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的历史 钓鱼岛历史研究报告
钓鱼岛历史研究报告（1）
黎蜗藤
钓鱼岛问题近日迅速超越南海问题，成为中国与邻国海疆争议的最大热点。和南海问题一样，钓鱼岛的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这些无人居住的海岛在古代普遍缺乏关注，因此地位非常模糊。第二，在二战后，并没有就如何处理这些海岛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以致越拖越复杂。当然，钓鱼岛本身有其独特的复杂性，加上中日之间有过超过100年的冲突历史，中国在钓鱼岛争议中处于下风。这使得中国人对钓鱼岛的反应远比黄岩岛的大。
中国在战后在黄海、东海和南海都和邻国有领土与领海纠纷。黄海和韩国有苏岩礁之争，东海和日本有钓鱼岛之争，南海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有西沙、南沙和黄岩岛之争。这些争议无疑都是非常复杂的，其复杂程度由北往南依次递增。
本人长期从事南海历史方面的研究，深知在领土争议中，历史与法理研究是极为重要的一项。但是在国内少有详细而客观的历史与法理分析，原因可能是显然的，大部分体制内的学者都不愿意与政府和自恃站在道德高位的“爱国主义”作对。
有关钓鱼岛的主权争议的关键之处，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基本可以这么列出。
第一，1895年之前，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还是无主岛？如果是中国的领土的话，它是否台湾的附属岛屿？
第二，1895年，日本是如何占领钓鱼岛的？
第三，1945年日本战败后，钓鱼岛有没有在国际条约体系中划给中国？
第四，二战后到1970年，钓鱼岛的法律地位是怎么样的？中国在1970年前有没有主张过对钓鱼岛的主权？
带着这些问题，我本着客观、全面、科学和平衡的态度对钓鱼岛的历史和法理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写成了这份报告。写这篇报告时参考了很多书籍和文章。最值得一提有以下几本，鞠德源的《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辩》，郑海麟《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某台湾网友《为什么钓鱼台是日本的》以及日本网站“尖阁诸岛问题”以及中国网站“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等。本文用的图片资料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些资料和网站，也有不少是自己收集的，我对所有本文出现过的内容都做过考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证真实。由于这些资料几乎都过了知识产权保护期，所以除了原始出处，我就不一一注明从那篇文章中看到再引用的了。
（一）清朝以前的钓鱼岛
我们在这里谈到的钓鱼岛，也叫钓鱼列岛或者钓鱼台列屿，指的是钓鱼屿、南小岛、北小岛、黄尾屿和赤尾屿以及其他一些小礁石的总称。历史上，南小岛和北小岛经常作为钓鱼屿的一部分而不单独提及。这些岛屿延绵在中国台湾北方三岛与冲绳群岛之间，在八重山群岛和宫古群岛的北面。日本方面称为尖阁列岛。
自古以来，钓鱼岛长时间是一群荒岛，事实上，除了1895-1945年的日治期间的古贺家族，从来没有人在钓鱼岛上定居和开发。
谁在何时最先发现钓鱼岛并不可考。在现有的记录中，中国明朝1430年的的《顺风相送》是最早有关钓鱼岛的记载。《顺风相送》是一本航海指南（中国称为针经），由中国学者向达在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钞出。内有：
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寅及单卯取钓鱼屿。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
有人猜测，此书来源于元代的航海针经。所以中国人大概在更加早的时候已经知道了钓鱼岛。钓鱼岛这个名字也大概是中国人起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一定是最早发现钓鱼岛的人，历史悠久，和钓鱼岛距离更近，并且善于航海的琉球人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但是琉球人的历史记载并不如中国的详细，加上琉球的历史书籍大多在二战中被毁，现在并没有发现更加早的关于钓鱼岛的记录。
在《顺风相送》中没有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记录。中国方面提出的最早和钓鱼岛主权有关的文字出自1534年陈侃的《使琉球录》：
