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知音》篇对传播工作的启示_文心雕龙知音

　　摘要《知音》是《文心雕龙》研究文学鉴赏的专篇,总结了文学鉴赏规律,阐述了文学批评原则,介绍了文学审美方法,同时还特别强调读者接受问题。本文试图从这个方面发掘作品独特的审美意义,阐述对传播工作带来的启示。这对于进入读图时代、在传播过程中利用文化传播开展文学审美活动,克服现代社会的弊端,抵制贫乏与平庸,远离轻浮与虚无,完善自我,美化人生,重建人类文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学审美 读者接受 知音 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
　　
　　无论是就文学活动的功能属性还是其存在系统而言,读者也就是文学作品的接受与消费主体都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和研究价值。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无达诂”等古训可知,中国古代文论已注意到作品的多义性和读者的因素。刘勰特别看重语言传播的巨大力量:“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作为我国第一部自成体系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不仅注意到了作品的多义性、读者的作用,而且在《知音》篇中已从接受实际和理论层面上论述了自己的读者意识,怎样才能使作品更有利于受众的接受,使文章作品更好地被理解传播。“知音”这个概念由来已久,原本是指对音乐鉴赏的高度契合,后来转变为对作品的鉴赏。《知音》以叹语开篇,接着以实例说明知音之难,并将这些典型归纳成三种,亦即: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由于这些原因,在阅读时无法客观见知作品的优点,反而从各个方面加以贬抑,从而产生沟通的障碍,对于交流的困境以及交流障碍的思考,《文心雕龙・知音》篇中已有深刻的认识。本文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审视《文心雕龙・知音》篇读者意识,试着剖析其传播观念在中国传播史上的独特价值。
　　
　　1 音实难知:通过“议程设置”培养“知音”
　　
　　“音实难知”是从读者受众的角度出发谈起的。“音实难知”的原因是由于鉴赏对象“篇章杂沓,质文交加”,文学作品以其创作情感的丰富性和表现手段的多样化,使其形象丰满、意蕴丰富而“文情难鉴”,“文情”指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这些抽象的东西本身就难以把握。正如刘勰在文中所写:“夫麟凤与�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作品客观上的复杂性与读者知识的偏狭,二者加重了读者理解作品的隔阂。有这样的情况产生,首先是因为读者的阅读积累不够,所以刘勰一开始就先要读者“博观”,其次虽然看得多,但是要怎样看就是接下来比较大的问题,于是刘勰整理出六种方法以供读者参考:一观体位;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体位是指整个文章的架构,置辞是指文章的遣词,通变是指文章的种种变化,奇正是指文章中思想的奇特或纯正,事义比较偏向使用典故以及举例的技巧,最后则希望读者在音节铿锵上去体会文章。以上分别从六个方向提出建议。然后通过“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会演奏上千个曲子而后才懂得音乐,观察了上千把剑而后才识别宝剑;而全面观察的方法,务必要先看得多。读者受众的理解力,审美水平是有限的,有的艺术作品超越了普通大众的欣赏水平,那么我们的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是不是就要一味地迎合受众的欣赏水平,而降低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呢?这当然是不可取的,艺术作品以它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魅力,建立一种可以引领人们思想的航标,让人们可以享受精神愉悦的同时,又可以建立某种正确的人生价值体系。所以当读者受众还没达到这种精神境界时,我们就需要通过传播的力量,来培养一定的受众群,让他们可以聆听作者的心曲,可以正确欣赏宝剑的优劣。
　　传播理论中的“议程设置”是比较有效引导受众的方式之一,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上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从读者受众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态势看,受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众多性、混杂性、分散性和隐匿性。在欣赏水品上也是良莠不齐,这就需要传播者不断地进行“议程设置”对受众的爱好、兴趣、欣赏水品不断地进行引导,不断利用作品和传媒的力量对大众进行艺术熏陶,提高普通读者受众的鉴赏力,要不然我们的文艺作品就会面临“曲高和寡”“对牛弹琴”的窘况。我们的高雅艺术“芭蕾舞、京剧”在改革开放转型期就曾面临着这种状况,普通受众都一窝蜂忙着去赚钱,拼命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忽视了精神世界的提升,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犹如一片文化沙漠。普林斯和伊塞尔把读者分成三种类型,即真实读者(实际阅读文本的人)、隐含读者(指促使读者把握文本的人)、理想读者(指能够明白全面地理解所有微妙术语和文本结构的人)。福楼拜就对同时代的受众感到绝望。司马迁则逃避现实受众,期待未来受众的理解。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刚问世时,被文坛漠视,在现实受众那里碰了壁,但作者充满信心地期待着潜在读者。后来事实证明,他的作品获得了潜在的未来受众的广泛接纳和许多好评。媒体能够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伯纳德・科恩就指出:“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人民该在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地成功。”沃尔特・李普曼将之形象地比喻为“探照灯理论”。探照灯照向哪里,公众的眼神就关注哪里。
