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人大 [人大咋作为？]
在预算编制完毕以后，人大的作用，或者说地方人大能够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审查和建议。在新修改的预算法中，人大的功能，被首次单列成条，单独细化，单独说明。 从法律的编制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因为约定俗成的官方意义，远小于法条带来的权威性和肯定意义。
但人大在新法的支持下又如何作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说，这些改动“让人欣慰，但也让人迷惑”。
“无为而治”？
按照蒋洪的说法，人大对于预算，在现阶段来说，存在的意义并不大。
这并不是抹杀人大意义的耸人听闻，也并不是对人大的污蔑之词。蒋洪说，之所以以如此悲观的口吻来描述一个预算监督及审查机关的作为，源于其中很多环节的缺失和不科学。
“其一在于人。”蒋洪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人大的组成都是哪些人。政府官员，高层领导，大企业CEO，和一些退休下来无处可去的老领导。我们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代表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代表的是士农工商的所有方面人才。那好，农民工在哪里。今年有一个农民工的人大代表，全国上新闻通报，我认为这是一种悲哀。几千几万分之一的概率，而且他这一票是否经过严格审查？是否已经‘被代表’？底层的代表比率如此之低，这就没有人代表广大的基层老百姓。”
蒋洪表示，以现在审查预算的这些人，“它代表不了所有阶层的民众。”
“其二在于事。”蒋洪表示，他曾经想做一个实验，将某地的预算案放在所有人大代表面前，让他们逐一解释他们认为有问题或者没有问题的条款。“后来我也问了一些人大代表，你们能不能看懂预算案，十有八九看不懂。经济学出身的代表本身就少，搞财政的更少，懂项目的更少。即使有那么一个两个懂行的代表，你提出了异议，其他人都举手同意，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说下去，也不给你说的机会。”
“其三在于时。”蒋洪说，对于预算案的审查，每年给出的时间是极其不科学的。“时间太短，加上这些人大代表外行居多，能审出较大错漏的概率微乎其微。而通过审查，这实质上是给这些本来有问题的预算案一个官方的肯定意见。所以更多的意义可能在于这些预算案就是在人大代表手里‘过’了一下，大家举个手。这不仅对预算案不负责任，实质上对于预算法赋予的这种监督权，也是一种不负责任。”
所以蒋洪表示，人大每年审查预算案结果通常是“无为”，这不可能仅仅通过预算法的修改就能完全扭转。“这是一种痼疾。”
无权而治？
蒋洪表示，更为悲哀的是，我们的这种努力，及赋予人大的这种监督权，正在被以法条存在的形式“绕”过去。
“人大的这种监督权，实际上是一种形同虚设的‘伪’权力。”蒋洪说。
为什么这么说？蒋洪表示，现在的预算人大审查理念设计，其根本上就有着“给权又夺权”的质疑。他说，在审查的前后，其实支出部门完全可以不把审查“放在眼里”。
“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预算编制时间其实是有问题的。它的编制完成到执行过程中有一段空白期，这段空白期实际上就是为了审查用的。审查完了以后，开始正式运行。”
蒋洪说，这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预算需要审查，这合情合理。但问题就出在审查过程中的地方支出自主权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他规定的这段时间内的支出情况。可以支出的范围有地方政府运行的必要花费，有转移支付，有重大项目支出，换而言之，就是我地方认为我有必要支出的，我就可以先花出去。而我们是从来没有资金回头这一说法的。那人大审查之后我们先不说基本上从来没有大的问题，即使有问题，你又能如何？下半年减少一些而已。你审你的，我花我的。”
而在审查之后的预算修改和追加上，蒋洪表示，实质上也并没有给予人大应有的这种监督能力。“我们过去的预算法规定的是差额报批法，你差额有变动，你要报人大审批。但总额的变动是没有纳入报批手续中的。这次预算法修改将总额变动也要纳入报人大审批的过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长足的进步。但其中也就有问题了，只要总差额不变，就可以不报批。也就是说项目间的资金调剂它是不用报批的。那这就叫挪用，对吧。最大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只是把眼光转移到外围的一些问题上，这种监督能力就太弱小了。”
其后，蒋洪表示，在报批的预算案上，预算法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倒退。“我们现在的预算基本上都是编列到款的，你前面说应当细化，后面说至少编列到款，这不是一种进步，是一种把现有问题的一次固化。重点支出的意义也没有明确，这是预算法的又一次无力的体现。
除了这些，蒋洪说，预算法也并没有赋予预算的实际权威性和主管部门的责任心。
预算法修订后规定，如果有预算单位不遵循审查之类的行为，交由上级行政部门处罚。在法律条文上如此规定，就是一种权利的和稀泥。上级行政部门都是一条板凳上坐着，处罚自己人的事他们不会干。所以我说预算法修订大家不要那么期待，也不要那么紧张。它距离一个长足的，完整的法律还有很远。我们作为为它提意见的人，我们当然希望它走的更快。”蒋洪说，“我也没法说，现在是失望多一些，还是希望多一些。”对于人大究竟应当如何作为，暂时还无法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