八日出海口……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然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夷船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
中国方面认为这是钓鱼岛属于中国的铁证。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却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陈侃出使琉球是因为琉球国王去世，新国王请封。这时琉球国已经和中国建立了朝贡的关系。琉球船只来中国的多，中国船只往琉球的少。在该书中，陈侃提到：
是月，琉球国进贡船至；予等闻之喜。闽人不谙海道，方切忧之；喜其来，得询其详。翼日，又报琉球国船至，乃世子遣长史蔡廷美来迓予等；则又喜其不必询诸贡者，而有为之前驱者矣。长史进见，道世子遣问外，又道世子亦虑闽人不善操舟，遣看针通事一员率夷梢善驾舟者三十人代为之役；则又喜其不必藉诸前驱，而有同舟共济者矣。
简而言之，陈侃奉命出使琉球，在福建打造了出使专用的新船，但是在中国却找不到熟悉水道的船工，正所谓：“闽人不谙海道”，乃至迟迟不能出发。最后恰好有琉球国的船只到达，陈侃才高兴地出发。事实证明，陈侃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到达琉球，全凭琉球的船员的指引。
尽管中国人对水道的熟悉比不上琉球人，但是中国制造的船只在性能上却更优胜。所以陈侃的船只走得快，“夷船”速度较慢。这是航海技术的优胜，却不是对水道熟悉的缘故。
可见，中琉两国相比，琉球水手熟悉水道的多，中国水手熟悉水道的少。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中国人当时对这条航道到底有多少认识。
第二，“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表明到了古米山，才进入琉球国界。这句应当没有歧义。这也说明了在当时，钓鱼列岛并不属于琉球。
但是这是否说明当时钓鱼列岛属于中国呢？这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文中，尽管否定了钓鱼岛属于琉球，但并没有钓鱼列岛属于中国的字眼。所以，在文中列出的钓鱼列岛的主权状态可能有三种，第一，属于中国，第二，属于其他国家，第三，是无主地。
它和其后一些使者的出使记录中提及钓鱼岛位于在从中国前往钓鱼岛的航道上。这些著作中清楚地表明，钓鱼岛不是琉球王国的属岛。但是这些著作中并没有写明钓鱼岛属于中国。
一些中国学者据此认为这些记录意味着钓鱼岛当时属于中国。这只是一种想当然。中国方面的逻辑隐含了一个假设：即沿途经过的土地，如果不属于琉球，就一定属于中国。这个假设是值得怀疑的。更广义地说，这个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中国人记录的土地如果不是属于外国的，就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中国的逻辑部分来自古书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在一些中国人的意识中，甚至连琉球、渤泥等外国也是中国的领土。这不过是一种自大而已，即不符合实际，也不和现代国际法的概念所吻合。这种概念已经被现代历史地理学家批驳。
中国专家认为：“要说在作为”屏翰“的琉球与中国之间，突然冒出来如钓鱼岛等岛屿海域那么大一块两不管的真空地带，不啻痴人说梦。”（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
但问题是，这并非痴人说梦，而是一个现实。因为在中国和琉球之间的海道上，除了钓鱼岛，还有隔着一个台湾岛。而当时台湾岛并不是中国的领土。而台湾岛直到1683年才纳入中国的版图。所以钓鱼岛更加可能和当时的台湾岛一样，处于无主岛的状态。
关于台湾岛何时成为中国领土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台湾的历史比较复杂，这里不过多涉及。但是最为让学界接受的是，台湾岛第一次建立起汉人的政权是郑成功在1661年赶走荷兰人所建立的郑氏政权。台湾第一次正式并入中国版图是在1683年，施琅为大清攻下台湾。
中国大陆材料称中国更早就统治台湾的说法都不可靠。
在三国吴朝，卫温到夷州抢掠财产和人口的事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对台湾统治的开始。事实上这不过是吴朝对周边地区的一次侵略和抢劫。
设置于元代的澎湖巡检司被有的人认为是对台湾统治的开始。但是台澎并称为台湾地区只是近代以来（尤其是1945年之后）的事。在历史上澎湖和台湾区分十分明显。把澎湖巡检司说成是治理台湾的机构不是望文生义就是一种故意的歪曲。更何况，在明代1384年实施海禁以后，澎湖巡检司已经被撤销，直到1563年才被恢复。在1534年，陈侃出使琉球的时候，根本没有澎湖巡检司这一个设置。
反而有很多证据表明当时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量公文、方志和文献都显示，清朝人认为台湾在康熙年代才成为中国的领土。这里仅列举三例：
