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书写文化史构筑刍议：关于东西古写本研究的思考:世界文化史

　　内容摘要：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古写本研究的未来取向，提出了新的看法，主张从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物质文化研究、书籍史、艺术史、知识史等多学科角度，来综合考察中国写本文化传统，并进行写本与印本的通贯研究以及东西方古写本的比较研究，这将成为极富前景的学术新领域。
　　关键词：书写文化史；写本研究；东西方；中古时代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3-0052-11
　　Constructing a Holistic Cultural History of Writing：
　　Thoughts on Studying Ancient
　　Manuscripts of the East and West
　　YU Xin
　　（History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rows new light on the methodology for studying medieval manuscripts, and points out new approach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utilize multiple tools from many disciplines (e.g., history, archaeology, religion, material culture study, book history, art histor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on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manuscript culture, and to achieve knowledge thoroughly from the age of manuscript to the age of print,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n manuscripts of the East and West. These new research fields will open vast vistas.
　　Keywords： Cultural history of writing; Manuscript studies; East and West; Middle Ages
　　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
　　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
　　为人强记览，过目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1]
　　读昌黎之诗，未能参悟“学问得所欲”之真如，惟仰羡“入海观龙鱼，矫翮逐黄鹄”之气象，寻章摘句，以之为写本时代私家文库之证{1}，宜乎小儒之刺。自甲戌（1994）之岁，初窥石室秘藏，从业已十余载{2}。然则中古写本之底蕴究竟为何，昧昧我思之，乃于《中古异相》之后[2]，复有《博望鸣沙》之编次{3}，倡言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试图以敦煌吐鲁番文献、日本古钞本及相关图像资料的整合性探讨，观照中国现代学术成立史之一侧面，追索其内在理路，重绘其变幻云图，进而构建中古写本研究及其现代镜像之“交错的文化史”，并藉此对写本文化之于中国学术研究之意义进行博观与省思，期望不仅拓展敦煌学史、写本学、知识社会史诸领域之疆界，亦有资于推进东亚世界学术思想史研究。在此基础上，笔者从更大的宏观视野进行了思考，提出从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物质文化研究、书籍史、艺术史、知识史等多学科角度，来综合考察中国写本文化传统，并尝试进行写本与印本的通贯研究以及东西方古写本的比较研究，是极富前景的学术新疆域。谨将近年思虑所得，缀为小文，求教于同道，所献轻陋，愧惧唯深。
　　一 碎片之学与寻常之书
　　敦煌吐鲁番研究，由于是建立在新材料基础上的学问，虽被冠以“国际显学”之尊号，其实圈外不乏鄙薄者，以为无非靠一些破纸残字，写些饾饤之作。不容否认，以往敦煌学界的确充斥着这样的情形，至今仍不绝如缕。然而在学术史和方法论层面，其实最近二十年，也有许多省思和突围之作问世，可以看作是敦煌学的“学科自觉”。
　　长期以来，敦煌学的学科合法性一直饱受质疑：敦煌学是否为一独立学科？是否有自身独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随着资料的刊布殆尽，敦煌学还能走多远？二十一世纪，敦煌学还会是“学术新潮流”吗{4}？在经历了八十年代初以来的兴盛期之后，中国敦煌学就是在这种焦灼与反思中跨入新世纪的。一方面对于外界的疑虑，不能不生出为敦煌学申辩的想法，企图以实在的业绩证明敦煌文献绝非“地方性知识”，而是具有普遍学术价值的宝藏，并仍将是显学；另一方面，对于敦煌研究的自说自话和碎化倾向，又不免感到忧心忡忡，认为跨学科和综合性研究，才是再造辉煌的大道{5}。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进入敦煌学的研究者，笔者求索的轨迹，无疑也带有上述时代的印痕。标题“故意隐匿和毁弃”敦煌学这个词，意在强调所追求的不是传统的敦煌学研究，而是企图在更宏大的背景下思考写本作为探察中古时代知识与信仰生成过程的媒材而存在的价值，追寻写本鉴藏作为现代中国学术确立的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之一环而呈现的意义。
　　有人跟我说，“我是只读寻常书的”，说此话时颇有些自得。我明白，言下之意，他是以陈寅恪先生为楷模，善于从习见之书，读出发覆之见。其实，我很不以为然。殊不知，寅恪先生最注重新材料与新问题，他早年对于形形色色的新理论和新史料，无不孜孜以求。后来只用寻常书做大学问，实因目疾之故；再者，“欲将心事寄闲言”{6}，书写“世变”之“心史”{7}，自然也就不再需要追踪新资料了。以为陈寅恪提倡只用旧史料才能做出真学问，甚至以为这才是治学的最高境界，实乃大谬，正是所谓“国人治学，罕具通识”之所讽者。出土文献、考古文物以及传统史家所漠视的杂著（蒙书、类书、笔记、小说等）所重构的历史图景，正在全面改写我们的历史认识。或许我们有必要超越王国维先生所倡“二重证据法”。因为“二重证据法”的核心，仍是视正史为基础的传统文献为“经”，“地下之新材料”为“纬”，为“附翼”，仅仅是起“补正”的作用。我们并没有主张废弃正史，或将传统文献束之高阁，但是直至今日，仍有许多学者认为新史料不过是些碎片，至多只是提供一些细枝末节的补充，这是我无法苟同的。有新史料而茫然无知，或视而不见，或弃而不用，只能说明见识短浅，不足以言学。学问之道，贵在通达，无论新旧，不分东西，但求“真理因得以发扬”。如此持衡，方可臻于澄明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