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义县村监委会的今生前世|武义县随近找电焊监时工

　　聚焦村务监督委员会 　　编者按：2004年，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首开先河，创造性地在全国成立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村监委会），而后这一做法在浙江全省推广。地方的成功实践，也为全国的立法提供了借鉴。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表决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首次提出“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监督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依法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健全农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的必然要求。浙江省村监委的做法，就是在这方面的积极探索。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学习借鉴。
　　
　　谈起村监委会，骆瑞生神情复杂。这一制度曾为他带来荣誉，也引来不少非议。他曾是浙江省武义县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现任武义县政协主席，是武义县村监委制度的推动者，他目睹着这一制度从2004年的后陈村自发试点，到后来被省市乃至中央部委重视的全过程。
　　骆瑞生并不认为该制度已完全成熟，相反监督权如何持续，监督意识如何深化到村民的文化与观念中，将会是个更深刻的问题。
　　
　　缘起：一个村庄的救赎
　　
　　后陈村属武义县白洋街道办事处。全村347户，近900名村民。城市化为该村带来大量征地款。2004年前，村里陆续被征用约1000亩土地，村集体能支配的征地款有上千万元。村干部掌握的资金，超过当时一些街道和县里的干部。
　　“村里都是党支部书记说了算。”后陈村现任党支部书记何荣伟说，“当时后陈村一年招待费用要二三十万元。吃饭、发烟，所有开销，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俩人商量就行。”
　　当时的街道纪委书记徐向阳记得，村民不满意村里的财务公开制度和村干部的做法，跑到他办公室闹，甚至去金华市和北京告状。
　　后陈村有一块沙场，承包出去40亩，沙厂违规挖了50多亩，后陈村原党支部书记和原村委主任不闻不问。村民为沙厂的事情闹起来，乡干部赶过来调解，乡长的车刚到村门口，就被村民掀翻了。警方来控制局面。村民把警车砸了。后来，后陈村的两任村党支部书记被处理。
　　2003年下半年，当时在白洋街道工业办公室任职的胡文法临危受命，赴后陈村任村党支部书记。
　　“开始不愿意去，村里形势已大乱。谁去做党支部书记都恼火。因为我是后陈人，组织上还是让我去。”胡文法说。
　　他刚去后陈村，开村民代表大会，就像参加批斗会，四下都是村民的批判声。他想建立一个中立组织，作为村干部与村民交流的中介，重新恢复双方的对话。于是，后陈村出现了财务管理小组。小组成员共5人，村民选3名代表，村党支部和村财务各出1人。财务支出不仅要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签字，还要财务管理小组审核后，才能入账。同时，财务管理小组把账单张贴在村办公楼围墙外，任何人都能看到。此后，后陈村上访量大减。
　　时任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骆瑞生正在基层调研，听说了后陈村的财务管理小组，随后带队驻村1个月，进行调查，最后决定形成制度将其固定下来。
　　
　　抵触：签字权
　　
　　在骆瑞生的引导下，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形成了一套制度，从此村监委会应运而生。
　　村监委会3名成员，必须是村民代表。程序是先由党员、村民代表大会选出4名候选人，再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选举出3名正式成员，票数最高者为村监委主任。村监委最重要的权力，就是财务上的签字权。一些村民回忆说：“村干部们曾为村监委会的签字权吵了几天，一些人吵得喉咙都哑了。”最后，在县委的介入下才确定下来。骆瑞生认为，村监委如果没有签字权，监督就会落空。他说：“村监委会实际上是对全体村民负责。”
　　2004年6月18日，后陈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村务管理制度》《村务监督制度》，村监委会制度正式成型。村监委会每月要审核村里的财务账单，签字后方能报账。“这也是村干部们最抵制的一点。”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胡文法介绍，“村财务支出分为两块，第一块是报销。报销发票需要有4个人签字，当事人、村监委主任、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这样才能拿到钱。第二块是入账。每逢月底，需要村监委会3名成员将所有发票审核并签字后方能入账。”