第一个例子，雍正帝在关于台湾问题上说过： “台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皇考聖略神威，拓入版圖”（《大清世宗皇帝實錄》卷十）。这里的皇考指的是康熙皇帝。
第二个例子，范威《重修台湾府志》：“台湾自古为荒服奥区，声教所不及。今天子御极之二十有一年，薄海永清，四方底定，荒服之地，亦入版图。”这里的天子也是指康熙。
第三个例子，《大清一统志》：“（台湾）建置沿革：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国，名曰东藩。明天启中为红毛荷兰夷人所据，属于日本。”
所以，在陈侃出使琉球的时候，位于中国和琉球之间的台湾就是一个无主地。因此，一些中国学者比如吴天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说法恰恰是错的。
中国方面的证据还有1561年郑若曾编著的《筹海图编》。《筹海图编》是一本明代海防图。郑若曾编撰这本书的原因是为了防御从海上进攻中国的倭寇。在《筹海图编》的《沿海山沙图》的福建图中，有钓鱼岛这个名字。这也被中国视为在明朝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证据。
这个证据也是不明确的。有两个原因：
第一，在这幅图上除了显示钓鱼岛之外，也有当时明显不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如彭加山（彭佳屿）与鸡笼山（基隆）。这证明在海防图上画出了某个岛屿不等于中国在当时对这个岛屿有主权关系。从而也无法证明当时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时的海防图中存在把不属于自己疆域的土地画入图中的做法，这也意味着“海防”的概念并不等同于“国土”。其中一个例子正是同样由郑若曾编著的《郑开阳杂著》，其第八卷“万里海防图”中，甚至把琉球也画在图上。
第二，在《郑开阳杂著》的第七卷“琉球国图”中，他把钓鱼岛画在了琉球国的地图中。“琉球国图”这个名字比“万里海防图”更加带有主权的意味。若以同一标准，岂不是证实钓鱼岛属于琉球国？
在《筹海图编》之后，还有茅元仪和施永图的海防图，基本上都是沿袭郑若曾的地图，因此其在论证钓鱼岛主权的问题上也和《筹海图编》一样存在困难。
顺便说一句，明朝时期的海防图系统，到了清朝时候戛然而止了。这可能和清朝初期的海禁有关。
所以，在明代，根据现有的资料，只能证明钓鱼岛不属于琉球国的范围，却并不能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钓鱼岛可能属于中国，但是也可能甚至更可能是一个无主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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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历史研究报告（2）
黎蜗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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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朝时期的钓鱼岛（1895年之前）
1683年，清朝吞并了台湾，台湾成为中国的领土。这也清除了大陆和钓鱼岛之间阻隔，使得钓鱼岛在清朝属于中国的证据比明朝更为坚实和可靠。
钓鱼岛是否在中国界内？
中国论证钓鱼岛在清朝为中国领土主要有四类证据。
第一类是清朝的琉球出使记录。
在清朝一些文献中记载着类似“中外之界”的字眼。这种证据有两个。第一条出现在1683年汪辑的《使琉球杂录》上：
薄暮过郊，风涛大作，投生猪羊各一，泼五斗米粥，焚纸船，鸣钲击鼓，诸军皆甲，露刃俯舷作御敌状，久之始息。问“郊”之义何取？曰：“中外之界也”。“界”于何辨？曰：“悬揣耳“。然顷者恰当其处，非臆度也。
书中记载，汪辑出使琉球，在船只经过赤尾屿后，路过一个叫“郊”（沟）的界限，他询问船工“郊”是什么意思，船工答道：“中外之界也”。据中国学者考证，这个沟是指冲绳海沟。中国和琉球之间有一条东北到西南走向的深达2000米的冲绳海沟。在海沟的西北面一侧水浅所以水为绿色（沧），在东南面一侧水深所以水为黑色（黑）。所以这条水沟又称为黑水沟。黑水沟在明朝的一些记录中已经提及，但都没有提及黑水沟是“中外之界”。
作为一个出使琉球的使者，汪辑并不清楚这条“中外之界”，需要询问船工。然而当他再问船工如何辨别这条界线的时候，船工回答，仅仅是靠猜。可见，当时的这条界线，尽管开始成为一条习惯的分界线，但是却并不明确。
第二条可能和边界有关的字句出现在其后的周煌的《琉球国志略》（1756）《卷五山川·海》：
环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福建开洋，至琉球，必经沧水过黑水，古称沧溟，溟与冥通，幽元之义。
