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个公司、一座城_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电影《建党伟业》出现的第一个角色不是革命党，而是企业家张謇。这部演绎百年中国史的电影由一位企业家开头，令人生出许多感慨。1921年的中国，无数人曾经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思考天下大事，干预天下大事，为国家的未来做了大量努力，其中既包括知识分子，也包括企业家。
　　经常有记者问我，怀念民国是不是有点奢侈？我的回答是，民国确实没那么好，它有连绵不断的内战，有长达14年的外敌入侵，有灾荒、有动荡……但这些已人人皆知、耳熟能详。今天，我们能否想一想它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呢？
　　企业家阶层在整个晚清、民国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始终站在时代的前面。无论中国发生什么大事，总能听见他们的声音，看见他们的身影。不妨以“一个人”、“一个公司”、“一座城”切入民国时代，看看那时的企业和企业家——
　　“工业巨子”聂云台：聚财之道与散财之道
　　先来讲讲民国“一个人”——聂云台。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父亲做过上海道台、浙江巡抚，长期担任江南制造总局总办。这样的家庭出身，聂云台身上却没有沾染一点少爷习气。最终成就他的不是他的显赫家庭，而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与父辈不一样，可以说，聂云台完全是在中西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有开阔的视野以及新的知识装备。聂云台25岁就掌握了一家官商合办的企业，叫华新纺织总局，后来被聂家买下，成为聂家控股的企业，改名“恒丰纺织新局”。到三十几岁，他已在上海企业界呼风唤雨。1920年，40岁，他票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从1902年到1929年，商会的轮届选举没有出现过一次丑闻，都以票数决定谁当会董，谁当会长。或一年一任，或两年一任，大致实现了商会自治、行业自治。）上海总商会的成员几乎涵盖了20世纪早期上海大部分的企业家。那个时代，商会就是社会的中心之一，是为社会建立规范、建立标准的。在公众眼中，企业家就是创造财富并愿意为社会承担责任的人。
　　聂云台的恒丰纱厂办得好，他不仅大胆引进新技术、新设备，而且在新技术培训上下了大力气。陈独秀曾在《新青年》杂志推许聂为“我国工业巨子”。
　　1920年前后，上海出现一股“交易所热”。当时，聂云台就在《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文章指出：企业家今后最应该做的是集中资本，投资到各种生产的商业，以奠定经济发展的根基，着眼于长远，从改进制造业、便利交通、开垦荒地、发展进出口贸易等，求得稳健的进步。无论从个人经济还是国家经济的前途来说，都是如此。如果只抱着投机心理，只想得侥幸危险之财，艳羡苟且所得，流弊所及，不光是个人经济上的自杀，也将促成国家的经济自杀。他与实业家穆藕初、经济学家马寅初一起给“交易所热”泼冷水，是当时难得的清醒声音。
　　聂家的企业辉煌一时，到1922年开始衰落。但聂云台晚年留下的一本小册子《保富法》倒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典籍。他说：“数十年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不肯取巧发财，子孙反能有饭吃，有兴旺气象；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成就一个企业家的无非是聚财之道和散财之道，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世人更看重的是前者。然而，一个企业家的境界在本质意义上是由后者建造的。仅仅具备聚财之道，拥有富可敌国的财产，如果不会善用散财之道，充其量也不过是个钟鸣鼎食之辈。遥想那些摆阔比富、整日沉醉在自己财富美梦中的成功者，时代的风一吹过来，连姓名都很可能被湮没掉了，谁能守住那些在地上积攒起来的财宝？聂云台的财富观也许无甚高论，却值得后人尤其富人深思。
　　永安公司：成功的企业代际传承
　　再来看看“一个公司”——永安公司。永安曾是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龙头。
　　永安郭家一手商业，一手工业，曾与无锡荣家并起并坐。永安的创始人郭乐和郭泉都是华侨，但都没读过什么书。他们是广东中山人，从小到澳大利亚打工，攒了一点小钱开始摆水果摊，之后开水果批发行，掘得第一桶金就到香港开办永安百货公司，紧接着到上海创办永安公司。郭家兄弟都是商业禀赋很好的人，在上海南京路选址的传说显示了他们的智慧：郭家派两个人，一个站在路南，一个站在路北，每天分别统计身边的人流量，走过一个人，就在口袋里放—粒豆子。统计结果是路南行人多于路北，他们选定了路南。这也许是很笨拙的方法，但最笨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
　　最值得一说的是永安第二代传承的成功。郭家第一代是凭直觉做事，第二代则是凭理性做事。第二代掌门人郭琳爽毕业于岭南大学，父辈安排他去香港永安百货公司做部门经理，再到欧美游历，考察世界各地商业公司的运作，然后进入上海永安公司。经过10年的历练，才让他掌舵。郭琳爽比父辈更重视员工的教育，利用早晨上班前和晚上下班后各一个半小时，由公司出钱，提升员工的整体文化素质，课程有英文、中文和国语。另外，郭琳爽还改变了父辈的用人制度，从以熟人推荐为主到向社会公开招聘，他的人事制度规范化了。
　　更重要的是郭琳爽创办了一份杂志《永安月刊》，面向社会公开发行，内容包括商业、小说、历史、摄影、漫画等。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看到一大摞《永安月刊》，完全被震撼了。它的封面全是美女，但这不是一般的美女，而是永安自己的员工。从创刊号到终刊号，从1939年到1949年，共118期，所有的封面人物都是永安员工健康、靓丽的形象，不需要请外面的形象代言人。这真是了不起的大手笔！118期杂志，118个员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永安最大的形象工程。
　　一个企业创办一份杂志，能被社会广泛接受，这就是企业的影响力。企业不仅有经济辐射力，还有文化辐射力。看到这些，我就想，我们的企业家在民国时代创造的不仅是物质的成果，不仅是商品、产品，而且包括了不局限于企业的文化，是一种能影响社会、影响世道人心的文化。这套杂志，也许可以给今天的企业家阶层以新的启发。
　　郭琳爽的事例让我不禁想追问一句：中国人难道真的富不过二代吗？其实未必。他们完全有能力、有条件，但需要空间，需要时代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如果深思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可能性的来之不易——这本刊物创办的时间是1939年，日本人已占领上海闸北，但未进租界。在这样一个乱世，一家企业还能坚持10年办这样一份杂志，今天的国人很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