞻，主要表现在：其一，语文课程成了政治的附庸。教育部在1966年颁布的文件《关于1966～1967学年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出：“语文、政治合并”，接下来语文教学实际上成了政治的传声筒。其二，语文教学内容突出唯政治思想取向。**十年，各种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被彻底否定，教学内容无非只能是毛主席著作、讲话以及有关“*****”的文章和革命样板作品。语文教学内容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主线，突出语文课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语文课程中出现的都是顺应当时政治形势的内容，语文“双基”教学质量严重下滑，语文教学严重违背语文教学的自身规律。这种教育价值上的偏差与培养人才上的反科学，其教训极其深刻。其三，语文教学方法流于形式。语文课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而语文教学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这要求学生广泛接触社会，把语文课堂也搬到工厂、农村中去。教师无法按语文教学规律教，学生也没办法安心坐在教室里学。这种强调语文唯一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价值取向，自然导致了我国语文教学质量的全面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