这说明黑水沟是琉球海面与福建海面的交界。这条证据说来含金量不足。一般而言，某某海或者某某洋只是表明一种和某某地相关联的海面，而没有领土或者属地的含义。比如日本海不是日本的领海，印度洋也不是印度的领海，印度洋上的岛屿，也不一定都是属于印度的领土。所以其实这个记录并不如上一条记录有力，因为它没有明确写出黑水沟是中国和琉球的交界。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妨认为这段话包含了福建海面以内的岛屿也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这个意思。
这两条证据显示清朝以后，黑水沟成为了中国与琉球之间的分界，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位于黑水沟靠近中国一侧的钓鱼岛也是中国的领土。
在此之后，清朝出使琉球的使者的报告都没有再出现任何关于中外之界的字句。我相信，这条界线曾经存在过，但是到19世纪后，至少在官方，这种意识已经开始淡薄了。
比如在1808出使琉球的册封使齐鲲的《东瀛百詠》中，指鸡笼山为中华界。1866年，清朝最后一个前往琉球的册封使赵新所著的《续琉球国志略》中对黄尾屿和赤尾屿的称呼均为日本名：黄尾屿称为久米岛，赤尾屿称为久米赤岛。这种证据说明清朝的使者已经对那条“中外之界“和钓鱼岛的认知相当淡薄了。
第二，清代地理方志的记载。
在清代的一些著作中提到了钓鱼岛在海防中的地位。这类著作有1723年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在其《武备志》一篇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从北到南介绍台湾各个地区的驻军情况之后，当介绍完最南部的凤山之后，作者加上一句：
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舢板。
《台海使槎录》中出现这个钓鱼台仅仅一次。在以后一些台湾的地方志中，也在武备篇中以附考的形式引用过《台海使槎录》，其中包括这段话。事实上，所有中国台湾方志中提到“钓鱼台”，都是直接抄《台海使槎录》的，而且就都是只有这一句话，或者是这句话的异体。这句话在各本书中一抄再抄。长达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中，居然没有任何一句其他和钓鱼岛相关的描述。
中国专家一般认为这里的钓鱼台就是指钓鱼岛，但是却很少加以论证。事实上，这个观点不是没有疑问的。由于钓鱼台出现在台湾方志系统仅仅有一处，缺乏其他材料的支持，所以仅仅想当然并不可靠。
比如，有人质疑钓鱼台并不是指钓鱼岛，因为这个“山”到底指什么并不清晰。根据中国方面的解释，这个“山”是指台湾。中国古代确实有把小岛叫做山的习惯，但是对于台湾这么大的一个岛屿，称之为山却很罕见。因此，有人认为这个“山”其实就是指前文刚刚出现过的凤山。凤山在台湾东南，如果这里的山指的是凤山的话，那么钓鱼台就不一定是钓鱼岛了。另外一点就是，这里描述的各个位置，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在介绍完最南的凤山之后，突然跳回北面说钓鱼岛，逻辑上也有点奇怪。
另外，在中国古籍上，钓鱼台的名字也并非为钓鱼屿独有。比如中国学者向达指出，在中国与越南相交的北部湾海面上也有一个钓鱼台，而现在在何方并不可考。
为了搞清楚这里的钓鱼台的地点，我们可以从薛坡兰入手，因为即便在原著和绝大多数其他书籍的引用中，这两个地方总是一起出现的，这证明作者和其他引用者认为这两个地方是相关的。
一些中国的专家（比如鞠德源）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于是为了进一步证明这里的“钓鱼台”就是指钓鱼岛，就必须对薛坡兰进行解释。于是他们把“薛坡兰”牵强地解释为钓鱼岛附近的橄榄山，也就是南小岛和北小岛，把这里的“崇爻”解释为“高大、交错”，“薛”解释成“姓薛的大户”，“坡兰”解释为“独樯舶”云云。说什么南北小岛形状像大船之类故得名。这些牵强附会的解释是既没有逻辑也没有根据，亦是完全错误的，只能留下笑料，对确定钓鱼台的位置毫无帮助。
其实，薛坡兰真有其地，就是指台湾东岸中部的秀姑兰溪入海口的小岛，原住民阿美族称为“芝波兰”，意思是“在河口”。后来一系列的书籍中记载为“泗波兰”，“薛波兰”和“秀孤鸞”等。崇爻也真有其地，它是薛坡兰则是附近的山名。这个秀姑兰溪在台湾东岸的中部，离钓鱼岛可是距离甚远。
1768年余文仪的《续修台湾府志》中的《卷一封域·山川》的凤县篇中就有记载崇爻山。这本书的凤县地图也有崇爻山。
1852年《噶玛兰厅志》中在县界外的地理进行描述时，对“崇爻山”和“薛坡澜”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并写明属于凤山县界：“泗波兰有十八番社，与奇莱连界。《府志》作薛波澜，属凤山县界，亦在崇爻山后文”。 因此薛坡兰的地点是非常确定的。
《噶玛兰厅志》中对宜兰界外是这样描述的，台湾东岸，宜兰位于最北，其南面是奇莱（今天的花莲），再南面是薛坡兰，再南面是卑南觅（卑南是台湾一原住民，分布在台湾东南部现在的台东县），最后是极南端的沙马矶头。后面三个地点都属于凤山县。
