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腰细是吾徒”】 腰细胯宽是什么原因

　　1933年上，陈寅恪给傅斯年写信力荐一位青年：此君“言归国后不欲教授哲学，而欲研究史学，弟以为如此则北大史学系能聘之最佳。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陈公一代巨擘，何等严谨苛责之人，竟如此举荐，足见此青年之了得。
　　盛赞张荫麟的，陈寅恪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
　　前此十年，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的同事梁启超就已领教过这小子的气派了。有天晚上，梁做中国文化史演讲，一上台就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问：张荫麟是哪一位？张当场起立致敬。梁启超之所以点名张荫麟，是因为张写信去质问他前次演讲中的某一问题。梁启超自来就是个受争议的人物，被批评从不稀罕。但“张荫麟”却是个新鲜名字，他习惯性地以为又是某位教授前来“踢馆”了，但没想到来人居然是个小毛孩。这时的张荫麟，年方十七，是刚进清华的新生。这两位岭南老乡的会晤，也被认为是“新史学”开端期两大高手的切磋。
　　【“清华二麟”之佼佼者】
　　张荫麟生于仕宦之家，幼年丧母，与父亲、弟妹相依为命。是时家境殷实，富于藏书，父亲督教极严。他幼承父教，早早奠定了宽广的基石，支撑日后恢宏的学术大厦。民国十二年，他考进清华中等科三年级。入学后仅半年，就于1923年撰成《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发于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对梁启超考证《老子》是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逐一批驳，征引经典凿凿有据。《学衡》与清华关系本就密切，此番编辑又以为作者是清华的国学教授，遂予发表。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给予揄扬，叹曰“此为天才也”，将来必有成就。于是便有了课堂上那次历史性的会面。清华师生大为震动，自此，张荫麟一举成名。当时《学衡》与北大的《新青年》对垒，身在清华的张荫麟遥相呼应《学衡》，成为其骨干作者，亦成为学术史上极重要的“学衡派”中最年轻的后起健将。
　　民国十五年夏，张父去世，家道中落。及此，张荫麟不但自己的学费来源断绝，还必须兄代父职，负担弟妹生活、求学的费用，境况极其窘迫。师长、朋友纷纷表示愿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但他却执意独立谋生，婉谢了众人的美意。从此，他更发愤写作，弟妹们生活、求学的费用，便靠其稿费维系。
　　那次讲演之后，一位比张荫麟高三个年级的学长注意到了他，那就是贺麟。两人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为终生挚友，人称“清华二麟”。两人的共同兴趣是听梁任公的演讲。有次梁任公讲“文史学家之修养”一题，还是“二麟”共同作笔记，联名发表。1925年秋，贺麟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张荫麟主持“书报介绍”副刊。贺虽为总编，但所写文章总要先经张看过后才发表。有次贺的文章被张批驳得体无完肤，只好自己将稿子撕掉。又有一次，贺为清华学生会起草文言文的宣言，张看了说太没有力量，又说你的古文太缺乏根底。贺只好偏劳张起草，自己则回到屋子里多读几篇古文。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研究院主任，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清华学术带来了新气象。张荫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吴宓初到清华，开了一班“翻译”课程，选习的人并不多。课堂上经常只有三人，那就是张荫麟、陈铨和贺麟，故被称为“吴门三杰”。日后，“三杰”各有杰出成就：贺麟成为有国际声望的哲学家，中国康德、黑格尔研究的“当然权威”，还一度成为重庆“中央训练团”的特邀讲师（另有冯友兰、钱穆、萧公权等），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帝王师”；陈铨成为哲学名家，还是名重一时的小说家、戏剧家、翻译家；张荫麟则更不消说了。
　　【不作“酷评”的批评家】
　　在水木清华的园子里，少年才俊们本就普遍用功，张荫麟更是过人一等。在清华的几年，张荫麟学业大进，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兴趣，尤深于史。在与梁启超叫板后，他一发而不可收拾，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等知名报刊发表作品40多篇，这些都是当时第一流的报刊。张荫麟的文章才识兼备，锋芒毕现，文笔犀利流动，富于批判精神，在盛产英才的清华历史上，可与比肩者，唯钱钟书而已。变幻莫测的历史还来了一个有意思的偶然：钱钟书履足清华之时（1929年），也就是张荫麟离开清华园之日。同一年中，同样少年成名、与乃兄张申府并称为“国宝”的张岱年，也踏足清华园。一批才华耀眼的人扑面涌来，那是多好的辰光呵！
　　清华文坛素来活跃，那时虽已无闻一多、梁实秋等健将，但仍有朱湘、陈铨、柳无忌等好手。张荫麟则文史哲并举，尤以科技史研究与文化批评见称，成果卓然，嘎嘎独造。在《所谓“中国女作家”》中，他对以冰心为代表的当红女作家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发表作品常要特地标明“女士”，且附上玉照；她们之招人耳目靠的多是“女”，而非“作家”。她们的作品多为“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感性垃圾）”，以中学生作文的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此语一出，着实让当时一批漂亮的“女作家”们难堪。
　　比这挖苦文章更精彩的，则是学术评论的攻错之作。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积极广泛地参加学术界的诸多讨论，与同时代学者多有评论商榷的文案往来。本着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天则，他对其他师辈如胡适、周树人，年长而负盛名者如顾颉刚、冯友兰、苏雪林、卫聚贤、朱希祖甚至恩师陈寅恪，也是如此。“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虽张之评论总是“是则是，非则非，毫不掩饰，毫不客气”，但被评论者都豁达大度，以奖掖新进的态度深许之。张荫麟最崇拜的是章太炎；对乡贤梁任公表面上敬而远之、一再“挑战”，内心实则一往情深。他还指出郑振铎的文史研究中有“使人喷饭之处”，讥其缺乏常识；批评郭绍虞食“洋”不化，牵强附会。胡适撰《白话文学史》（上），时称名著，他却能举证确凿，指出定义混乱、取舍多由主观的毛病。郭沫若译歌德长诗《浮士德》，急于脱稿，匆促从事，遂致“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几于无页无之”，他乃择要纠正，有力打击了“伪劣”出版物。
　　张是“批评”家，但绝非“酷评”家。他固不喜欢一味地唱赞歌，亦不轻易因作者的疏漏而抹杀全书的功劳。他虽批评《白话文学史》的诸种不善，却仍敏感地看出此书具有方法、取材及考证的优点；他虽对郭沫若的德文水平极为鄙夷，却盛赞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