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脚印为什么一直向“左”歪？ 一直快活的脚印

　　脚印，是历史的陈迹，昨天的见证。黄宗英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历史的每一位过客，都不掩盖自己走过的脚步，我们就能弄清楚在哪里翻过车，失过足。我很赞同她的这个观点，并且照此回顾了一下十多年来我和许多青年走过的脚印。发现这些脚印，居然是一直向“左”歪去。
　　这个发现促使我深思，推动我寻求答案。究竟是什么东西牢牢地控制着我的大脑和神经，驱使着我的双脚向“左”，向“左”……几经挫折，仍然向“左”………跌倒爬起，还是顽强地向“左”……足足走了十多年的光景！马齿徒增，思想依旧。“三十功名尘与土”，岂不令人“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正如一位年轻朋友写的那样：十年一觉神州梦，留得青史“左派”名。感叹之余，我扪心自问：这“左”从何来？我的脚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向“左”歪的？又为什么会一直向“左”歪？
　　记得一九五八年，当我还是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孩提时，在我眼前树起的第一个活生生的敌人就是下放的“右派分子”。当时的小学课本里有个《农夫和蛇》的故事。老师正是把“右派分子”比作蛇，说是多亏“引蛇出洞”，打了七寸，才把“右派”治住了。那时候，我的家乡热闹起来了，“白天红旗飘，晚上红灯照，吃饭上食堂，读书上学校”。给我的感觉是，共产主义已经不远了，似乎明天早晨就有可能来到。为此，我们虽然身小力薄，也积极参加了“深挖三尺，亩产一万”的义务劳动。家乡的土是油黑油黑的，而挖下二尺便是黄的。在这深翻过的土地上长出来的麦苗、玉米苗都是黄的。结果是黄土翻上来了，粮食翻下去了。当时一个戴眼镜的“右派分子”说，这样的深翻破坏了黑土层，至少要三、五年才能恢复地力。于是，上级就组织社员开大会，批判他“反对三面红旗”的“罪行”，还罚他去挑灯夜战搞深翻。从那时起，我就从心眼里想当左派，甚至与小伙伴在一起玩耍时，我也从不装扮“老右”。及至年纪稍长，又从观察大量的社会现象中看到：“左”比右好，“左”一直受到权力的保护。有的干部牛皮吹破天，集体食堂的大锅饭把生产队的家业吃个底朝天，归屯并户的大搬家把社员群众折腾得叫苦连天，结果还是照样当官升官。而那个“右派分子”，不管社会上出现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都要被拉出来批斗一番。直到离开屯子时，还开批判大会“欢送”他。这种活生生的现实教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左”就是革命。要革命，就要跟“左”不跟右。右了要落后，右了要挨斗，右了不好受。真别说，由于我在生活中悟出了这样一点“道理”，好象是得到了护身法宝一样，文化大革命前那些年，开的都是“顺风船”。刚满十五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刚满十八岁就调到了县委机关。
　　就在我这只已经开始向“左”倾斜的生命之船，驶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又突然遇到了一场从“左”边刮来的掀天拔地的疾风暴雨。那根植在我头脑里的一株“左”的小苗，遇到这更“左”的旋风的时候，就显得“右”了。十多年来我所追随的已经是“左”的领导干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却都显得“右”了；当年他们把别人打成“右派”，这一次自己却被关进了“牛棚”。我的阅历已经使我理解不了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于是遭到了生平的第一次挫折：当了“保守派”。我生平最烦的字眼就是“右”，当时最烦的就是这顶“保守派”的帽子。我要用
　　我的行动证明：“右”和我不沾边；我并不“保守”。因此，在那风云变幻的动乱年月里，凡是“左”的口号，“左”的指示，虽然有的我并不理解，但也跟着喊，跟着干，竭力想跟上“左”的潮流。并且慢慢地又悟出了一点“道理”：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右是主要危险，不断地出现右，又不断地反右，这乃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条规律。一个人稍一不慎，时时都有当上“右派”的危险；要想继续革命，就必须牢牢地站在“左”的航道上。这样，从林彪横行到“四人帮”肆虐，我的脚印就一步一步地更向“左”歪去。尽管运动中多次“斗私批修”，“站队请罪”，直至“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然而，却从来没革到“左”的头上。恰恰相反，每爆发一次“革命”，便增加一分向“左”的冲力。如果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前还仅仅是一行若明若暗的“左”的脚印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踏出了一条“左”的大道了。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林彪、“四人帮”是形“左”实右、假“左”真右、以极左掩盖极右呢，还是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极左路线？我开始迷惑、怀疑、思考，寻找正确的答案。直到党的三中全会后，我才认清了这个问题。回首往事，“觉今是而昨非”。那么，象我这样的青年为什么愿意并且容易跟“左”呢？积十多年的教训，找出客观原因有三。一是“左”具有欺骗性。凡是搞极左的人，一般言必称马列，手捧红书，口含天宪，金光护体。他们把导师捧成耶稣的圣象，置之云端；把理论变成宗教的教义，束之高阁。然后拉大旗，作虎皮，挟天子以令诸侯，搞迷信以惑青年。让我们这些当时还不知道马列主义“门牌号码”的年轻人去“走捷径”，去做“一本万利”的买卖。于是，我以为马列著作虽然卷帙浩瀚，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左”；我们青年要继续革命，只需记两个字：“跟‘左’”。二是“左”具有煽动性。搞“左”的人，往往把旗帜摇得满天飞，把口号喊得震天响，利用青年的革命热情煽起极左狂潮，今日砸烂这个的“狗头”，明日斩断那个的“黑手”。那时候，我以为继续革命就是这种搞法，不然的话，为什么在我们党内有人提倡、支持、骄纵呢？三是“左”具有习惯性。自我踏入社会以来，参加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反右，并且把“左”带给人民的灾难也转嫁给右。反“右”，批“右”，恐“右”，防“右”，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通病”，已经象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偏见一样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顽强的习惯势力。乃至使人一张嘴就想喊“左”的口号，一抬足就想往“左”迈步，似乎不这样就不革命，而年轻人又总是愿意革命的，因此，总容易跟着“左”跑。这些是客观上的原因。说到我个人，总是感到自己根红苗正，三代贫农，是共产党把我们的父辈由奴隶变成主人，做为“红后代”，我们就是要听党的话，走党指引的路。又由于林彪、“四人帮”大搞现代迷信，我把党的领袖、党的领导人当成党的化身。以为只要“紧跟”了，就可以戴上“左派”的桂冠，保持“左派”的头衔，从而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这十多年中，我们没有能学到多少真马列主义，倒学了不少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列主义。这样，朴素的阶级感情，没有同科学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结合，被野心家、阴谋家利用了，致使自己的脚印不由自主地向“左”歪去。
　　回顾自己向“左”歪去的脚印，得到深刻的启示：肃清“左”的流毒，任务艰巨。当前，治国首先应治“左”！“左”是多年来危害国计民生的大敌，也是实现四化的主要障碍。只要我们都讲真话，都不掩盖走过的脚印，经常用血的教训去启迪后人，永远***“左”的人抓到权柄，特别是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把“左”搞得和右一样臭，防止“左”的重演并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