在同一本书中还有“山后”这个方位的描述：“则山后诸地，自泖鼻至瑯峤，大略与山前千余里等尔”。泖鼻是宜兰县的鼻头山，瑯峤就是屏东最南的恒春半岛。所以山后，并不是指台湾岛的后面，而是一个特定名词，指台湾中央山脉以东，也就是台湾东岸。
该书接着还引用了《台湾县志》而提到了钓鱼台：
《台湾县志》谓：舟从沙马矶头盘转而入卑南觅诸社，山后大洋之北，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崇爻山下薛波兰可进三板船，则竟有至其地，可知也。
这里提到了钓鱼台，乃是和卑南诸社以及和薛坡兰一并提及（也是引用《台海使槎录》）。可见在《台湾县志》和《噶玛兰厅志》的作者中，钓鱼台和台湾南部的凤山县可能相距并不会太远。
据此考据，我们仍然难以确定钓鱼台的实际位置。这里的钓鱼台确实有可能是钓鱼岛，因为山后指整个台东，所以这里的“山”应该不会指凤山。那么山后大洋自然也可以指太平洋。所以钓鱼台的位置确实可以和钓鱼岛吻合。但是，薛坡兰是台湾东岸中部偏南的地方，和钓鱼岛相距甚远。为何《台海使槎录》以及其他所有方志都把这两个地方相提并论，不免令人疑惑，至今也没有看到合理的解释。
关于这些记载，我们下面在讨论“钓鱼岛是否台湾附属岛屿”的时候还会继续讨论。
前面我们说过，在中国古代，列入海防区域的并不一定是中国的领土，但是既然我们在上一类证据中已经确认了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假如这个钓鱼台就是钓鱼岛的话，这个证据也可以起到一种支持性的作用。
（未完待续）
钓鱼岛历史研究报告（３）
黎蜗藤
（二）清朝时期的钓鱼岛（1895年之前）续一
第三，中国的地图资料。
白皮书列出了中国本国的地图。其中大部分地图都是冠以“一统”、“全图”等名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地图上有众多的外国，仅仅是把钓鱼岛画在了地图上而已，并不能从图上看出钓鱼岛的归属。这里要分析的是有代表性的几幅地图。
第一副是由1719年册封使徐葆光所著的《中山传信录》，这是一本名著，因为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详细记录琉球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的书籍，可谓琉球百科全书。这本书另外一个特点是绘图众多，因此历史价值极高。
《中山传信录》中同样也描述了琉球的国界，钓鱼岛不在琉球国界之内。在这方面并无新意。最有价值的是他绘出了一幅中国往琉球的水路图。成为这一系列地图的始祖，因而影响深远。
从图的本身没有国界的分野，因此它也不能作为证明国界的证据。所以这里不谈。
尽管相比明朝以来的各个涉及钓鱼岛的海防图进步甚大（明朝各种海防图的钓鱼岛的方位甚至东西顺序都有误），这幅图的准确性还是有误的，主要的错误有两个，第一，岛屿的大小不正确，比如台湾的大小就显然远远小于实际的比例，这显示作者对台湾所知有限。第二，各个岛屿之间的距离不对，几个重要的岛屿——台湾、彭佳山、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和姑米岛——顺序相邻的两个之间的距离都近乎等距，但其实并不如此。事实上鸡笼到彭佳屿仅仅60公里，而彭佳屿到钓鱼屿距离145公里，钓鱼屿与黄尾屿之间距离为26公里，黄尾屿与赤尾屿的距离为85公里，赤尾屿到姑米岛的距离为224公里。由于相当多的地图都参考了这幅地图，因此等距与否就成为了判断以后地图渊源的重要根据。
第二幅是1767年的法国人Michel Benoist（中文名蒋友仁）的《坤舆全图》。蒋是一个传教士，1760年，他为庆祝乾隆50岁生日按照西洋的方法画出一幅世界地图，取名为《坤舆全图》。经过庄亲王，钦天监何国宗等中方要员以及和其他在京西方传教士审定后1767年再次画出第二版。这幅地图一直居于深宫，无人知晓。因此虽然该图糅合西方和中国的数据，却一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坤舆全图》是世界地图，尽管画上了钓鱼岛，但是在图上却没有钓鱼岛归属的标志。有说地图以颜色把钓鱼岛划在中国界内，我没看过有颜色的图，因此也不轻易下断论。
钓鱼岛和附近岛屿在图上均有命名，分别为彭嘉、华宾须、好鱼须、欢未须和车未须。除了彭嘉之外，其他岛屿都不是标准的官方名称。
据考据，这些音都是来自福建话。可是，这些岛屿一直以来都有正规的官方名称。那么为什么由中国权威人士审核通过的地图，没有用上这些中国标准的地名呢？鞠德源《钓鱼岛正名》说这份地图吸收了以往各种中琉之间的针路图。他们如果真的参考过这些地图，并清楚这是中国的领土，就理应把中国的名称标注在上面，而不是用福建话。因此，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中国官方地理学家对这些岛屿根本没有认识。
那么，蒋友仁是如何知道这些岛屿的呢，据《钓鱼岛正名》的说法，是根据另一位法国传教士宋君荣（R.P. Ganbil）所节译的《中山传信录》中的附图画成的。这份地图名为《琉球地图》，出版于1751年。（这里我们不讨论在《琉球地图》上画了钓鱼岛是否意味这外国承认钓鱼岛是琉球领土这个问题。）从名称和岛屿的分布看，这个传承关系是可信的。
