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燃情岁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

　　悠悠延河水，巍巍清凉山。在延安宝塔山对面一个叫棉土沟的半山坡上，坐落着几孔窑洞，虽很普通，却很威严，它的名字叫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不久前，笔者来到经陕西省公安厅党委支持重新修葺一新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旧址，五孔窑洞四间平房和四间办公用房映入眼帘，心中不禁一震：这不就是当年人民公安的“首脑机关”吗?走进其中的一间展览房，一部老式电话吸引了笔者的注意。旧址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当年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一直用的电话，他就是通过这部电话指挥着当年的情报保卫工作，保卫了党中央毛主席等领导人的绝对安全。”
　　透过这部老式电话，公安战线上那些保卫工作者的燃情岁月在眼前不断闪现……
　　毛主席身边的“保卫责任人”
　　在中国共产党公安保卫史上，有一位杰出的公安保卫工作者，在他50年的革命生涯中，从事保卫工作几乎占了五分之三(长达28年)，他就是曾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担任处长长达十四年的周兴。
　　周兴，原名刘维新，1905年8月出生在江西省永丰县恩江镇一个做爆竹为生的手工业家庭。从八岁开始，他白天到私塾念书，晚上在油灯下帮父亲做爆竹，12岁时转入县立高等小学读书。1919年夏天，小学毕业，进入一家染布店当学徒。同年投身五四运动，先后参加了“恩江学会”，阅读了《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唯物史观》等进步书刊，接受了革命的理论。1925年秋末，周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7年8月1日，周兴参加“南昌起义”，不久，就被上级党组织任命为中共折桂区特支委员兼游击队负责人。1930年10月，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的侦察部长、执行部长，以后又担任秘书长。从此，周兴同公安保卫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34年10月，周兴以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的身份调到红一军团工作，不久，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随后，跟随红一方面军一路北上，警卫首长，保卫要人，搞情报，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最终到达陕北延安。
　　1935年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在瓦窑堡成立。1936年2月，因局长王首道调往前线，周兴接任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周兴便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兼任保安部队副司令员，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
　　在这期间，党中央毛主席一直转战陕北，从容指挥着全国各地战局。而周兴带领着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首要任务就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获取情报资料等，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赫赫功劳。
　　从一穷二白到“三驾马车”
　　边区保安处成立之初，处长由周兴担任，担任副处长的有杜理卿、谭政文、刘海滨、刘秉温、赵苍璧、李启明、李甫山等人。当时条件艰苦，连办公用房都没有。但是这些困难一点也难不倒这些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他们自己动手，在延安棉土沟开挖了十余孔窑洞，基本解决了办公生活用房的问题。
　　据后来曾在边区保安处担任秘书室第一副主任的伊里回忆：边区保安处主要负责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下设保卫部、地方部、检察部等机构，下辖各县保安科。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底，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处，相当于地区机关，后来又成立延属分区，形成五大分区的布局。保安处统辖边区的警察力量，各县有一个排至一个连的武装(称警卫队、治安队或特务队)，保安处直辖保安团。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检查处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延安市警察队，加强延安城的卫戍力量。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连毛泽东都穿补丁裤子。但延安警察却有自己的黑色制服，甚至还有神气的骑兵队。保安系统有从边区保安团到县保安队的武装力量，还有自己的秘密情报系统、自己的电台。边区县两位首长的待遇是骑马，除此之外，惟有保安处处长有一匹，人称“三驾马车”。出入边区的“护照”上，都盖有保安处处长周兴的大印。因此，从政府机关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大名。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卫团营房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一次，周恩来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从此，“周半城”名扬延安。
　　斯诺采访中共“特务头子”
　　在国民党看来，中共的“特务头子”便是周兴，对于国外人士来说，周更是一个神秘人物。为了搞清中共“特务头子”的真实面目，1936年，美国记者爱德华·斯诺采访了周兴。他问周兴：
　　1.人民犯了哪些法，保卫局才能逮捕他和惩治他?什么情况才能判处死刑?
　　2.保卫局是否逮捕、审判和惩治政治犯?或送给人民法庭?什么时候是“紧急的司法处理”?
　　3.你控制的警察力量有多少?
　　4.现行的保卫政策和以往(在江西)的保卫政策有哪些不同?
　　5.在陕西，除了你处以外，是否还有一套“习惯的”警察制度?
　　6.苏维埃政府在对待政治犯上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
　　周兴回答：“保卫局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反革命分子在红军到达后并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为了反对他们，保卫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并以教育的方法来改变那些还不是死心塌地的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的头脑。”“保卫局并不是那么可怕，它只不过是保卫苏维埃权力，现在是保护扩大的统一战线。”“……现在，我们承认人民中间一些新的范畴，这部分人一方面反对日本，另一方面也不同情共产党。这些人，只要他们不企图通过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不应受到逮捕、惩治或虐待。我们正在教育他们，和他们开展思想斗争，只不过不用暴力和镇压的手段就是了。其次我们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是让他们自行耕作。最后，我们还在政策上给予他们适当的政治照顾。”
　　对于斯诺的具体问题，周兴也一一作答，而且，特别论述了保卫局和国民党宪兵队的四点不同：“其一，保卫局是贯彻群众的要求，没有群众的要求，保卫局是不会杀人的，更不会秘密地杀，而国民党宪兵队则不同；其二，在国民党统治区，如果一仁犯政治罪，全家人都会受到牵连，甚至被杀害，而我们则实行的是一人犯罪一人当，与他的家人、亲戚和朋友无关，更不会剥夺这些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其三，我们对政治犯实行的是宽大政策，这些人只要接受教育、表现良好，很快就能释放，并恢复他的一切权利，而国民党则是‘一棍子打死’，永不启用；其四是我们的监狱从不拷打和虐待犯人，保证犯人口粮和衣物等的供给，而国民党则没有这些。”这一论述，不仅显示了较高的政策水平，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原则。斯诺将周兴的回答认真记录并写入自己的著作《中共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