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遗民诗人的心态【吴海遗民心态与散文观】

　　吴海，字朝宗，是一位生活于元明之际的重要闽中遗民。从闽中理学的传承看，他是元末闽中理学的中坚人物，处于历史剧变的肯綮，发挥着“继前修启来学”的重要作用；从遗民地位看，他是闽中元遗民的代表，与著名的少数民族遗民诗人王翰关系密切，在王翰做出为元自绝壮举中曾起到过重要作用；从对明初诗坛的影响看，他是闽中诗派代表人物王偶的恩师，对王偁耿介的人格操守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也影响了闽中诗坛。但学界对吴海的研究却相当的不足，就目前为止，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没有发现任何一篇关于吴海的研究文章，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本文通过对吴海的个案研究，以期加深与丰富对元遗民整体的理解，同时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界对吴海研究的重视。
　　一
　　探讨吴海与闽中理学关系的目的在于解释吴海做出遗民政治选择的原因。他在《明史》卷二百九十八有传：
　　吴海，字朝宗，闽县人。元季，以学行称。值四方盗起，绝意仕进。洪武初，守臣欲荐诸朝，力辞免。既而征诣史局，复力辞。尝言：杨、墨、释、老，圣道之贼；管商申韩，治道之贼；稗官野乘，正史之贼；支词艳说，文章之贼。上之人，宜敕通经大臣，会诸儒定其品目，颁之天下。民间非此不得辄藏，坊市不得辄粥。如是数言，学者生长不涉异闻，其于养德育才，岂日小补。因著书一编曰《书祸》，以发明之。与永福王翰善。翰尝仕元，海数劝之死，翰果自裁。海教养其子偁卒底成立。平居虚怀乐善，有规过者，欣然立改。因颜其斋日‘闻过’。为文严整典雅，一归诸理，后学咸宗仰之。有《闻过斋集》行世。
　　由《明史》中的介绍至少可得出以下信息：一是吴海在元明两朝都未出仕；二是吴海笃守儒家信条，并且有些偏执，这从他主张清除儒家之外典籍的举措中即可看出；三是他与王翰父子关系密切；四是他的散文本诸理，严正典雅。吴海的不仕与其散文的严整典雅都可从其与闽中理学深厚的渊源关系上找到原因。
　　闽中虽地处偏远，但自宋代以来逐渐形成了浓厚的理学氛围。邵铜《闻过斋序》中说：“闽自述古、季慈二陈，宏中郑、公辟周、执中刘，五先生倡道于前，既而龟山杨、仲素罗、延平李三先生出，至朱子集群贤之大成，益讲明于后，道德人人之深，世号海滨邹鲁。又如胡文定、致堂、五峰、籍溪、蔡西山父子、刘白水、屏山、黄勉斋、陈北溪、真西山、潘瓜山、熊勿轩诸贤，彬彬辈出，文行表表，皆可师法。”由邵氏的叙述中可看出，闽中理学代有传承，且形成了浓厚的氛围，这为吴海成长为一名理学家提供了坚实的外部环境。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四十二《吴闻过先生海学派》中对吴海继承闽学传统有过一番论述：“先生系于诸儒学派之后，以先生实元代遗民，维道脉之绪者也，余系之明者。盖一代之兴，必有耆儒夙学为邦典型，如存硕果以继前修而启来学，顾守先待后之责寄焉耳。”李氏在描述吴海对闽学继承的同时，还对其价值与地位做了判断：继前修，启来学。“继前修”是指他元末闽中理学继承人的身份；“启来学”则指他在明初闽中理学的延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另外，吴海在文集中也有对自我求学慕道经历的描述。他在《闻过斋箴》中说：“海自始知学，窃有志乎圣人之道。”自传性质的《答问》亦云：“吾幼好学，长而弥笃。攀前修之逸驾，追往圣之遐躅。既孜孜以求道，屡颠沛而不易。”从吴海的叙述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他对理学的笃信。
　　综上，吴海与闽中理学的关系可概括为“继前修，启来学”、“维道脉之绪者”。闽中浓厚的理学氛围，让吴海成长为一名笃定而醇正的理学家；而吴海对理学的坚守，保存了闽中理学一脉，使其入明后能得以发展，同时这也为入明后闽中诗派能对主流诗坛产生重要影响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