鞠德源认为这图完全忠实于《中山传信录》的地图。我看不然。
这幅图的准确性大大高于《中山传信录》这表现为：第一，台湾的大小明显较《中山传信录》的准确。第二，在台湾东方画上了八重山群岛，此乃《中山传信录》所无。第三，岛屿次序不一样，《中山传信录》中的花瓶屿在彭家山和鸡笼山之间，该图中彭家山在花瓶屿和鸡笼山之间。第四，岛屿之间的距离不同，《中山传信录》中钓鱼台和黄尾屿以及黄尾屿与赤尾屿之间的距离几乎相等，但该图中，钓鱼台和黄尾屿之间的距离很短，而黄尾屿与赤尾屿之间的距离颇长，更加接近实际。
显然，这份《琉球地图》有着独立的来源。其来源还未知。地图的岛屿名称倒是大致能和《中山传信录》一一相对，但是钓鱼屿在《中山传信录》中写成钓鱼台，但是这幅图中写成钓鱼屿（Su，即福建话中“屿”的发音）。
宋君荣为何这么称呼这些岛屿呢？由于其来源不明，我们还难以下定论。有可能这位传教士参考了一份中国地图，他懂得中文和福建话，却不懂官话，因此只能用福建话翻译出这些地名。我们还可以看到，琉球群岛特别是八重山群岛中的许多地名也都是按照福建话翻译而出的，比如八重山就被翻译为Parchougchao。Chao就是福建话中的山。这些根据福建方言发音翻译的地名也就是西方地图家在未进行钓鱼岛一带勘测之前一直沿用的名称。
既然是如此，地图中的用了福建话的名称就不一定是因为作者认为这些岛屿属于中国之故。否则，连八重山也成了中国的领土了，这显然是错误的。
在我看来比较有说服力的地图只有一部1863年由湖北巡抚胡林翼主持编撰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中较为明显地把钓鱼岛和琉球群岛作出区分。这也是一本世界地图册。这本地图还画得非常粗陋，尤其是外国地方，变形极大。应该说在1863年，还出版这么不准确的地图是相当令人失望的。但是这份地图却有效地把钓鱼岛和琉球区分开来。在地图的南七卷中画有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尾屿，也画有琉球群岛的岛屿。但是在画法上有显著不同。钓鱼岛等只用圆圈示意，和彭家山等相若，琉球群岛的岛屿除了用较为长形的椭圆圈住之外，还注有解释。因此这本书是明显地在地图标志上做了区分。所以可以令人信服，在这本地图中显示了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岛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张图中，几个岛屿的互相之间的距离仍然不符合实际，尤其是基隆和彭佳屿之间的距离和彭佳屿和钓鱼岛之间的距离几乎一样，赤尾屿和黄尾屿之间距离和赤尾屿和姑米岛之间的距离几乎相等。而且几个岛之间划上一条线。因此，它受到《中山传信录》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
还要提一下一幅英国地图，这就是英国水文测量局编撰出版的《中国东海沿海香港至辽东湾海图》。这应当是当时最权威的地图之一。这幅地图上并没有标识钓鱼岛归属。这里把它放在中国地图中讨论的缘故是因为这本地图被翻译为中文版。在王德均翻译的金约翰（John William King）的《海道图说》中就有这幅图。钓鱼岛（Hoa pin su）被译作和平山，黄尾屿（Ti-a-usu）被翻译为低牙吾苏岛，赤尾屿（Raleigh Rk）被翻译为尔勒里石。这放在现在就是常凯申式的笑话，可见即便当时的学者也对钓鱼岛并不熟知。
最后，我极为赞成《人民日报》中《钓鱼岛是中国领土，铁证如山》的说法：“不能断章取义地以某一版本的地图来否定某国政府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所以我向来认为全面分析某一个时期内的地图才是正确地使用地图证据的方法。
尽管中国认为钓鱼岛属于台湾，但是在清代所有的台湾地图中都没有出现钓鱼岛（见后）。而在中国人绘制的全国地图或者世界地图中，也仅仅有以上的胡林翼主持出版的地图出现钓鱼岛。其他的中国地图中都没有出现。
比如1818年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这幅图是少有的有上色并且对国境以颜色进行勾勒的图，这幅图上并没有钓鱼岛。
我们看看18世纪最为详尽最为权威的中国地图册，乾隆二十五年的《清代一统地图》。这本地图册是由乾隆御题诗的内府御用地图，总共有103幅图，其权威性自然远远在胡林翼（仅为一巡抚）主持的地图之上。而其成书年代为1760年，距离《台海使槎录》和《琉球国志略》的时间都较近，因而也是最能反映当时国界的地图，也是最能说明当时钓鱼岛是否属于中国的地图。可是在图上根本找不到钓鱼岛这个地方。
因此，纵观中国的地图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仅仅有少数地图把钓鱼岛画在中国的版图之上。
钓鱼岛历史研究报告（４）
黎蜗藤
（二）清朝时期的钓鱼岛（1895年之前）续二
第四，外国的地图资料和航海书籍。
18-19世纪西方出版的地图中大多都标注了钓鱼岛，并写上“Hao-yu-su”等地名。中国钓鱼岛白皮书上列举了几个，计有：1809年法国地理学家皮耶?拉比等绘《东中国海沿岸各国图》，1811年英国出版的《最新中国地图》、1859年美国出版的《柯顿的中国》、1877年英国海军编制的《中国东海沿海自香港至辽东湾海图》等地图。中国一律认为他们都把钓鱼岛列入中国版图。