　　从音实难知,知音难觅的感叹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人认为只有知音才能分辨作品的优劣,只有知音才能了解作者的心声,只有知音才能发掘好的作品内涵。历代文人墨客苦苦地追寻着自己的知音,也期待成为别人的知音。但知音并不是无时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传播手段去培养“知音”,让知音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2 知多偏好:关注“受众”的选择性心理机制,确立合理的目标定位
　　
　　“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这就是主观原因造成的了。“知”就是批评者;“该”即“赅”,完整之意,“圆该”指能面面俱到。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风格是多种多样的;而批评者由于本身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文化水平、思想道德修养等,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口味也会不同,在评论作品时,难免将主观情绪带入其中,“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对作品做出不公允不全面的评价,即“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人的爱好多有所偏,不能全面地观察问题。性情慷慨的人碰到激昂的声调击节赞赏,有涵养的人看到细致含蓄的就高兴;喜欢浮华的人看到绮丽的就动心,爱好新奇的人听到奇异的就耸动。合乎自己爱好的便赞叹诵读,不合口味的便看不下去,加以抛弃,各人都执着一偏的见解。由于具有不同审美经验、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的接受者而言,在接受过程中,对于同一个文学作品的接受效果是迥然不同的。他们或“击节”或“高蹈”或“跃心”或“惊听”,体现了不同的接受效果 “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默雷特”,见仁见智,各随其性。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爱好、个性、偏爱和原有的知识储备对作品进行解读,使之符合自己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心灵上的愉悦,而不是按照作品本身潜藏着的含义去理解。《文心雕龙・知音》篇就强调读者作为多样化、多层次、多特征的个体存在,从而导致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理解、交流、沟通上的困境和障碍。1967年由德国康次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尧斯提出的“接受美学”概念的核心是就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尧斯认为,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成品。艺术鉴赏是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审美活动,它是读者在“披文入情,动情观照”的过程中,调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审美经验,对作品审美意象的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从鉴赏主体而言,它追求的是想象的自由和创造的乐趣,满足于主观感受的真实和情感体验的愉悦。偏于直觉,重在情感,强调悟性,而并不考虑是否与作者原意相吻合、能否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不同审美主体,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意象,体验到不同的情感,把握不同的意蕴。
　　知音与理想读者作为审美主体在历史中具有一定的地位,“读者肯定不会在真空中看到原文;一切读者都有其社会和历史地位,他们怎样解释文学作品将受到这个事实的深刻影响”。读者、受众不是某种臆想出来的东西,不是理论上的假设,而是十分具体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客观现实,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所以传播者在进行传播时就要充分考虑受众的众多特性和选择性心理机制。受众具有自在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形貌、个性、兴趣、立场,都把自己划归在不同的社会类型之内。受众具有自主性,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创造意识、自尊心理和自己对信息作品的选择、理解与判断,并不轻易为传播所任意左右或支配。受众具有自述性,受众对信息作品内容的感知与认识不全由作者给定,面对各种信息每一位受者仍然都会作出属于他自己的理解与阐述,并据此进行再传播。受众具有归属性,受众虽不是作为固定的群体而存在,而是自发的、未经组织的人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类可归,心无所系。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划归、登记在某一特定的接受群体之列。工人与农民,妇女与儿童、球迷与股迷……他们从心理到行为都将自己视为某一特定的群体。而大众传播媒介根据受众的这些特性,有意地把不同的各种信息分类集中传播给不同的接受群体,如《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如广播电视系统的“经济台”、“教育台”等都是。所以我们要根据受众的“知多偏好”,定位自己的作品、栏目、频道的风格,确定适合自己的受众群体,确定合理的目标定位。
　　
　　3 信伪迷真:克服受众“本位”局限引发的传播困境
　　
