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市场和货币|货币市场的主要类型

　　6月，香港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发表了《香港货币体制的未来》一文，引起广大反响。任志刚观点的立论基础是无可辩驳的——固定汇率制度无法与持续的财政赤字保持一致。这是从当前欧债危机得出的主要教训，并曾使深陷亚洲金融危机的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因此，我认为任志刚写这篇重要文章是为了提醒政府，任何与香港政府制定预算时的“积极不干预”传统相背离的行为，都必须考虑到汇率政策的因素。
　　毫无疑问，香港目前有充足的财政盈余，良好的经济增长并背靠中国大陆强有力的宏观经济。香港正处于良好的经济形势中，改动联系汇率制度不是必然的措施。但是，好日子也许正是未雨绸缪的好时机，因为在暴风雨中更难以改变航向。
　　货币的问题在于，它处于政府和市场的交叉点。随着时间推移，货币会贬值，因为所有的政府迟早都倾向于过度支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金融危机的时代，因为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已经达到空前的高点。目前，仍然缺乏管理全球货币的国际规则，但是公众却要为私有的影子银行体系的信贷进行担保。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1993年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我们实际上所面对的不是当前政治家不断宣扬的‘新世界秩序’，而是新世界的无序——没人知道会持续多长时间。”
　　正如我们努力在无序中寻找规则，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写了一本著名的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他试图从历史角度研究，自由民主制度能否接受不同国家主义体制的挑战，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崛起。新书的命名来自于1991年他写的一篇论文——《历史的终结》，此文认为1989年柏林墙倒下以后，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度必将取得胜利。
　　即使从那以后，自由民主迅速在新兴国家蔓延，但是它在处理**、犯罪、恐怖主义，以及掠夺性政府的出现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建立方面的失败，促使福山认为《信任》（1995）是社会繁荣的基础，以及《国家建设》（2004）的重要性，他总结了伊朗、阿富汗和其他失败国家的教训。
　　政治和政府体系的进化史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人类社会形成到法国大革命，第二部分则从工业革命开始，福山的新书阐述了第一部分。如果以第一部分所展现出的分析的宽度和深度推断，那么第二部分则可能和他的导师一样，对现代思维方法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导师是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著有对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两本书——《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和《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
　　《政治秩序的起源》没有试图去解释自由民主制度的理想主义问题，而是去探讨为什么有政治**。他认为，“政治机构是必要的，而且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当你把政府清理出去，市场经济和大量财富并不会魔术般地出现：它们依赖于内在的产权制度基础、法治和基本的政治秩序。一个自由的市场，有活力的公民社会以及自发的‘群体智慧’都是成功民主制度的重要元素，但是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强大、分级的政府的职能。
　　福山的著作使我想起了牛津大学芬纳教授的著名三部曲大作——写于1997年逝世后发表的《政府的历史》。芬纳教授提醒我们，“大政府”是现代的发明——从1821年到1985年，英国政府官员的数量从2.7万增加到100万，美国则从8000到180万。政府的膨胀来自于社会福利需求的扩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8世纪的10％上升到2009年的46％。
　　福山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体制的三个稳定平衡机制——国家、法治和有责任的政府。后两个机制限制国家成为独裁者的工具。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国家间的比较分析，他发现法治的进化不是注定和世袭的。“裙带关系”是影响政府责任和公正性的永恒“癌症”。
　　在很多方面，福山的学术研究与一个政治胜过经济的世界紧密相关。他回到对塑造人类行为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研究，这超出了理性人行为的狭义经济假设。市场是以货币为媒介、关于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但是国家都是关于权力的交换。
　　所有社会都在和秩序的需求做斗争，因为它与创造性和创新性的需求相冲突。我们期待福山的第二部分专著对这种永久性的矛盾有新的注解。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