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方召集表明对5G立场_西方视阈与东方立场

　　摘要：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与众不同，独具一格，并由此奠定他在当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这缘于他独特的研究视阈和方法论，他立足于东方传统，却不囿于东方；有西方视阈，却不以西方为标准；他创立“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综合研究法”，并贯穿于实践中，从而达成了“龙学”研究的新突破。
　　关键词：王元化 《文心雕龙》 西方视阈 东方立场 综合研究法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王元化自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对《文心雕龙》进行教学和研究，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其《文心雕龙创作论》，是为该书的初版，之后作者不断对其进行修正、增补，分别出版了五种版本：1984年出版《文心雕龙创作论》修订版，1992年又进行增补改订并把书名改为《文心雕龙讲疏》，这两种版本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文心雕龙讲疏》的改订新版，2007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改名为《读文心雕龙》最后一种新的版本；另外，2005年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文心雕龙讲疏》的日文译本。《读文心雕龙》可以说是王先生一生着力最多、用功最勤的呕心沥血之作，它受到当代学术界的重视，从而奠定了王元化在中国当代文艺研究领域乃至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这部著作的独特性在于：它“坚持立足东方，又不囿于东方；将西方纳入视阈，但又不以为西方为标准”的独特学术视阈和“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所反映出的著者深厚的学术修养。
　　一 西方视阈的引入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诸多学术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而受到排斥和批判。但王元化没有被这种意识形态所左右，他对文艺研究有着清醒的认识。本着“求真知”态度，一开始他就把目光投向西方，试图在西方文论的参照下，揭示《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内容实质和现实意义。他关注的视点，不仅仅是马恩原典，还广泛涉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乃至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费希特，德国文艺理论家威克纳格，以及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这是一种学术自觉，更是一种学术胆识。
　　王元化运用上述西方文论，结合刘勰的心物交融说、杼轴献功说、才性说、拟容取心说、情志说、三准说、杂而不越说和率志委和说对《文心雕龙》展开阐释，每部分分成正文与附录两部分。正文侧重于清理，即释义，“按照刘勰理论的本来面目忠实地揭示它的原有意蕴”。附录的部分则侧重于解决两点：一是“批判”，即“根据自己的能力或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或只是提供一些资料，进行剖析”；二是“对其中涉及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问题作出进一步探讨”。为此，王元化一是在刘勰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理论中追源溯流，进行历史的比较和考辨，探其渊源，明其脉络；二是选择后来发展了的文艺理论，主要是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和相关文论进行比较辨析，使其生发出现代意义。前者可以避免用今天的文艺理论任意比附，造成生搬硬套的后果，以保持民族特色；后者则可以借此探讨中外相通，带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诸如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审美主客关系、形式与内容关系、整体与部分关系、艺术的创作过程、艺术的构思与想象、艺术的风格、形象性、典型性等，使中国古典文论遗产更有利于借鉴吸收。
　　在各种西方理论中，对王元化影响最大的是黑格尔美学。《读文心雕龙》中，王元化在三处把黑格尔理论和刘勰学说进行了对比阐释：《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附释三《审美主客关系札记》、《释〈 裁篇〉三准说》附释二《文学创作的过程》和《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附释二《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整体》。
　　《审美主客关系札记》中，王元化对黑格尔美学中“审美主客关系”的唯心主义成分进行了批判，但对他最早在美学中提出“人的能动性”这一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在艺术创作中认识到艺术家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对的，但必须要防止用主观任意性去代替主观能动性，毕竟“在概念与实在的关系中，实在是第一性的，只有在这种意义上说艺术美高于自然美才是正确的”。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刘勰文学创作中主客之间“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矛盾统一观。
　　刘勰把文学创作过程概括为“三准说”，即设情、酌事、撮辞三个步骤，与黑格尔的情况—情境—情节堪可对照。在处理艺术结构整体与部分问题上，他的“杂而不越”说主张艺术构思应根据内容主旨的要求去处理所有部分，安排所有情节，而黑格尔的美学体系当中却使用了必然性与偶然性这对范畴来阐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二者相映成趣。
　　黑格尔庞大严密的哲学体系是令王元化为之倾倒的根本原因。王元化曾这样描述他耽迷于黑格尔著作的情形：“几年中，我把《小逻辑》读了四遍，做过两次笔记。黑格尔的《美学》，我也做过十分详细的笔记。”这些书中体现出来的黑格尔哲学中强大而犀利的逻辑力量，使他觉得“它似乎具有一种无坚不摧、可以扫荡现象界一切迷雾而揭示其内在必然性的魔力”，使王元化坚信文学规律是完全可以被揭示出来的，以致《文心雕龙创作论》在论述规律方面出现了某些偏差。
　　西方视阈的引入，让王元化找到了审视《文心雕龙》的新维度和新视角，从而开创了当代“龙学”研究的新局面。
　　二 东方立场的坚守
　　王元化引入西方视阈，并不是用西方理论作为标准来评判中国古典文论的优劣高下，也不是拿《文心雕龙》去附会西方文论，西方在他眼里，始终只是一个背景和参照，而不是准则。王元化的立足点始终在东方，在中国，他用西方视阈观照中国古典文论，目的是要解决中国现实中的文艺问题：第一，《文心雕龙》的创作论有何民族特色？它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应该享有怎样的地位？在他看来，“在同时期中世纪的文艺专著中还找不到可以与之并肩的对手”。第二，它对今天的中国甚或世界文艺有何借鉴意义？这是发掘优秀古典文论的精髓，为当代文艺理论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养分，也即把民族的变为世界的。王元化不是民族主义者，不搞民族自大，他始终认为，中国传统艺术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胜过西方的也有需要向西方借鉴的。他只作客观剖析，哪些是唯心的，是要抛弃的；哪些是有价值的，可以借鉴的。他的这种特色，把他和王国维开启的阐发研究严格地区别开来。王元化的研究把两种文论放在一个对等的层面相互比照，达成“互照互省”。比照不是为了判定优劣高下、正误是非，而是为了实现两种文论之间沟通、互识，乃至互释、互补、互信。这一认知已经超越了阐发研究的层面，上升为一种跨文化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