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天性之潜感,顾童心兮如懿_“童心”与“老成”的互释性阐发

　　“童心”，是一个重要的古典文艺美学范畴，但同时又是现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经常使用的概念。目前的学术界，研究者们大都聚焦于“童心说”的义理内涵和思想渊源，对其文艺美学内涵阐释不够。笔者拟从文艺创作和批评的角度挖掘李贽“童心”说的美学内涵，通过与“老成”说的互补性比较、阐释，进一步完善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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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心说”是四百年前李贽高扬的一面思想旗帜，旨在于反传统、反礼教，提倡人性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正所谓“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的提出建立在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针对当时“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社会现实，高举“人欲即天理”的叛逆大旗，呼唤真人、真情，反对假情、假理，提倡自然人性论。他把从哲学层面提炼出来的“童心说”用在文论方面，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其目的一方面是反对文以载道的传统见解，纠正充斥当时文坛无病呻吟、泥古模拟的毛病；另一方面，亦是李贽对文艺创作和审美批评的深切体会，具有丰富的意蕴。
　　首先在文学创作方面，提倡有为而作，认为只要是发自真心至情的皆成至文，皆可推陈出新，也就是“为情而造文”，而非“为文而造情”(《文心雕龙·情采》)。文章写作应该是强烈的感受蓄积在心中，使作者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只能借助于创作宣泄表达而出。许多伟大的文学创作，非作者本人要写，而是作者受感情的驱使不得不写，就象巴金所说：“好像不是我在写文章，却是他借我的笔在生活”，“固然是我提起笔在写，其实倒不如说是他们自己在生活。”作者情感的闸门一旦开启，便一发不可收拾，任由胸中激情自由飞泻。这正是“童心自出之言”，自然会产生真诗文，真创作。李贽对此作了具体的描述：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堍。
　　其创作观与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的主张一脉相承，由此出发，李氏评价《水浒》是高出于六经之上的好作品：“《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此传之所为发愤矣。”
　　其次，在文学内容方面，李贽推崇自然化工之为美。既然“童心”是“最初一念之本心”，是人的直觉的自然表现，那么表现童心的文艺作品当然要“由乎自然”，不能有丝毫“牵合矫强”。他说：“《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化工”实际上就是造化自然之美，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没有任何人工雕凿的痕迹，这种艺术表现正是童心的所见所感所描，与童心的赤诚品质相对应，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而“画工”则不然，《琵琶记》未有至情，处于“似真”、“非真”之间，导致感人的“气力限量”，“只可达于皮肤骨血之间”。
　　所谓“由乎自然”，就是说只有文学创作“顺其性不拂其能”，各人自有各人的性情，创作者顺乎自己的情性自由进行，文章才会彰显自然之美。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章法、格调、结构等形式上，都不能矫强拘泥，“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在李贽看来，文学创作不仅要打破传统的外在枷锁，其内在的各种清规戒律也应被抛弃。真正的艺术是排除了人为的自然而然的艺术，象山河大川的布局，象斑马虎身之纹，非刻意造作而为之，它是自然本性的体现，随自然本性的显现而自然显现。在此，“自然”就是“童心”的自然直觉，亦是艺术最高的审美标准。
　　再次，在审美评价方面，从“童心”出发，追求以趣为美。他在评点《水浒传》时多次提到“趣”，并表示“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趣”作为传统文论概念，流行于赵宋。到了明代，“趣”再次得到文人们的青睐。袁宏道、汤显祖都是其例。袁宏道所言“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正是对李贽“童心”的继承和发挥。
　　李贽标举的“趣”，从审美欣赏的角度而言，是自然之趣，一种审美趣味和感受。由于提倡童心，抒写真情，作家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如“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舒缓，旷达者自然浩荡……”，作品自然就具有了特殊的“趣”。那种一味只知道模仿古人而千篇一律的作品，只会使欣赏者审美疲劳而索然无味。从创作主体而言，要使作品充满情趣，就要求创作者具有儿童心性。一切人伦道德、礼仪规范都与“趣”无缘，只有率情任性所产生的超常的感人色彩，个体生命的自然展现，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才会生趣盎然。
　　总的来说，“童心说”要求创作者拥有一颗赤诚的童心，能达于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在内容和形式上浑然一体、自然天成，而又形神兼具，趣味无穷。后世文坛上出现的“自得”说、“情真”说、“性灵”说等理论主张，都与“童心”思想相连。
　　然而，李贽主张“童心”的文艺观也有些是“深刻的片面性”。李氏其强调文学摆脱“文以载道”的说教观，强调文章的率性而发，很容易使作家逃避其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而忽视或解构文学的社会意义，使作品沦为任情纵欲和贪图享受的工具，使创作降格为一种平面化和感官化的随意书写，从而与深沉老到的文风大相径庭。如受李贽深远影响的公安三袁，创造了许多流于俚俗、缺少深刻社会意义的山水游记小品。同时，李贽把“童心”、“真心”与“道理闻见”、“读书识义理”对立起来，这一抽象的表述中也含有从与社会化、文化行为相对立的思维中去追寻天真自然之趣的意蕴，甚至可能启导人们把性情之真与社会阅历、文化熏陶对立起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就曾这样认为：“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就明确把性情之真与社会阅历对立起来，而社会阅历的深浅恰恰是决定人是稚拙还是老到的重要因素。正是在“童心”说存在着可能的偏限的语境下，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另一个重要范畴“老成”，以其特有的美学内涵获得了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