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互文性视角看莫言小说中的历史诗学_莫言的童年视角

　　“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因为“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这里的另一文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互文本，可用来指涉历时层面上的前人或后人的文学作品，也可指共时层面上的社会历史文本”。莫言的创作风格莫不存在着一种“狂欢化”精神。而“文学的狂欢化这一概念实际已具备互文性的基本内涵”。从中我们发现历时性文本和共时性文本，无不变异彰显于莫言小说历史诗学的狂欢化语体中，且互相穿插，互相杂糅，互相衍生。
　　“红色”的歧异
　　当“红高粱”作为一个农民精神图腾的象征物而活化跌宕起来，并置于抗日的坐标中，其诗学价值恣意绽放了。以往的经典大都沉溺于敌我对立和“三突出”的写作旧制，《红高粱》却将不屑的土匪扶正为主角，而以冷支队长为代表的军队成为陪衬。二者之间的斗争关系也变成了光明磊落与阴谋诡计的民间伦理性差异。这一策略，明显反拨了以往历史叙事的同质化和单一性，而将歧异性的因素强行突出了。从历史诗学法则上，《红高粱》展现出了民间人物真正浮出历史水面的本来面目。这不仅如王德威所言是一种对抗“影响之焦愿”的修正，更是对《水浒传》《说唐》等古典侠义小说叙事传统的有意回归。
　　莫言针对“红色经典”违规而大胆地编撰出的历史复合文本，承载起一片广袤的民间场地。这个场地里的一切风景，皆摇曳生姿，契合主观色彩和个性品位，《红高粱》的文学史意义也由此张扬。而莫言反抗既定的写作规范，能以未受经典话语规训的百姓思维来表达其真实的思想尺度和美学趣味，尤能以互文性策略来完成对压抑性文本的超越，自然也成为承载其历史诗学的大致通道。
　　《丰乳肥臀》：“母亲”神话的延异
　　《丰乳肥臀》对母亲形象的描摹，所针对的或许有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的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之作《母亲》，或“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乌苏拉形象。于我们而言，却感觉她更直逼本土“五四”传统所统摄的母亲话语基型(如丁玲《母亲》、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莫言创作《丰乳肥臀》的直接动力，除了“母亲”塑像的激发、丧母之痛的悲切、成长经验中的历练外，也直接来自对经典写实套路、形象范式的悖反、修补。
　　《丰乳肥臀》以小历史祛除了大历史的遮蔽，构筑了莫言历史叙事和小说中国的思想层面。这里，我们感觉金童作为知识分子象征的意义虽然重要，但不如说莫言于书写过程中，其内心情愫在追踪母亲的行迹时，获得了乳汁样的滋润和温馨。莫言的民间意识和顽童思想(黑精灵地只有在对“母亲”这个词语的温习品味中才能得以释放和缓解。老顽童心理本属于我们每个人内心中在“母亲”这个词语面前的童稚天性和习性的再现。只有抓住这一点，才能抓住莫言锻造母亲形象的良苦用心。当然知识分子缩微式的恋母情结或隐喻色彩，也存在着—个既定话语范式，从中也可以管窥出一些莫言互文写作的策略。
　　“在《丰乳肥臀》里，莫言开始小心翼翼地把爱这个早就被抛弃了的情感拾了回来。……莫言无法从小说所反映的那个时代背景里自然而然地推导出这种爱的诞生、存在和繁衍，他只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母亲推到了上帝和上帝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丛林世界上的首席仆人马洛亚的面前。”***话语在中国本土民间社会中呈荒诞性地四处播撒、延异，既成为锻造母亲性格、行径的主导性非民间元素，又成为莫言对母亲这个形象构思意旨的民间理想化的美好憧憬。后者，未尝没有着莫言对母亲生前苦难命运的再度呈露和铭记，以及对其死后灵魂之归宿的忐忑而不失美好的祈祷。
　　《天堂蒜薹之歌》：转型期农民的异化
　　结合当下语境来分析，《天堂蒜薹之歌》这个现实针对性极强的文本就产生了历史性的寓意——《天堂蒜薹之歌》所揭示的现实，与时已过去二十多年的当下乡村社会的部分事实相比，岂不是历史更像虚构?或者虚构比现实更真实呢?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悖谬关系，实在充满了诡异驳杂的喻示关系。而莫言民间写作的理想也就在这里获得了提升，即历史与现实之间充满着深邃无间而歧义横生的对话性。所以现在评价莫言小说的历史诗学本身，也必须要将《天堂蒜薹之歌》这样需要许多年持续不断阐释的文本，投放进一个历时性的框架中进行讨论。而互文性写作直接的激发即来自莫言处理现实材料的历史眼光。
　　首先，是亲厉性事件，即莫言自家的四叔和牛的横死的遭遇与文本中的“四叔”和“牛”—样，引人愤懑。其次，来自《大众日报》的相关新闻报道，即发生在山东苍山县内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但这虚构出来的诗性美学价值又使得莫言抵达了古典和现代文学中刺贪刺虐的讽喻文本所蕴涵的寓意性中来。这种寓意性即表现在《天堂蒜薹之歌》的监狱中人与地狱中鬼之间的对话、母亲与胎儿之间的对话，并与结构文本主体的各种对话皆构成复调关系。这里的复调即在于作为合成文本，充满讽喻锋芒的“天堂县”里竟然充满了各种鬼哭狼嚎的人间地狱般的悲愤声音。这些综合的声音构成一曲交响，充满着不可压抑的激愤和谴责，审视着农民生活和生产的苦难和不幸、血泪与死亡。所以，单凭文本中狂欢化的声音，即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这种互文性即与我们生活的实际面貌相吻合，并给予读者以探测改革时代乡村生活的实况笔录。
　　《檀香刑》：耳朵的变异场
　　“你们阅读是用眼睛，我用的是耳朵。”一语道破莫言小说感官大挪移的基本章法。若以此析读《檀香刑》这个历史文本，在我们看来，足以证明这确是一个用耳朵来“阅读”的文本，一个听的文本，一个声音反抗并颠覆、修正视觉意识形态书写历史的文本。刽子手形象的出现，我们其实不难发现莫言承继《红高粱》中的剃头佬，并与鲁迅《药》及其它图文作品中的刽子手形象合而为一，并变形化了。孙丙部分则可回溯自《丰乳肥臀》中上官斗与司马大牙的抗德事件。从人物形象演变过程序列中，可以看出莫言历史书写文内之间的互文策略。
　　在《檀香刑》中，莫言就历史中的“刑罚”权力话语型而思考了一个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出现的这一幕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能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尤其当它是以视觉为基础时更是如此”，“一旦视觉性被引入，它就让我们注意到鲁迅自己作为—个观察者和旁观者所处的位置。更进一步来说，它让我们认识到这段闻名的情节在不同的观察者群体的复杂关系中，是如何被不断地重写，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赏鉴行刑的旁观者、观看这一屠杀事件和幻灯片的鲁迅和他的同学们还有作为作家进行自我审视的鲁迅及他人的观察，等等”。正是“视觉性”成为中国文学启蒙现代性叙事的发端和延续，之后的主题也莫不与此相关。也正因为观看主体认识论上的视觉“震惊”(本雅明语)体验，现代文学文本作为一种拯救的形式，成为精英知识分子实现启蒙现代性的关键手段，并着力挖掘其中蕴藏的戏剧性(荒诞或悲剧感)因素。这种戏剧性因素的展示，莫不通过肉体经验的各种改写得以体现，由此所构形的“看一被看”的结构关系，也笼络其中，成为塑造视觉意识形态的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