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东乡县的农民上访】村书记最怕举报什么

　　1875年，与其他县老爷一样，信奉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信条的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为了来钱快些，绞尽脑汁地想着来钱的道。但不管想啥法，终归还得羊毛出在羊身上，向憨厚能忍的农民開刀。于是这位孙知县打起了税收的主意，除了对农民征收中央政府的国税——朝廷的地丁银之外，又自己搞了些征税名目，肆意对农民加派捐税。老孙原以为这帮土里刨食、老实巴交的农民会忍气吞声，把钱全部交上，没想到农民不仅不买老孙的账，还私下里搞起了“串联”，就是不交“多余”的钱。这还了得，常言道：公粮国税不交有罪。老孙命令县衙役逮捕刁民。于是老百姓的愤怒被点燃了。
　　为求得生存，当地农民进县城申辩，要求衙门拿出朝廷的文件，给个说法，减少捐税。岂料孙定扬给这些进城闹粮的农民扣上了围攻县城、聚众谋反的帽子，并给当时的四川总督文格打了个报告，要求派兵镇压。对此等破坏社会安定的不稳定分子，四川总督做出了重要批示：痛加剿洗，维护社会安定。遂派提督李有恒对这些暴民进行围剿，率官兵们浩浩荡荡地開赴东乡。别看清末的军队在洋人面前被打得屁滚尿流，但弹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那还是绰绰有余的，外战虽外行，内战却内行。
　　于是这群政府“士兵”不仅将农民的村寨洗劫一空，更是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妇老幼而尽杀之”，400多人就这样成了冤魂野鬼。此时政府的军队俨然成了“土匪”，杀人如草。“土匪”们是出师有名的一农民造反。统治者们对造反是最为敏感不过了。几千年中国史，造反让多少王朝走向了崩溃?因此，官员也习惯于把这顶帽子挂在农民身上，进而为自己的一切恶行找到一个最佳挡箭牌。老百姓一有个风吹草动，稍不老实，政府就会用棒子拾掇老百姓一番。
　　东乡惨案发生后，当地农民义愤填膺，告到了当时的总督府。这不是自己往虎口上送吗，围剿的命令就是总督下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些上访农民被投进了大狱。眼见在省内状告无门，这些受冤的农民们只得进京上访。1876年，作为当地农民推举的代表袁廷蛟进京到刑部告状申冤。哪知刚出狼窝，又入虎穴。刑部官员心想：这还了得，如此的刁民竟然跑到京城来了，这不是破坏安定局面吗?四川方面是怎么搞的，怎么让此等刁民如此嚣张。刑部不仅未受理袁的状子，还把袁抓了起来，让四川方面把袁廷姣领回去，并责成四川方面严加管教，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给朝廷添堵。于是袁廷姣又被押回了四川。总督文格着实出了身冷汗，这要是袁在京城闹个天翻地覆，他的这顶乌纱帽恐怕是保不住了。
　　为防止东乡农民继续上访，总督下达了严防死守的命令，谁要是再让刁民们进京闹事，就把谁的官帽撸了。官员们一见这阵势，哪敢不兢兢业业地贯彻上级指示，谁也不想把官帽混没了，于是在四川一道道军事和政治防线被构筑起来，力图打造一面铜墙铁壁。
　　不过纸终究包不住火，当时在朝廷上以张之洞、李鸿藻、张佩纶等人为首的清流派人士，纷纷上奏要求严查东乡案，革除弊政。为了安抚清流派，缓解民怨，朝廷做了表态，下令把孙定扬、李有恒革职。不过这非但没有缓解民愤，反而使东乡农民更加愤怒，毕竟死了400多人，仅是把这些罪魁祸首的官员革职，处罚太轻了。对此清流派人士也是不满，张佩纶要求复审此案，对失职官员予以严惩。
　　1879年，清廷派出以礼部尚书恩承、礼部侍郎重华为首的调查组再赴四川复审东乡案。一路上，各级官员对这些上差好吃好喝好招待，白天游山玩水，晚上酥床香闺，好不快活。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调查组在四川转悠了一圈，最后上报朝廷的结论依然是原来的口径——“维持原判”。对此，清流派士大夫们甚是不满，张之洞在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十一日，一天之内连上《重案定拟未协折》、《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和《附陈蜀民困苦情形》三折要求严惩元凶。张之洞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乡案的实质是源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敛”。无疑正是孙定扬的“横征暴敛”，才酿成400多人被杀的血案。除了要求诛杀两个罪魁祸首孙定扬、李有恒，张之洞还请求惩处对东乡一案负有重大责任的前署理四川总督文格和“复奏不实”的钦差恩承、童华。
　　或许是出于宫廷斗争的政治需要，慈禧要求刑部重审此案。最终在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十七日，清廷颁布了上谕：承认东乡百姓“闹粮仇斗，并非叛逆”，并对孙定扬、李有恒处以极刑；而文格、恩承、童华等人因失职等罪，均给予不同惩处。延宕数年的东乡一案，就此尘埃落定。看来要不是朝廷的派系斗争，东乡农民的冤案恐怕永不能见天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