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休闲之都到“财富第四城” 第四城

　　2011年8月10日上午11时之前，全亚洲有两根巨型烟囱直抵云霄，210米，红白相间，稳立于中国西南成都市东郊老嘉陵电厂的那根就是其中之一。这天11点之后的20秒钟，它轰然倒下。这个旧工业时代的象征已经融入成都人的记忆和生活了，赚尽多年羡慕，人们却对它越来越沒好脸色了——那里每年排放的烟尘如果装进10吨载重卡车，能绕成都一环路一圈半。六年拉锯战后，倒下，成为它最好的归宿。“它和我一样退休了。”电厂老工人在一旁合影留念。而也在这时，一则新闻说成都正在规划新地标，一座300米高的国际金融中心。
　　2012年7月6日，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开着出租车驶过曾经的烟囱不远处，毫不在意，他只顾一个劲地说，这几年自己打麻将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也沒人一起玩了，忙乎完就想着回家睡觉。
　　倒掉的不仅是钢筋水泥，立起的更不仅是高楼大厦。
　　司机小伙子的感觉很真确。这个城市有如此鲜明的烙印——比如“悠闲”，最近30万人参加麻将大赛(网络游戏），两位女杰胜出，当然更容易受到大家的追捧——以至于这座城市这些年的“变脸”竟然少人关注，但其中变迁之剧烈、影响之深远容不得人忽视——快、新、锐、猛、野、酷、来劲，不足一论——也许只能站在日后的维度上才能洞察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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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变脸”静悄悄，却无不震撼。
　　2011年年中，全国山寨苹果店的新闻满天飞，聪明的消费者从不合适的Smart Cover（智能上盖）切入，进而揪出几家山寨店。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自己买的iPad中，只要是正品，就极有可能来自成都工厂……
　　在那里，生产着全球iPad总量的80%！100亿美金的规划总投资，1000亿美金的产业链，相当于一座千万人口特大中心城市的工业产值。
　　2012春节还沒过完，成都各大企业就纷纷上演“抢人”大战：社保齐全、保障住房……
　　西部劳动力回流越发成了气候，四川，这个占全国输出劳动力十分之一的大省，一份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上半年，该省转移农村劳动力2100万人，其中省内转移历史上首次超过对省外的输出，而成都自然是“内部消化”的重点。这不单是“抢人”，更是千万普通劳动者“以脚投票”，回归或西进。
　　最新的数字有点让人惊讶：2012上半年中国副省级城市中，在全国瞩目奥运夺冠之时，成都人却一举拿下“四项冠军”：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出口总额增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均是第一。而这四项“金牌”是经济奥运比赛中分量最重的。
　　若干年前沒人能想到还有很多。
　　比如落户世界500强企业从2002年的42家增至现在的215家，特别是2007年后呈爆发式增长，已遥遥领先于其他中西部城市。
　　比如这里的产业结构倾向高端工业、现代服务业项目，同时兼具创新型中小企业，整合曾经散乱的众多园区为一区一主业，形成聚合效应。
　　潜移默化间，自由市场元素迅猛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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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一个环境，那里的公司，那里的市场能完全随心所欲自由扩展？
　　——沒有。特别是当下中国，面对从计划岁月走来的政府和它们手握的“重权”。而正如哈耶克所说，秩序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行动的展开和结果。其间博弈重重，互相塑造。
　　本世纪初，英特尔来成都设立芯片厂（几年后全世界60%的英特尔芯片出自这里），办理手续时深感政府公章多审批繁，成都市遂特别成立“英特尔办”协调解决。不久，新问题来了，解决了一个英特尔，别的企业项目怎么办？后来，这个“办”成为后来“重大项目办公室”，现在的“重大项目服务局”的源头；另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政府自我约束，精简审批。
　　274，这是成都随后请来的专家、企业家和普通市民的数字，他们对审批流程提出众多意见批评，图章大大压缩，随后还编制了“权力清单”；2012年8月中旬，成都首次公布了一个“一把手值班表”，公告直面接待来访者；从上个月起，成都高新区的小买卖人不再用办营业执照了。
　　成都全市各部门内设行政审批机构已由十多年前的179个减少到目前的48个，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分别精简了91％和79％，审批事项已是全国最少的同类城市之一。
　　这是政府与市场真实权力与利益边界的重新分割。有人感慨之前成都企业是“跑政府”，现在是让“政府跑”，这个“政府之变”颇有意味。
　　跑得多了，政府也有点变了，一位世界500强成都公司的高管就说，之前他们常挂在嘴头的外文单词，像Action required（待办事项）、Action plan（行动计划）、Strategy（战略）等等，打交道的政府朋友也时常蹦出口来。
　　在成都著名的宽窄巷子，入夜时分，那些高大芭蕉树下的酒吧茶舍中，不仅汇聚着住家、旅游者、歌手、商人，有时还能碰上招商官员，他们大多不是带队参观，更可能是与企业商谈，摆龙门阵，办正经事。
　　而一位高新区最近在政府帮助下搬进宽敞新楼层的创新公司老总却对政府有些冷眼：“他们不来我们也就不去找，专心做自己的事。”
　　不知从何时开始，成都决策者们将“政府强力，市场运作”列为行事手法，但其中如审批权一样，政府的自我约束、克制能力不断提高。
　　曾有学者对比研究了成都和香港的政府行为，认为香港小政府最具服务精神，将市民当顾客，这源于漫长的市场经济洗礼，而成都不可能立即压缩成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相当长时间内还将手握重权，但成都有自己的特色，在于政府的自我约束力和市场化取向，在于发动公民参与。
　　“强势政府”淡去，“市场先生”到来。
　　自我约束力从来不是天生的——自我革命从来都是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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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政府的不少官员在推介成都时发明了个新词——“成都都成”，英语表述为“ChengDu Can Do”,宣传这里“凡事皆可成”。但其实客观看待，此前成都又有什么呢：
　　西南一角，不靠海也不沿江；传统“三线”军工业夕下，出口型企业缺乏，新兴产业积累薄弱；劳动力大量外流，沒有多少海外华侨回乡；沒有太多自然资源可供挖掘，无法一鸣惊人；当然还有一个关键是缺钱，沒资本，创造资本的各类自由企业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