　　“知实难逢”是站在作者传播者的角度发出的感慨。对于知实难逢,曹丕早有论述,在《典论・论文》中把它归结为文人的偏见,指出“文人相轻,自古皆然”,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而形成的。这虽然接触了问题的所在,却未能深加探究,仍只是片面之解。“本位”指一个人的思考立场。就个体来说,固然无法穿越时空隧道,与不同时代的人交流,但当他可以通过阅读进行交流时,如果他无法体会写作者的内心世界的话,沟通交流仍会失败。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孟子在《孟子 ・万章下》提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以读者自己的思想揣度作者的意思,尽量还原作者的本意。这是中国文论家所普遍认同审美接受观之一,同时也是创作者所渴求的。作者非常希望读者能渗透其用心,领悟其宗旨,了解其甘苦。如果读者和作者能够心心相印、默契无间,犹如伯牙鼓琴子期知音一样,这种双向共振与交流的阐释就达到了最高境界。这就是一种世代相传、难以割舍的知音情结。
　　刘勰则从历史的角度,全面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知实难逢”的根源所在。从刘勰的论述中,我们看到,鉴赏主体的主观性是极为复杂的,它既由主体审美意识所决定,也为主体思想修养所制约,还要受一定社会、阶级、时代以及一定审美圈子的志趣、偏好的影响等等。刘勰列举了三种现象:一是“鉴照洞明”却“贵古贱今”的,即识鉴精当,有敏锐而深邃的审美眼光,但只看重古人而轻贱当世。这种现象会妨碍读者对近当代作家作出正确理解和评价。二是因“文人相轻”而产生的“崇己抑人”现象。文中写道:“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这也是一种不利于文学健康发展的现象。这一倾向妨碍了批评者对同辈或同等才力作家作品的鉴赏。三是由于“学不逮文”以至于“信伪迷真”。作者举例道:“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前两种是读者的受众的不良倾向,应加以反对;第三种是读者理解文学作品能力的问题,只有通过读者提高个人文学及道德素养来加以解决。
　　以第三种情况为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量《知音》篇中“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对传播者的启示。学问够不上谈文,却把谬误的当成是真实的,楼护便是。这是个体所受的教育所带来的认知局限。教育是个体最重要的社会化途径之一,教育塑造人的思维方式,并造成不同个体认知境界的差异,就是个体所受教育的差异,产生的“知识鸿沟”,从而带来传播困境。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多诺霍和奥里恩在197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知识沟假设(knowledge-gap hypothesis)”,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获得媒介知识的速度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社会经济地位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知识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从而产生交流障碍。要想克服这种传播困境带来的交流障碍,就必须不断的缩小知识差异,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希望工程”就是减小“知识沟”的一种有效途径,这也为了防止由于知识差异的扩大,而导致沟通障碍和生活水平差距的扩大。只有保证全国人民都能平等的接受相应的教育,人们之间的沟通才能畅通无阻,人们的生活水品和质量才能有所保障。从中央电视台到各个省台设立“教育频道”都期待着能改善受众的知识结构,提高国民的素质及媒介素养,从而达到沟通无极限。
　　作为传播者本身要想进行无障碍沟通,就要强化使命意识,正确行使和发挥传播的力量:去塞求通,监督政府、引导国民、服务受众。墨子云:“上下情请为通”,“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墨子 ・尚同中》)管子甚至主张:“遍知天下”(《管子 ・七法》)。要适应受众心理,满足受众需要,利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克服“本位”局限,从而实现无障碍传播交流。
　　人事往而不返,传播进而无极。今人说,受众是“上帝”,是大众传播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文心雕龙・知音》更是把受众当成“知音”,《知音》中的传播观是从接受美学上研究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认为读者是文本得以成为作品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作品都要经过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过程,方能实现其意义和价值,读者的积极能动性,在与文本的交流互动中得以体现。《知音》在洞悉了人性的复杂、偏狭与多元化后,意欲突破人世间的各种交流障碍,解放出活泼真实的性灵,从多角度的思维方式化解心灵冲突,实现沟通交流,构成一个完整而有效的大众传播机制,这是《知音》在传播史上最重要的价值。这对于进入读图时代,信息爆炸的“地球村”时代克服现代社会的弊端,抵制贫乏与平庸,远离轻浮与虚无,完善自我,美化人生,重建人类文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当今的传播工作有着深刻的启迪和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文心雕龙.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660～662.
　　[2][美]汤普金斯.读者反应批评[M].刘峰等,译.北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37.
　　[3] 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10.
　　[4] 邵培仁.传播学导论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