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当警惕“畸形父爱”:高老头畸形的父爱

　　望都县人民法院2011年1月30日以交通肇事罪判处犯罪嫌疑人李启铭有期徒刑6年。交通肇事案的判决结果虽然尘埃落定，然而，与此相关的“李刚门”事件却依然令人难以释怀，“我爸是李刚”已成了一个特指“仗势欺人、骄横跋扈”的符号语言，引发媒体和社会持续广泛的关注——“我爸是李刚”被媒体评为2010年10大网络流行语之首；“我爸是李刚”成为当代“衙内”霸道的特殊标志性符号。接踵而至的是著名歌唱家李长江的儿子出事，*熙来的儿子薄瓜瓜等。
　　由“我爸是李刚”笔者联想到中国古今的“公子”和“衙内”现象。
　　“公子”和“衙内”在中国古代社会，一般用来指官宦子弟。平头百姓之间说客套话，尊称对方的儿子为“公子”，那是当不了真的。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公子”一词含褒义，至少是中性词。而“衙内”，贬义味道十足。
　　但被世人尊称为“公子”特别是“名公子”的，其门槛是很高的。一是其父的级别要高，一个九品科级或者不入流的小官吏的儿子，称“公子”会让人笑掉大牙的。二是其父是大官只是必要条件，本人还要有些文才，风流倜傥，长得不算丑，举止风雅，为人侠义。如明末四公子冒辟疆、陈贞慧、方以智、侯方域，清末四公子陈三立、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就是这类人物。
　　“衙内”，多半是依仗父祖辈的权势，干欺男霸女、凌辱细民的勾当，为世人所不齿。这类物种在中国传统戏文和话本小说中很常见，最有名的当属《水浒传》中高太尉的干儿子高衙内。
　　中国共产党人是大公无私、讲究修养德行的群体，向来对子女严格要求，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子女的要求尤其严格。毛泽东曾对党政干部发出警告：“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毛泽东对子女真疼爱，要求也真严格。1946年，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丁的旧衣服，让他到农村这个大课堂去上“社会大学”，以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他又送毛岸英上了炮火纷飞的朝鲜前线。当自己的爱子为国捐躯的不幸消息传来，他强忍着老年丧子的悲痛，发自内心地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榜样影响，应当说绝大部分党政官员对子女要求严格，教子有方，子女们品德优良，多有出息。可是，曾几何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受市场经济条件下形形色色的诱惑，一些领导干部不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且放松了对子女的要求，结果放纵和惯坏了子女。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
　　最初出名的当数——陈希同畸形父爱培养的“流氓衙内”陈小同。陈小同仗势欺人，倒卖公文，索贿受贿，招摇撞骗，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嫖娼狎妓……影响极坏。只不过陈小同的“衙内”做派档次低了一些。
　　最出名的当数——李嘉廷畸形父爱造就的“敛财衙内”。这是建国以来全国省级领导干部父子合谋受贿金额最大的案件。据查，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的儿子李勃，利用其父担任云南省常务副省长、省长、省委副书记职务上的便利，伙同其父李嘉廷以做生意为由，大肆收受他人财物计人民币1600多万元。就在李嘉廷2003年6月20日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终审判决的第5天后，李嘉廷的“敛财衙内”李勃被云南检察机关以犯受贿犯罪提起公诉，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7月28日，判处李勃有期徒刑15年。这是李氏父子同演的一幕人生悲剧。一个本来读书时积极要求进步且在大学时就入党的中规中矩的青年学生，天之骄子，为什么在毕业后短短几年就沦为贪婪的囚犯，透过检察机关侦查审查此案厚厚的卷宗，人们不难发现，这就是畸形的“父爱”结下的苦果。
　　最臭名昭著的当数——“官二代”造就的“李刚门”。而且一起交通事故制造了2010年流行语榜首——“我爸是李刚！”
　　由此，人们对当代官二代越发关注，人们甚至隐隐担心“仗势欺人、骄横跋扈”的“衙内”现象泛滥和腐败盛行无忌。
　　上述案例令人痛心，更令人警醒：父爱“透支”不得，干部子弟也是人，得到父辈的正常关照和爱护是应当的，但绝不能依仗高官的父辈谋取非分之利，否则，像李嘉廷之子李勃那样“透支”父爱所得到的一切必将丧失殆尽，不仅毁了自己青春，也毁了奋斗几十年且身居高位的父亲。中央领导在李嘉廷案件的批示中告诫：“对子女最大的爱护是教育其艰苦朴素，勤学苦练”。李嘉廷的畸形父爱，只能毁儿女前程。更不能骄奢淫逸、骄横跋扈，为所欲为，像陈希同之子陈小同和李刚之子李启铭那样，空留“衙内”贱名，惹世人耻笑，贻笑大方。
　　有道是：自古纨绔无伟男；今却见：畸形父爱毁儿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