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财政见怪不怪】 元代财政

　　为什么说元代财政是见怪不怪？追根溯源，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的封建王朝。蒙古族建国之初，税制不备，在早期的征服战争中全靠奴隶的供给和掳掠搜刮，到世祖忽必烈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封建财税制度。元代的财税制度和财税文化同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财税制度和文化的继承，但又有许多独特之处，并对元代的社会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
　　南北异制
　　元代在沿袭辽、金和南宋旧制的基础上，保存了经过改革后的某些蒙古旧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但元朝统治者为适应和强化对各民族的统治，公开地把各民族按照族别和征服地区先后划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
　　不同等级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和赋税负担上的待遇不平等，从而形成了以蒙古贵族为中心、由各族地主阶级参加的、对各族人民进行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封建王朝。与其种族统治相适应，元代赋税的特点是南北异制。元代对各族、各地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封建专制，其强烈的种族统治色彩带来了赋税上的南北异制：不仅在田赋上南北异制，其他赋税也是南北各异。具体情况是：北方行税粮、科差等赋役差发制度：税粮分为丁税和地税两种。丁税每丁粟二石，地税每亩粟三升。诸色户计按照各种规定分别交纳地税和丁税中的一种。儒、僧道户种地纳地税，不纳丁税。军、站户也不纳丁税，并且可免四顷的地税，其余按亩课征。对河西中兴路（今宁夏银川）、西宁州（今青海西宁）等三处人户也征地税。就计丁课税的原则而言，元代北方的税粮制度与唐代租庸调制有相似之处。
　　但由于诸色户计之间相互买卖土地以及其它一些原因，在征收税粮时经常出现混乱和纠纷，往往有一户并纳二税的现象发生。科差包括丝料和包银两项。科差的征收对象，主要是一般民户。科差征收按元管、交参、漏籍、协济四类户别而不同。包银在蒙哥时代定为四两。其中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到中统四年，全部以钞输纳。至元四年五月，又下令按缴纳包银的数额，每四两增纳一两，以给诸路官吏俸禄，是为俸钞。
　　元代江南赋税，与南宋相同，即继续征收秋税和夏税。两税之中以秋税为主。征科江南夏税之制，定于成宗元贞二年。但在成宗以前也征江南夏税。江南征夏税的地区，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世祖年间开始科取的地区，即江东和浙西。另一类地区包括浙东、福建和湖广行省北部。
　　夏税的征收办法和数额，一般也以南宋旧例为根据，各地不尽统一。有的地方以土地等级摊派实物，或者再折收价钞。大部分地区以秋税征粮额为基数，再按一定比率折收实物和钞币。凡秋税一石者，输夏税一贯或一贯半，或一贯七百文，或二贯、三贯乃至三贯四钱之上。其基本办法是：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众，酌其中数而取之。至于江南的秋税征取，主要是征粮。但个别地区也有以部分税米折钞征收的。江南也有科差。一是户钞，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二是包银。但江南征收包银的范围有限，时间也相当短。另外，无论南、北方，除了正额税粮外，元廷还要征收附加税粮，其名目繁多，如鼠耗 、分例等，这类追加剥削，数量惊人，有时超过正额。
　　盛行包税制
　　大规模、长时间地实行包税制，是元代赋税的又一特点。包税，元代称为扑买或买扑。即政府不设征管人员、由商人通过招标投标的方式对一个地区或税种进行承包，少收赔补，多收留成，粗看起来似乎剩却了税收征管人员，节省了征管费用，增加了财政收入，其实贪得无厌的承包商人从中谋利加倍征收，既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又破坏了国家赋税正常征收制度，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的包税制虽历朝皆有，但至元朝，包税的数额、范围等均为历代所不及。元代之大兴包税，不仅大包商税和杂课，连素称正课的田赋也实行包税。元代包税制以元初最盛，但中后期犹有余毒。
　　元初实行的包税制，与官府征管工作不健全有关。赋税征管力量的薄弱，自然给商人承包税课提供了契机；而商人与权贵的相互勾结，为获得最大的赢利而企图承包某项税款，在某一时期也迎合了统治者的要求，这是元代包税制盛行的重要原因。
　　从长远观点看，包税制既不利于税收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减轻百姓的负担。从前者看，国家税收收入不能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从后者看，豪强之家承包赋税，肆意扩大征税范围或提高税额，恣意刁难和**百姓以弥补他们包缴的税款，而财富则集中到豪强手中。这对国家正常赋税制度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可以说，包税制也是元王朝官逼民反迅速走向败亡的动因之一。
　　以钞票救财政
　　元代统治者，为了挽救长达百年的税收危机，进行过多次改革，但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最终统治者把希望寄托在货币的投放上。元世祖时期，阿合马改革中，首次运用增加货币发行量来弥补财政赤字。开始发行的不多，每年发行中统钞大致在80万一100万锭，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但到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卢世荣主持改革时，由于财政状况恶化，发行中统钞多达300万锭，结果钞值大贬，物价飞涨了十倍。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桑哥主持改革时，财政状况日趋恶化，物价高涨。于是每年又发行至元钞50万锭，与中统钞并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通货膨胀。
　　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元武宗即位后，为了摆脱财政的困境，下令变更钞法，发行“至大银钞”，致使钞币大幅度贬值。元仁宗时期，财政更加恶化，鉴于货币的混乱，只好废止了至大银钞，专用至元和中统钞。但后来迫于财政恶化，又开始加大货币量的发行。结果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的风潮达到了无法制止的程度。元代末年，由于财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元顺帝即位，丞相元脱脱进行了两次改革。第二次改革主要是实行变钞弥补财政赤字，开始推行“至正交钞”，同时发行“至正通宝钱”。结果通货膨胀，物价腾贵，价逾十倍，货币贬值，形同废纸，加速了国家财政的彻底崩溃。
　　（作者系中央财政大学财政学院教授、财政系副 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