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勃勃的女人到哪里去了？_女人野心勃勃的句子

　　当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妮·玛丽·斯劳特教授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时，舆论一片赞美，她是第一位任这一要职的女性。两年后，她辞掉这一职务，回到了大学。这一次，她听到了不少刺耳的质疑。不少女性抱怨她放弃了很好的机会，有的对她表示失望。她们认为，即便保持在华盛顿的工作，也可以兼顾家庭。斯劳特的放弃让这个世界又少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这是女权主义的挫败。
　　善于制造话题的美国媒体注意到，来自另一位杰出女性的声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她就是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在过去几年中，桑德伯格一直鼓吹女性为工作与家庭平衡的问题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她通过撰写文章和演讲，呼唤女性勇敢地接受工作机会。
　　争论蔓延到了中国。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门户网站在节选编译该文时，把标题拟为“女人无法拥有一切”，一个强烈的诘问句变成了苍白的事实判断。可以想象，多数讨论偏离了斯劳特的本意。斯劳特并不认为女人想要内外兼顾是痴心妄想，不值得追求，而是非常切实地分析了工作性质对一位女性生活方式的影响。大学教授的生活虽然忙碌，但能够自主掌控的时间更多；而政府官员的工作性质则要求她每周奔波于工作地和家庭之间，这让她的家庭时间被一再挤压。
　　在精神内核上，斯劳特与桑德伯格的观点并没有强烈的冲突，相当一致的表现是：她们从来不掩饰自己在事业上的野心勃勃。当成为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女性精英时，她们非常善于运用这种影响力来为女性的处境说话，尽管角度可能不同。这对中国具有相当的启发价值，我们可以追问的是，中国的精英女性到哪里去了？“野心勃勃”在我们的文化里是否被视为一种负面价值而抑制着？
　　翻开中国的媒体，时常看到的是“嫁人成功学”的张扬。名人邓文迪、伏明霞等被媒体誉为“成功的女人”、“幸福的女人”，也许仅仅是因为她们嫁了一位“著名的先生”。中国语境里的女性，依然作为对象化的他者存在。她们的核心价值，总是离不开“嫁人”。而斯劳特和桑德伯格之所以被媒体关注，却完全是因为她们本身如此出色——与她们嫁给怎样的人毫无关系。这就是大众媒体语境下，中西方女性出场机制的最大差异。
　　然而，即便是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华人社会，在女权运动勃兴的台湾，性别歧见和价值扭曲的程度要轻得多。台湾涌现了大批参与政治的女性政治家，她们并未被这种华人文化排斥。这是因为，充分发育的女权运动，总是会在儒家妇德观念作祟的时候，站出来据理力争，施加社会抗议。这慢慢倒逼出一种小心翼翼的社会舆论，一旦公共舆论将女性物化，遭致的抗议就足以使得这些声音自惭形秽。
　　斯劳特和桑德伯格提出的议题走得更远，她们试图追问的是，迄今为止，还有什么因素阻挡女性“拥有一切”？企图“拥有一切”被作为正面价值大张旗鼓地宣扬出来，她们并未招致社会舆论的反弹。与此相反，当斯劳特谨小慎微地提出女性面临难以兼顾的困境时，人们抱怨的是，你的野心勃勃到哪里去了？
　　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尴尬的“宠物”时代。只有当某一天，中国的公共舆论也如此热望野心勃勃的女性占据领导地位时，我们才能说，这个国家的性别公正又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