　　理学的浸染与熏陶，影响到吴海对元明两朝的态度。元末兵乱，吴海绝意仕进；人明后，他又两度拒绝征聘。但其不仕的理由是不一样的，通过对其未仕理由与心态的考察，可以更好的把握其遗民心态的内涵。
　　元末不仕的原因，可归结与时不合。吴海认为元末官场混乱，他不愿变己从俗以获取官职。他在《送傅德谦还临川叙》中说：“予以学朴行方，不同于时，气质顽钝，不能自改以适时之宜，既屡颠沛不悔，则其终身不变亦可知矣。”这种对元末颓势及官场的灰心绝望，在《送程伯崇还江西序》中有更完整的表述：“海齿未壮时目当世，窃有陵谷之忧，间形诸言，闻者鲜不谓之狂人。又三十余年，不幸而遂验。夫国之兴衰系乎人，一时公卿大夫，隆虚饰外，以苟容为贤，附顺为忠，夸诞为高，敏给为才，诡诬为智，谀谄为敬，虽至儒者亦然，使世之人踵踵然慕效之。嗟乎!元之末造，风俗好尚毁誉若是，国之亡非偶然也。予始以侗直朴固，见病于时。及瞷时之所为，然后乃大骇，知举世之尚伪，少适其真，于是益自守，不愿与世俗交。”年少的吴海看到当时社会状况后就对时政提出了颇有远见的看法，可看出他有很高的政治敏感度与判断力。他做出此判断的依据是关乎国家兴衰的士大夫“隆虚饰外，以苟容为贤，附顺为忠，夸诞为高，敏给为才，诡诬为智，谀谄为敬，虽至儒者亦然。”社会道德准地的儒者都如此，那整个社会风气之坏可想而知，亡国则非偶然。王偁在《闻过斋集》跋文的一段话亦可作一外证：“(先生)不幸生匪其时，视当世有不可为者。于是卓然长往，终身不汗一命。”看透举世尚伪之风，吴海于是“益自守，不愿与世俗交往”，更不会外出做官。
　　人明后，面对新朝征辟，吴海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出仕。对拒仕的理由，他在《与使者书》中曾作过说明。该文中提到“既老且衰”、“赋性愚戆，遇事疏拙”以及老母“病废逾年，不能离床笫”等理由皆是托辞，并非其真实想法。面对征召使，他不敢将其真实心态表露出来。他真正拒仕明朝的理由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对自我节操的坚守，一是对明初政治的不满与畏惧。吴海在元朝虽未出仕，但作为一名醇厚的道学家，他当然明白“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道理，因此他在君臣大义的持守上非常严格。《明史》中记载他因好友王翰曾出仕过元朝而“数劝其死”即是明证。他在《悠然轩记》中说：“丈夫出处不失大节，至于流离穷困，而能随所遇而适者，非其中有所得，必能以理自遣者也。”该文作于人明后，为其志同道合的好友王翰而作，故应是其真实心态的表露。所谓出处不失大节，在政治层面上即表现为对君臣大义的坚守，而“以理自遣”则更多地体现出他对理学修养的重视。此处既表明了吴海“不失大节”的态度，也说明了其政治选择的依凭。另外，对明初政治的不满与惧怕也是吴海拒仕新朝的一个重要理由，这从他作于人明后的《与秦景容书》中即可看出。秦景容是吴海的一位旧相识，人明后参预新朝，在他的荐举下吴海才被明朝征召，元亡前吴海曾为其作《双谷序赠秦景容》，对其刚介的性情多有所称。因为有这层朋友的身份，他才敢将其真实想法稍稍流露于文中：“又凡今日求退者，足下当力佑成之，勿夺其志。新朝苟欲倡名义，厚风俗，则何必一切招之使来乎。”“苟欲”句也宣泄着吴海对新朝之政的不满，在吴海看来，明朝这种强征强辟的方式与其所倡导的“倡名义，厚风俗”是不相符的，是背道而驰的。这种竭力规避出仕新朝行为背后的真实心态是对新朝政治的不满与畏惧。该文在陈述不仕理由时还罗列了年老体弱、操持养家等客观因素，也可看出吴海的谨小慎微。面对这位参预新朝的“知旧”，吴海的心扉并未完全敞开，这也表明他对新朝政治的惧怕。另外，《史传三编》卷八吴海条目下称：“当明之初，海已年老，又见刑法过峻，凡所延致，大都皆绳束。驰骤未尽展布，一有絓误，而罪谴及之。海之不仕，或以此乎。”亦可看作是吴海面对新朝钳制士人严苛政治的畏惧心理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