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什么足音 思想的足音（二）

　　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九十周年　　从“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到“人生的真谛在于创造”　　——七八十年代的人生意义大讨论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结束。
　　1978年“五四”时节，《中国青年》杂志再次复刊。
　　1．**后的第一场思想浸润——可不可以学习陈景润？
　　《中国青年》复刊后第一期，就开展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
　　讨论由学校团干刘佳的一封信开启。信中说，自从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大家都认可陈景润同志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科研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同学与团干为一些模糊认识争论不休：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学习陈景润会不会降低了红的标准？
　　经历了十年内乱，亲历了“白卷英雄”、“臭老九”、“白专道路”等等知识与知识分子大贬值的人们，面对陈景润这样一个科研业务典型，不知如何把握。所以，讨论标题中用的“可不可以”几字，便带有一定的试探性与不确定性，这有别于从前的所有讨论标题。
　　显而易见的是，1977年，高考制度在中国重新恢复，国家鼓励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刘佳说，“好像知识分子的地位也越来越吃香了”。但这是不是又在鼓励另一场学而优则仕呢？政治方向对头吗？陈景润埋头搞业务算不算“只专不红”？学习他不像学雷锋那样踏实��总而言之，被多年“政治方向”搞得嗅觉不得不灵敏的人们忧虑重重。
　　这一年，本刊一共出版了4期杂志，关于可不可以学习陈景润的讨论贯穿始终。
　　除发表十几位作者的来信外，还请陈景润同研究室的同事李尚杰详谈了他所认识的陈景润。“绝大多数认为，陈景润是又红又专的典型，他献身科学，为祖国赢得荣誉的先进事迹，感人至深，令人敬佩。应该号召广大青少年向陈景润学习，树雄心，立壮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必须造就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在红专问题上正本清源》，1978年3期）
　　因此，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最后得到的是非常坚决的肯定回答。通过这次讨论，广大青年对红与专问题有了清醒认识，大大有益于他们尽快走出**的阴影，让自己的思想变得不再摇摆不定。
　　这次讨论，也正契合了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中青杂志顺势而为，于1979年1期发表了本刊特约评论员文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青年肩上。为了适应这个伟大转变，为了使这一代青年的青春，在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变得绚丽多彩，我们奉赠给青年们三个字，这就是：学，干，斗（勤奋学习，踏实苦干，勇于斗争）。（《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1979年1期）
　　四个现代化建设在全国在亿万青年中，轰轰烈烈地启动了向前的车轮。
　　1991年，陈景润在接受电视采访被问及人生的目的时，回答说，“是奉献不是索取。”**时，陈景润是白专典型，受过不小的冲击，在**结束倡导知识人才时还被疑惑是否既红又专。但其实，“奉献”这个词，早已经深深植根于陈景润这一代人的灵魂深处，主宰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2. “人生的真谛在于创造”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第5期上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细述了一个23岁青年在**前后“由紫红到灰白”，“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生活、爱情与工作历程；一段从“无私的源头”到“归宿自我”的思想历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困惑与结论：“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编辑部把这封坦诚的信向全国青年公开，以期让青年们自己来讨论“应该怎样看待社会？怎样对待人生？当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怎样才能生活得有意义？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何在？”这些严肃的问题。一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由此展开。
　　未曾想到，这场讨论创了中青有史以来大讨论的数个之最：规模最大，参与读者有6万之众；信函最多，收到57000多件信稿；编发最多，共编发111位读者十七八万字的稿件。多个第一：第一次有国家领导人（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亲临杂志社详细了解讨论情况，第一次有香港读者参与，第一次有美国华裔青年（杨燕子）发表看法，第一次最后没有给出统一答案。时间之久，表面上是七个月，实际上，在此后的几十年，时常被提及被回顾被引用；“潘晓”的名字为几代中国青年耳熟能详，成为不是名人的名人。
　　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与偶然的，契合时代契合青年人心理是本次讨论轰动全国的主要原因。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次讨论的背景：
　　1980年是**结束后三年，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年头。人们在经历了十年万马齐喑的沉寂落寞之后，心灵羁绊初解除，也许最初还有些微不适应（比如前次讨论疑惑学习陈景润“可不可以”），但很快思想的堤坝洞开便有了万马奔腾之势。一切都是全新的，可想的可学的可干的。但在奔腾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多人回头再看这段截然不同于**时期，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三年，发现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不少青年感到沮丧甚至失去信心，“他们十分坦率地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热了一阵子；三年过去了，现在反而凉了下来。”问题在于：“三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举国上下作了巨大的努力，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可喜的进展和变化，但是整个国家困难成山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从三年胜利的基地起航》，1980年1期）
　　潘晓的来信，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出的，她的彷徨与苦闷，在提倡个性解放的年代成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导火索——“青年思想的闸门被打开了”。寄到编辑部来的这一麻袋一麻袋信件及来访与电话，既是对潘晓的回应，也是如潘晓一样的诉说——千万种版本的奋斗征程与失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