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领袖的党代会细节|党代会历史细节
1940年5月，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长子、时年31岁的李葆华，策马急奔在通往延安的道路上。作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李葆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赶赴盛会的途中，他和战友遭遇日军伏击，一名代表坠入深沟壮烈牺牲。
“为了开党代会，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无法想象。”62年后，十六大召开前夕，已是满头华发的李葆华深情地说，“为什么大家这样冒死也要去开这个会？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实在太重要了，它往往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转折点。”
是的，在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历史中，已召开过17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代会）。每次党代会都是在当时形势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多数真正履行了职权，研究了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作出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决策，大都在党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党代会召开的时间间隔，从建党早期大致每年一次，到17年、11年、13年、4年一次，再到党的十二大后固定为每5年一次；党代会的会址，从上海、广州、武汉，到莫斯科、延安，最后到北京——这种时空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从小到大、从秘密到公开、从幼稚到成熟、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程。党代会是党的发展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党的历史的重要节点。回顾党代会的历史，也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回顾党的历史。
一提到会议，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枯燥和乏味的。但事实上，众多重要会议可谓曲折复杂，惊心动魄。历史上多少惊涛骇浪，往往涌起于看似平静的会议桌旁。尤其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的召开背景都大不相同，每一次的会前准备都异常复杂，每一次的进行过程都各具特色，每一次的历史影响都非同寻常……
第七次党代会，毛泽东脱稿作充满激情的口头报告
1945年4月23日，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被装饰一新。七大开幕典礼就在这里举行。
第二天，七大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会前发给代表。这个报告，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总结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阐述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
会上，毛泽东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及其他问题作了口头报告，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路线问题。毛泽东说，“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我们党历来的路线、纲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他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告诫说：忘记了农民，“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
第二，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共讲了十一个问题，其中特别讲到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继续阐述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二是战备转变的问题，即由游击战转变到运动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他满怀激情地说：“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要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说将来八大一定要在北平这样的大城市召开，既充满了对革命一定胜利的无比自信，也表现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伟大预见。他说：“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毛泽东既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又充分估计到可能的困难和曲折。他提醒说：“要转变，但不能希望一切皆在一个早上改变。”
毛泽东还讲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第三，党内的几个问题，实际上是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首先讲了个性与共性问题。因为有人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毛泽东从哲学方法的角度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党员有各种不同的个性，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党性就是共同性、普遍性，个性就是不同性、差别性。没有一个普遍性不是建立在差别性的基础上。毛泽东还谈到干部问题，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指出：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公平，我们这个大会要把他扶正，欢迎知识分子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最后，毛泽东提出“讲真话”问题，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
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诙谐幽默，不时引起阵阵笑声和掌声，使大家加深了对《论联合政府》报告精神的理解和把握。这个报告给在场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代表回忆说，在七大上，大家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接着说，“我52岁”，很谦虚的。
第八次党代会，周恩来和刘少奇彻夜商议八大文稿
1956年，八大的整个筹备工作紧张繁忙，但是中央很注意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走群众路线。
党章修改工作是很费力的，大家反复进行认真的讨论，字斟句酌。同志们思想上没有顾虑，畅所欲言，可以提出任何意见，气氛很活跃。
当时，刘少奇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周恩来负责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负责起草《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们经常互相提供材料、交流思想。有时碰头开个小会，有时通电话谈个问题，通报点情况。
周恩来的作息时间和刘少奇比较一致，所以经常午夜两三点钟以后还打来电话。有一次午夜两点多钟，总理打电话问：“少奇同志还在办公室吗？”秘书回答说：“他刚进卧室。”总理知道刘少奇进卧室后有坐在床上继续看东西的习惯，便对秘书说：“我和富春同志马上去一下。”秘书立即报告刘少奇，他说：“就请总理他们到这里（指卧室）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