　　自从村监委成立后，村里的招待费锐减，从每年二三十万元减到只有几千元。
　　除了党务会议，后陈村的村监委列席所有村务会议，还能对违反规定的决定提出废止建议。2004年12月3日，武义县第一批76个村开始试点，设立村监委。
　　当时怕村干部不适应，特意规定了一个签字额度――凡是超过1万元的发票便需村监委会审核后才能报销。时任县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办公室主任的钟国江说：“当时制度范本发到各村，有的村干部就将签字额度1万元改为5万元，有些地方甚至把村监委列席村务会议的条款都去掉了。”而如今，武义县取消了签字额度，任何费用都需村监委签字才能报销。
　　
　　妥协：不参与党务
　　
　　骆瑞生在设计这项民主监督时，也碰到现实的困惑：村监委会必须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那么，村监委会又如何监督党支部呢？他想出的“妥协”办法是村监委会不参与党务，而当村党支部书记在参与村务时，村监委就能监督。
　　而另一个问题让骆瑞生更棘手：如果村监委会与村两委发生分歧怎么办？
　　据了解，武义县曾经有个村，村党支部组织党员，以考察名义去北京旅游。该村监委主任得知后，不给其签字报账。
　　按规定，只有村两委具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村两委不召开村代会，村监委也无法将问题公之于众。
　　因此，骆瑞生在制度设计时，规定了一条救济制度：如果村委会不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村监委会可以向上一级求援，比如向乡镇党委，或再向县级政府“求救”。
　　钟国江说，有的村确实出现过村监委会与村两委意见分歧，后来该村监委会就寻求街道办事处“求救”，街道办事处不予理会，村监委会寻求县纪委，县纪委助其召开村委会，解决了问题。
　　采访中，有村监委成员对监督权的独立性产生疑问：村监委会遇事寻求上级领导，那不成了上访？而且，上级领导偏袒村干部怎么办？
　　事实上，制度设计中，村监委会还有一个弹劾权――它可以根据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提出对不称职的村委会干部的罢免建议。但这一权力从未使用过。弹劾也需提请村党支部同意，然后由村党支部报上级党委、政府，方能启动。“不可能用到这个权力，谁会真的去用？”一名村监委成员对记者说。
　　
　　责难：村监委越权
　　
　　后陈村成立村监委会，并未赢得一致的称赞。
　　有的村干部认为，村监委会在乱监督，“数额一两百元的发票，确实没有注明用途，事项没有说清楚，村监委会也大做文章。”有的村干部认为，村监委会越权，越过村两委班子决定村务。村监委会被认为越权的事，和张舍南有关。
　　张舍南是后陈村村监委会的第一任主任。
　　2004年，后陈村要建厂房，时任村委主任陈忠武的亲戚承包铲沙，费用以小时结算，120元/时。一个多月后，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胡文法发现铲车越开越慢，沙越铲越少，钱却照付。张舍南便带人调查，并当下将铲车喊停。
　　此举遭到许多村干部非议。他们认为，村监委会只有权力调查，而没权力喊停。因为按程序，村监委只能通报村两委，让村两委来处理。
　　张舍南也为这事感到不平，他认为村监委会的存在给村集体节省了很多支出。后陈村村监委会成立之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在工程招投标方面省下了30万元。于是，张舍南提出对铲车公开招标。但在招标时，时任村委主任陈忠武的亲戚大闹会场，把参与招标的其他铲车司机赶了出去。最后，仍由他承包铲沙，但每铲1立方米沙的价格降到3.48元，每天节约成本约160元。
　　采访中，武义县一名官员称：“其实很多意见针对的并不是个人，而是监督带来的不适。在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化的过程中，改革的阻力大多来源于当权者。”
　　
　　阻力：村党支部书记意见大
　　
　　后陈村推出村监委会制度，引起媒体关注。《南方周末》、央视“新闻调查”和新华社记者纷纷驻村调研。
　　2005年3月，后陈村村监委会开始换届，而张舍南则意外落选。“有些人开始挨家挨户做工作，不让选我。”张舍南说。他认为，和村干部有过节，落选很正常。张舍南落选当晚，还有人在村委会办公楼和街上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有个村干部说：“张舍南面对记者的采访太自信，他对记者说，‘当村监委会主任半年在村里才领2000多元补贴，这些钱他做生意几天就赚回来了’。我当村干部一年也就3000多元工资，你又不是干部，不过行使个监督权，竟对此还不满足？”