1809年拉比（Pierre M. Lapie）的地图，白皮书说“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绘成与台湾岛相同的颜色”。这幅地图我未能找到原装大图。郑海麟的《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中复印了一幅1809年拉比所绘的彩图，不知道是否是白皮书所指的。 从这张复制的小图看，钓鱼岛的着色很难分辨，但是可以看到，台湾岛的边缘用红色勾勒，无论和中国大陆还是和琉球等的颜色都不一致。在拉比的另一幅地图1829年《中国与日本地图》（Carte de l’Empire Chinois et du Japon）上，整个琉球群岛都和中国的颜色一样。其真实的含义似乎和现实不一。当然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中国的属国都和中国统一颜色，比如朝鲜也是用红色勾勒，但是同为中国属国的越南却用了黄色勾勒。
其他一些地图在区分国别上都有各种的问题。
英国John Cary的1801年《最新中国地图》中台湾、八重山和钓鱼岛都勾勒上黄色。而琉球的其他岛屿画成了绿色。显然和八重山属于琉球不符。
1859年的《柯顿的中国》，台湾和钓鱼岛和其他所有的外国一样，都是不着色的。显然与着色的中国有着明显的分别。
我猜测，中国方面之所以认为这意味着当时西方认为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乃是因为这个岛屿用福建话发音表示之故。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在钓鱼岛南方的八重山群岛，也是以中国式的发音标注的（Pa-tchon），但是八重山群岛却是琉球的领土。我们上面已经探讨了这种称呼是因为源于宋君荣对《中山传信录》的翻译。在当时所以如何命名，并不能代表这其归属，否则后来英国对这一带探测后，在西方地图上把北方三岛岛命名为Pinnacle Island、Crag Island和Agincourt Island，赤尾屿命名为Raleigh Rock，岂不是表明这些地方是英国的岛屿？
70年代之后，甚至有外国地图把钓鱼岛画入日本境内。比如：
1872年德国von Petermann出版的《中韩日三国地图》，钓鱼岛被划入日本之中。这里不同国家之间用分界线表示，因此其含义也更为明确。
1892年美国Rand McNally & Company’s indexed atlas of the world中的日本地图，钓鱼岛也在日本境内，并且和琉球同一种颜色。
可见，西方地图能够确认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一命题并不成立。
在航海书籍方面，中国经常引用的是英国出版的《中国海指南》（China Sea Direction）。这是一部英国水文测量局出版的关于西方到中国一带水路的航海书与水文地理书。尽管叫中国海指南，但是记录的并不限于中国的海域。在第三卷第五章中是关于台湾与邻近岛屿以及海峡，这一章的内容并不限于台湾，还有东沙岛、吕宋岛北岸、巴士海峡、台湾东北岛屿以及八重山群岛与宫古群岛。显然，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多于行政概念的书籍。尽管在台湾东北方的岛屿中包括了钓鱼岛（以及台湾的北方三岛），但是书中并无任何涉及主权的字眼，也并无任何行政的意思。
（二）清朝时期的钓鱼岛（1895年之前）续三
钓鱼岛是否是台湾附属岛屿？
总的说来，在清朝，有一些证据显示当时钓鱼岛被中国视为自己的领土。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钓鱼岛在中国的地位，特别要研究的，是钓鱼岛是否是台湾附属岛屿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既和后来的《马关条约》相关，也和二战后的一系列条约相关。附属岛屿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地理上的概念，一个是行政上的概念。我们现在谈论的显然是第二种。
在清朝的文字记录中，极少把钓鱼岛作为台湾管治的岛屿的记录。在《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中，能够用于这个论点的证据只有一个，就是上面提过的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它在武备篇中提到了钓鱼台这个地方。我们这里先暂且放下对“钓鱼台”地点的争议，假定钓鱼台就是钓鱼岛。
