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在当代的价值 粉丝现象的传媒伦理反思

　　摘要：随着电视选秀节目的风起云涌，粉丝作为一类特殊的大众传媒受众频频进入人们视野，也成为媒体与文化研究者们追踪的目标。本文以粉丝疯狂追星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为出发点，分析了粉丝追星这一大众文化现象新动向背后的传媒伦理责任和职业操守。
　　关键词：粉丝；传播；伦理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122(2011)01-0141-02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盘点近年来中国媒介娱乐产业的热点事件，从2005年《超级女声》的一炮走红，到2007年的杨丽娟事件，“粉丝”(fans，英文“迷”的谐音)作为一类特殊的大众传媒受众频频进入人们视野，成为许多新闻事件的主角，成为文艺事业和娱乐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毋庸讳言，粉丝己然是一种新的大众文化现象，也成为媒体与文化研究者们追踪的目标。而粉丝疯狂追星所带来的家庭悲剧和种种社会问题，使我们对大众传媒伦理责任的拷问显得尤为紧要。
　　 　一、传媒偏离“记录者”角色，职业道德存在缺漏
　　
　　传媒的基本职责是报道客观存在的世界。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关于事实的报道。在粉丝追星事件的报道中，一些传媒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吸引受众眼球，偏离了“记录者”的角色定位，直接参与策划和推动新闻事件的发展，或者成为新闻事件的幕后推手，甚至歪曲夸大事实，自导自演假新闻。由此折射出的传媒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问题令人堪忧。热闹一时的杨丽娟疯狂追星事件虽然早已烟消云散，但其作为传媒研究的典型个案，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深反思。
　　回顾杨丽娟的疯狂追星事件，除了杨家父女的心态让人惊讶外，媒体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也让人瞠目结舌――媒体本应扮演新近发生事件的“记录者”角色，其职责是如实报道事件本身。而在此事件中，一些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事件的“参与者”，甚至成为“策划者”，不断推动事件的发展。在一些媒体眼里，家破人亡的杨丽娟显然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粉丝了，俨然成为一位“公众明星”，其疯狂行为成了媒体可资娱乐大众的盛宴。当杨丽娟追星13年的故事被发掘，内地及港台近30家媒体派出记者跟进杨丽娟的疯狂追星事件。一些媒体除了连篇累牍地追踪炒作，还大张旗鼓地为杨丽娟和刘德华牵线搭桥。甚至不乏一些主流媒体，替杨丽娟“请愿”。杨丽娟事件最早的报道是在她家乡的《兰州晨报》上，该报允诺要为其“圆梦”――帮杨丽娟尽快见到刘德华。在该报的呼吁下，全国各地的传媒，甚至中央电视台这样的主流传媒也参与其中，派人千里迢迢来到兰州，采访杨丽娟及她的父母，表示愿意为她与刘德华见面牵线搭桥。对于这些明显不符合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兰州晨报》不仅没有自知，甚至还为自己的“正义”之举津津乐道：“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强势媒体都已转载了本报对痴狂‘追星女’的连续报道，并对本报长期以来对弱势群体的爱心和帮助，给予了肯定和赞扬。”传媒对新闻事件的参与，非但没有把杨丽娟拉回正常的生活轨道，产生正面的社会效果，反而把杨丽娟一家追星的历程推向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杨丽娟被塑造成一个“疯狂粉丝”，依照传媒预先设计好的脚本，在传媒聚光灯前上演一幕幕闹剧。传媒在其中发挥的“导演”作用暴露无遗。在此事件中，媒体拿出了“无冕之王”的虚假姿态，在摩拳擦掌的兴奋之中，在频频点头的自负之中，不断玩弄手腕，制造假象。杨丽娟一家就是在这样的炒作中迷失自我，跌入早就设好的局，在各种媒体近乎疯狂的xx中，一步步走上了不归路。当事件已经接近尾声时，仍有不少媒体的热情还是异常高涨；杨家母女从广州返回兰州时，随行“记者团”多达10余人。有些媒体还安排了杨家母女在兰州的一切食宿费用，并对其下榻的酒店严格“保密”，摆出一副誓将“独家新闻”做到底的架势。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和民众甚至成为杨丽娟的“超级粉丝”，愿意资助其再度赴港。这是商业利益驱使下更加龌龊的媒介推动事实进程的行为。传媒是这些“新闻事件”的直接操纵者，这意味着“传媒就是这个事件的消息来源，事件由该传媒报道后，传媒兼具消息来源和报道者的双重角色。但是，消息来源和报道者的分离应该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常态，这种重合是传媒的角色错位。”
　　 　二、传媒偏离“守门人”角色，社会责任尚有缺失
　　
　　大众传媒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为大众提供信息，监视社会环境。为此，它要执行好施拉姆所说的“社会雷达”功能、担负起卢因所说的“守门人’’(把关人)职责。这就需要传媒真实、及时和有效地反映社会信息，对新闻事件予以冷静、客观和理智地报道。传媒不是“消防员”和“执行官”，而是事件发生前的“预警员”和群众不良情绪的“疏导者”，传媒守望的就是人民幸福和社会稳定的责任，这是传媒工作者的职业操守，是传媒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回眸这些年的电视银屏，从《超级女声》到《梦想中国》，以及《加油好男儿》等等，电视娱乐和选秀节目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伴随着一浪更比一浪高的选秀风潮，粉丝从幕后到台前，从个体到群体，从追星到捧星，己经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力量。而前文所述的杨丽娟事件，更是受到大众传媒和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这一事件连同选秀节目中反映出来的粉丝现象、粉丝文化和粉丝经济等都成为学界、业界、市井坊间热烈探讨的话题。在各种关于粉丝的娱乐报道中，又是以崇尚休闲享乐、关注明星隐私、倡导娱乐和消费、使用煽情的言语和图片来吸引大众的眼球。