　　还有村民说，媒体报道太突出张舍南了，把功劳全部记在他身上，好像村两委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一样。一些干部平时就对他指手画脚不满，意见很大。
　　落选的不只是张舍南。
　　胡文法从2004―2009年，一直在后陈村任党支部书记，但他在2007年竞选县党代表时也落选了。他认为和试行村监委会制度有关。“其实县里很多村的党支部书记都反对这一项措施。那年竞选时，有些党支部书记对别人说不要选我。”
　　时任县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办公室主任的钟国江说：“实际上，针对村监委会的阻力一直存在。当初决定在全县推广的时候，就遇到了来自省里各部门的压力。”
　　据介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派联合调查组赴武义县调研，但调研报告交上去后，多数人持反对意见。后来习近平坚持批示要“关注和推动这个制度”。2005年6月17日，习近平亲自到后陈村召开座谈会，表示支持，这项制度才得以推广。
　　钟国江说：“武义县推广村监委会制度时，有个村党支部书记当面质问我，‘村监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到底谁的权力大？既然选了我，又不相信我，什么意思？’”
　　也有人暗中反对骆瑞生，说他“搞政绩工程”。
　　
　　变化：主推者到了县政协
　　
　　后陈村的村监委会制度实行已7年，村民上访的事情几乎消失。村民陈忠勤说：“大家已经习惯了村务监督制度。”
　　2010年，后陈村党支部决定在7月1日组织党员出去旅游。这事在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时遭到反对，最终未被通过。后来，村里给每个党员发了400元购物券，40多个党员需要近1.7万元。等发了钱之后，一些村民代表才知道，他们便去质问村监委会。一名村监委会成员告诉记者：“事先他不知道这个事情，直到审核发票时才看到村监委会主任已经签了字。”
　　村监委会制度刚推出时，县里由纪委、农业、司法、民政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小组，县委书记任组长。纪委书记骆瑞生主管此事。2006年底换届选举后，48岁的骆瑞生调任武义县政协主席。
　　武义县一干部说：“各村的村监委会主要工作又由民政部门来主管。由于民政部门自身的局限性，很难推动这项工作。问题解决不了，还会来找县纪委。”
　　
　　出路：把监督制度化为文化和理念
　　
　　2010年7月28日，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了一份通知――《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试行）》。该通知称，“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一般由村党组织成员或党员担任。”
　　对于这条规定，引发两种不同的意见。
　　后陈村党支部书记何荣伟认为：“应该由党员任村监委会主任，因为党员素质更高。以前是村民代表就能担任村监委会主任，但有些村民代表不高兴就不来开会。有人塞几条烟给村民代表，他就听那人的话。村里的事情更多要依赖党员。”
　　钟国江说：“确实也有村监委会成员素质低下的。一次，一名村监委会主任因为村里正常招待客人时没把他叫上，报账时便以不知道为由拒绝签字。”
　　据钟国江介绍，2007年9月，时任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王因犯受贿罪于2010年被判处死缓；本刊2011年第7月号《王华元一句话让我满头冒汗》文中有其对村民自治的看法――编者注）来武义县考察。王当时表示村监委会主任要党组织成员兼任，比如村党支部书记兼任。
　　骆瑞生对现行制度有些担心：“当初在进行制度设计时，特意规定一条，村监委会成员不能由村两委班子成员或其直系亲属当选。因为这样就不会变成自己来监督自己。但如今省里的文件规定，村监委会主任一般由村党组成员担任，村监委会主任必定受村党支部书记来领导。该规定出来后，各方面都有质疑，那村监委会主任是否还能独立地监督村党支部书记？”
　　武义县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办公室主任项汉武说：“县里也讨论过两次，并不提倡党员或党支部成员来做村监委会主任。省里文件中那个条款并不是强制原则。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肯定回避村监委会主任一职，县里只建议村监委会成员选一名党员来当。”
　　对骆瑞生而言，他仍心存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将村务监督制度坚持下去，用一定时间，把外在监督制度内化为武义老百姓的文化和理念。那么，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这一制度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