《台海使槎录》的这一整段话在多本台湾的历史地理书籍中都有引用，这些书籍包括范威《重修台湾府志》，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和李元春编辑的《台湾志略》。这也被中国政府作为“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的论据。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三本书，我们就知道实际上的情况是这样的。首先，这句话并不出现在描述台湾辖境的“封域”部分出现，而是在“武备”的部分出现。其次，即便在武备部分，这句话也没有在正文之中出现，只是以“附考”的形式记载。这些“附考”所说明的是一些历史上记载，而不是当时的情况。最后，在这些书所附录的台湾地图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钓鱼台这个岛屿。
前面已经质疑过这里的钓鱼台不一定是钓鱼岛。以上分析表明，即便这句话的钓鱼台是指钓鱼岛，这些书籍的记载也有以下一些问题。第一，钓鱼岛并不是台湾府的正式辖区。第二，在这些书籍成书的年代，钓鱼岛也并不是在当时的台湾武备区域之内。“附考”充其量说明钓鱼岛“曾经”在台湾武备区域之内。我上面已经论证过，在明朝时期，中国也曾把并不属于中国的土地列入武备区域。所以列入武备区并不等于在行政上有从属关系。
中国白皮书又称“1871年（清同治十年）刊印的陈寿祺等编纂的《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六将钓鱼岛列入海防冲要，隶属台湾府噶玛兰厅(今台湾省宜兰县)管辖。”
这本书其实是1839年出版的，在海防编中噶玛兰厅部分写有：
又后山大洋北有钓鱼台，港深可舶大船千艘，崇爻之薛坡兰，可进舢板船。
显而易见，这也是根据《台海使槎录》而来的。而且，该书同样只是在海防篇中引用了《台海使槎录》，而不是疆界篇，并不说明是行政关系。最后这句话明显有错误，如果说钓鱼台是现在的钓鱼岛，那么它绝不可容纳千艘大船。
我们如果查阅1852年的《噶玛兰厅志》，当中的疆界篇就明确写道：噶玛兰厅的东面“以海为界”，“北与淡水厅交界”。其范围根本没有包括钓鱼岛。在上面也提及了，该书唯一提及钓鱼台的地方就是在描述县界外的地理的时候，和属于凤山县的薛坡兰一起提及。
据《噶玛兰厅志》，在该县，根本没有水师，更遑论海防一说了。所以把钓鱼台“划分”给噶玛兰厅，很可能只是在编撰《重纂福建通志》时的一个误笔。
如果我们多看几本中国官方地理书籍，我们会发觉钓鱼岛与台湾的关系更为薄弱。比如最正式的官方地理书《大清一统志》中，钓鱼岛就不在台湾的范围之中（这本书中根本没有记录钓鱼岛）。
在众多清代台湾书籍中都有提及台湾府的四至，它们都没有到达钓鱼岛。比如：
《清一统志台湾府》：“北至鸡笼城海”
《台湾府图志》：“北至鸡笼城海”
《全台图说》：“北至鸡笼山”
注意，这些四至并不只是台湾岛的四至，而是台湾府的四至，其最西面是“西至澎湖岛”。所以钓鱼岛没有在四至之中，正说明钓鱼岛不在台湾府的管辖范围之中。
在甲午战争前中国出版的台湾地图中，也没有把钓鱼岛画在台湾版图之内。
在刚刚提到的用作中方证据的《重纂福建通志》的台湾海口大小港道总图上，也根本没有钓鱼岛。
乾隆版的《大清一统志》中也没有钓鱼岛。其他台湾方志上也没有钓鱼岛。
1878年的《全台前后山舆图》是一本由台湾兵备道夏献纶审定的全台地图，其中并没有包括钓鱼岛。
1892年刊行的《台湾地舆全图》，当中也没有钓鱼岛。
这一期间的外国所画的台湾地图，也都不包括钓鱼岛。比如：
1856年，美国船长佩里航海记中的台湾地图（Perry Expedition：The Island of Formosa 1856-7），包含了北部三岛与东南部小岛，但是却不包括钓鱼岛。
1875年，巴克斯，台湾岛地图（"Island of Formosa." 1875. Map. Bax, B.W. The eastern seas），包含了东南部小岛，但是却不包括钓鱼岛。
日本人出的台湾地图中也不包括钓鱼岛，比如1873年日本水路寮的台湾全岛之图。当中包括澎湖列岛，但是却不包括钓鱼岛。
请注意，这些图幅中，不仅仅是在地图中没有标注钓鱼岛，而是这些地图根本没有覆盖钓鱼岛所在的位置。
可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眼中，台湾不包括钓鱼岛是一个普遍的共识。
因此在1895年日占之前，并没有证据表明钓鱼岛在行政上是台湾的附属岛屿。
（未完待
[原创]香港中大研究员提供的资料显示“钓鱼岛可能不属中国”
流星雨72
郑海麟，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是研究“钓鱼岛”问题的专业学者。他所提供的史料证明，钓鱼岛不属中国，而属于琉球王国。
在1879年被日本兼并之前，琉球一直是中国明清两朝政府所承认的独立国家。中琉两国互派使者，互设外交机构。
根据郑海麟在《海峡评论》240期的《钓鱼台与中日关係》一文所提供的资料，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人要登陆琉球群岛和钓鱼台列屿，必须事先向设在福州的琉球馆提交申请，即事先获许才可（注：郑海麟说资料来自于琉球国史《球阳》）。这就说明了琉球王国认为自己拥有钓鱼列岛的主权，而且说明英国认可钓鱼岛主权归琉球，中国则至少默认（不然琉球这样的藩属小国会吃不了兜着走）。
1842年以后，福州是中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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