　　在传统新闻传播理念中，信息和娱乐泾渭分明。而如今，两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这就是20世纪晚期新闻价值改变的另一个表现：新闻被当作娱乐，娱乐被当作了新闻。”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理念的驱动下，我国传媒实务领域出现了所谓“新闻娱乐化”趋向。毋庸置疑，大众传播媒介具有提供娱乐的社会功能，“娱乐休闲”也是很多受众选择接触媒介的重要动因。但如果大众传媒上展现的只有“娱乐”，没有新闻，那这样的大众媒介对社会行为系统具有反功能。“新闻娱乐化”过度会对社会公众产生“麻醉”作用。一些传媒一味迎合受众的需求，把是否能够刺激公众兴趣、吸引公众眼球作为选择新闻信息的唯一标准，并希望能够运用最少的工作成本换取最大的市场占有，从中获得利润。其结果是使得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不值得关注的事情上，而忽视了那些应该受到关注的新闻和群体。而新闻职业道德的要求之一便是：“传媒应该更好地区别花边新闻与重要新闻，去关注那些影响了某一社会群体的生活，或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生活的事件上。”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一书中曾说过“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来说，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埃利奥特也认为只要大众媒介试图对社会产生影响，责任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外部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健全的情况下，传媒人只能用自律和责任感来为 善去恶，而责任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
　　 　三、传媒偏离“�望者”角色，精神追求明显缺位
　　
　　经济效益是大众传媒不可回避的问题焦点。毋庸讳言，经济利益的刺激是传媒发展的动力之一。但是，不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下，传媒都不应该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甚至将之作为唯一的追求。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将社会责任视为传媒业的首要职业信条。普利策在评价媒体的职责时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媒体和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望者。”
　　如今，几乎每个电视频道、纸质媒体和门户网站都开设了常规性的娱乐栏目、娱乐板块和娱乐网页，对娱乐明星感情生活、日常出行、演艺工作、时尚消费等等，事无巨细地进行跟踪报道。大众媒介对娱乐明星塑造的狂热激情和执着精神，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正是这股热情，使娱乐明星对大众生活的影响日益加剧，对粉丝精神世界的控制达到空前的强度。大众媒介极力引导人们对明星生活方式和情感观、价值观进行关注和膜拜，哪怕这些实际上是非主流、非理性甚至非道德的。在大众媒介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所有的媒体都开始对明星个人私生活喋喋不休，对偶像的绯闻津津乐道，捕风捉影，甚至有意地挖掘偶像的陋习恶行以做独家新闻，并无休止、无限度地曝光炒作。这样，明星们的正面消息、工作成就或高尚品行退而成为大众媒介报道非主流的信息，明星们的情感、生活矛盾、负面新闻等成为大众媒介新闻报道的首要任务。也就是说，粉丝追星现象呈现出明显的娱乐化、低俗化甚至恶俗化态势。一些媒体为了赚取商业利润而有意识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和低俗需求，一味媚情或渲染暴力，最大限度地放大和突出文化的非理性、非价值、非逻辑的一面，无视道德规范的制约，以纯粹动物性的感官刺激取代人性的审美情趣和健康的精神享受，使文化传播中的道德性、价值性、终极关怀等内涵不断被削弱，从而使公众在一种丧失自我意识和自我判断的状态下，导致感性能力畸形增强而使理性能力日趋萎缩。在缺少有效机制监督的环境下，我国传媒市场明星绯闻、低俗之风泛滥，虚假新闻层出不穷，煽情主义之风愈演愈烈。新闻记者从以前被视作一份高尚的事业，到现在变成只是挣钱生存的一种途径；从以前的揭露社会丑恶、为人民鼓与呼、铁肩担道义，变成为经济效益而速成新闻甚至不惜造假。更为严重的是，传媒从业者对于社会的理解、对正确与错误的思辨、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理解正在发生悄然的变化。这种传媒自身价值取向的变化通过信息传播影响着受众。
　　总而言之，粉丝现象业已成为当下的一个文化景观。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它己经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了。对于这种文化现象，一味的唾骂和追捧都是有失偏颇的。正视它的存在，掌握它的动态，才能更好地引导它成为社会文化的进步力量。而对于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另类偶像与病态追星事件，社会要引起重视，加强规范。尤其是大众传媒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检点自身的职业道德规范，自觉地肩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为粉丝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和谐融洽的媒介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