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书论东坡题跋 [从《东坡题跋》看苏轼的文艺观]

　　摘　要:《东坡题跋》中关于书法的论述全面而系统的体现了苏轼的文艺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崇尚古韵,但反对陈规,主张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自成一家;既重视“技”的实践和练习,又注重对“道”的把握;人的生理气质、道德情操和学识修养都应与其书法面貌相一致;主张作书要随意所适,自然天放;虚静纯洁的心境是书法创作的必要前提,书法作品是书者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
　　关键词:东坡题跋;苏轼;文艺观
　　苏轼(1036-1101年)在文章、诗词、绘画、书法等领域均有建树,其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并称“宋四家”。苏轼擅长行、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并上溯晋宋各大家,且能独创新意、自成一家,形成“笔软墨硬、欹侧雄浑”的艺术风格。
　　苏轼关于书法的论述多为数十字或百余字一则的题跋或短论,主旨明确、语言平实而容易解读,后人将这些散论整理编辑,加上其关于文章、诗词、绘画等方面的论述,汇编成书行世,即为《东坡题跋》。东坡题跋是苏轼散文中独具特色的一种类型,充分体现了苏轼在文学艺术上的宗旨。其中关于书法的题跋小品,在写法上随兴而发、妙趣横生,虽一篇只有寥寥数语,但却精悍凝练,可以说是苏轼书法美学集中反映。本文即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东坡题跋》中关于书法的论述进行分析,从而探讨苏轼的文艺观。
　　一、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苏轼论书主张独出新意,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他并不否认对传统的学习。这一点苏轼本人的书法实践也可看出。其楷书代表作《宸奎阁碑》,字体具有颜书端庄敦厚的特点,其传统功夫可见一斑。黄庭坚在评价其书法时也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姿媚似杨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恳。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1]苏轼在评价、赞赏他人书法作品时,往往以其得古人意趣为高。他在《东坡题跋》中评秦少游“有东晋风味”[2](P5566),张芝“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2](P5580),杜祁公“得昔人风气”[2](P5557)，李元直“晓字法、得古意”[2](P5587),颜真卿“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2](P5580)。他在《跋黄鲁直草书》中提到霍去病在粮草不继时,还要士兵平场地上踢皮球,正是其不学古代兵法的过错。古兵法“不学亦不可”[2](P5566)。即拿古兵法比喻书法传统,强调学习、继承古人传统的重要性。
　　苏轼注重对传统的学习与他崇尚书法个性的主张并不矛盾。他主张在学习前人风韵之时,能够独开一面,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要师古而不泥古。苏轼在《评草书》中说“吾书虽不佳,然自出新意、不贱古人,是一快也。” [2](P5556)苏轼赞赏的是不墨守成规、有个性的书法作品。如欧阳修书“精勤敏妙,自成一家”[2](P5560);颜真卿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2](P5580);柳公权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2](P5580)。“无法之法”在《东坡题跋》中多次出现。苏轼还在熙宁之初便提出了他著名的观点:“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3]这也是苏轼对自己书法的评价。他在《跋王荆公书》中说“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2](P5550)“无法”自然不可学,然而却是“无法之法”,惟其如此才获得审美价值。这和唐人论书讲究法度是迥异的。“无法之法”乃是书家的特有之法。在《跋山谷草书》中,苏轼借张融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恨臣无二王法,但恨二王无臣法。”[2](P5576)二王虽然堪称传统书法的典范,但苏轼认为只有具有独特个性的作品才是最好的。
　　苏轼主张打破单一的模式化的审美标准,他认为美丑、短长、肥瘠只是形态的不同,并不一定要以某人为标准而天下人都追随他。其《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说:““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环肥燕瘦,各具特色,都是美的。他在《和子由论书》一诗中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可学。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阿娜。”在苏轼看来,书法只要通其意,不必遵循一定的法度。西施颦眉,病态亦为美。璧之为美不论圆与不圆。端庄、流丽、刚健、阿娜,只是书法风格的不同。破笔写字,乃是传统书法所忌讳的,苏轼硬是这样写,真是自知不可为而为之。然而能写出自己的个性,仍不失为成功的作品。
　　二、技与道的关系
　　“道”指事物的规律,“技”指把握规律所需的实践和学习。 由一技而进乎道,则可旁通他技。技进乎道,技与道合,这是道家追求技艺的最高审美境界,也是苏轼的书法美学思想之一。苏轼在《跋秦少游书》中即说:“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矣。”[2](P5566)
　　首先,苏轼强调书法创作的实践和学习。他最推崇蔡襄的书法,说其是“本朝第一”、“独步当世”,即因其“天资即高,而学亦至”[2](P5562)。苏轼在论书时不仅看重天资,而且强调“积学”、“笃学”、“勤学”、“作字要熟”,要“笔成冢、墨成池”、“笔秃千管、墨磨万铤” [2](P5537)才行。同时,苏轼特别强调楷书在书法实践中的基础地位,认为只有楷书的基础打好了,才能从事其他书体的创作。“书法当以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2](P5554)“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正是道也。”[2](P5558)他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中还把楷书比作站立,行书比作走路,草书比作跑步。认为楷书的基础没打好而想学习行、草,就像不会站、走而想跑一样是不可能的。
　　其次,书法创作不仅要勤学苦练,而且要善于思考,发现和把握书法创作的规律性。“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如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馀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非通其意,能如是乎?”[2](P5553)通其意即通其道。万物都有一个道理,通晓其中的关系、规律,参透了其中的关窍,则能随意自如、千变万化。正因如此,苏轼才说“留意于物,往往成趣”。“余学草书凡几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2](P5563)苏轼见道上斗蛇而得草书之妙,与张旭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笔法之意,后观公孙大娘舞剑而得其神,说的是一个道理。他们都是从外在物体婉转连绵、千姿百态又连贯一体的动态中悟出草书创作的关键、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