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毛诗歌【论阿毛诗歌的女性特质】

　　内容摘要：阿毛凭着自己对诗歌的纯粹之爱，用心和灵魂来体验生活。她对诗歌创作中女性特质的把握随着生活的历练而不断成长，从最初的青涩到坚定的申诉再到冷静而乐观的反思，阿毛诗歌中的女性特质越来越成熟，成为抚慰现代人浮躁灵魂的文学良剂。
　　关键词：阿毛 女性 诗意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进展和消费社会的来临，人们越来越追求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生活，周围充斥着被符号化了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却日益贫瘠，烦躁、焦虑、空虚、迷茫和无力驱逐了宁静、恬淡、充实、坚定和自信，成为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状态。面对这一状况，如何用文字来抚慰人们的灵魂、对抗异化、赋予现实生活以价值，成为文学最重要的使命之一。诗人阿毛在谈到自己对诗的热爱时说：“诗歌是一种教人慢下来的艺术。现代生活节奏太快，生存压力太大，人们急功近利，浮躁不安。我认为与他（她）们不爱诗有关。因为，如果一个人爱诗，那他（她）就会从更深的层面上了解世界，关注生命，体验惊喜和愉悦，苦难与疼痛。而这些关注与体验，是需要在思考的情况下进行的。”[1]阿毛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当代文坛的一面旗帜，她用自己的执著和敏锐告诉我们：生活，需要诗的倾听。
　　阿毛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自己对“诗生活”的追求，她说：“诗歌在我的生活中，就像是我吃的食物、呼吸的空气、喝的水、穿的衣服，我就是那个吃诗歌、呼吸诗歌、喝诗歌、穿诗歌的人……我活着，就是为了更好地写诗；我写诗，就是为了更好地活着。”[2]她还把这一种决绝写成自己的宣言：“她决不喝啤酒，如果身边没有诗人。/饿了，也不吃别的，/只吃诗，吃骨头坚硬的诗。/有时候，还啜几滴珍珠一样珍贵的眼泪。//她这样纯粹而固执地/喂养着自己，/好让她的肉体和灵魂/都长成一个绝对的诗人。”（《原则》）对诗歌的热烈之爱使阿毛把自己的日常生活锻打成一朵充满诗情画意的玫瑰，这种优雅的、纯粹的诗意情怀渗透在阿毛的各种文字中，使她的文字在心和灵魂的触摸中呈现出鲜明的女性特质。
　　从其创作历程来看，阿毛早期的诗歌创作更多地来自于女性的直觉经验，诗集《为水所伤》和《至上的星星》大都以女人和爱情为主题，充满女性温柔美丽的情怀。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和视野的开阔，她开始走出青春少女的个体话语体系，站在社会和哲学的高度来审视女性的生存境遇。这个时期的她开始揭露和批判爱情中的瑕疵与异态，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爱情背叛（《当哥哥有了外遇》）、爱情游戏（《爱情教育诗》）、爱情重压（《独角戏》）、爱情疼痛（《爱情病》）和爱情残缺（《暴雨》）。其中，《当哥哥有了外遇》用不容置疑的道德审判宣告了女性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谴责和对依附地位的唾弃，这首诗曾在诗坛引起过热议，批判者认为这首诗不精炼、没有诗歌应有的音乐性，而且过于道德化；肯定者则从诗歌本身的立场和语言的技巧对之进行称赞。阿毛自称这首诗是一颗“呼啸的子弹”，是用口语的节奏和语调最快速地表达自己的愤怒和谴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哥哥有了外遇》鲜明地标志着阿毛视野和立场的转变。她曾于1997年写过同样题材的《外遇》：我看到暗暗离去的两个人/是一片纸扎的道具/真人在雨中/阳光下你遇到的还是纸人/经不起手指轻轻一点。把两者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外遇》更倾向于一个女性在情感遭遇中的内心感受，而《当哥哥有了外遇》则站到了社会、道德、性别的高度。
　　随后，她又用《女人辞典》《两性之战》《石头的女人》《女儿身》等诗对女性的地位、处境、两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这个时期的阿毛，变得冷静而隐忍，和那些极端的、决绝的女性主义作家相比，现阶段阿毛诗歌中的女性特质多了一份源自现实生活的坦然。评论家荣光启认为，“阿毛的‘女人辞典’里并不只有女性之柔弱与伤痛，她没有将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完全依赖于女性的身体的呈现及对男性、男权的反抗，相反，在她的‘辞典’里，她表现出一种女性写作者少有的‘坦然’与担当”[3]。蔡家园同样指出，“阿毛并没有和有些极端主义女性写作者那样歇斯底里地尖叫、破坏，她只是以一颗独立的女人的心去悉心触摸，用一双洗尽的灰尘的眼眸去观察，始终充盈着美好、怜悯的温情”[4]。和那些极端而决绝的女性主义者相比，阿毛更擅长从日常生活本身寻找爱的真谛，她充分使用了女性天赋的敏感、丰富和细腻，从童年、青年和中年的时光流变中选择生命的厚重（《三阶段》），从农民工、公务员和诗人的春闲中体验生活的乐趣（《春闲》），从买菜、午睡和记事中过滤出现实的满足（《中年》），从白桦树、沙漠、天池、古海水与盐碱地所带来的情感震撼中去发现简单的幸福（《北疆组诗》）。她对世界和宇宙的爱已使她远远超越了年少的忧伤和性别的逼仄，她在《理想矫正现实》里变得圣洁：“孩子啊，倘若你有绝世武功，/我就能让你成为盖世英雄；/倘若你有曼妙身材，/我就能绣出一袭绝版衣装。//孕育英雄或美女，是所有母亲的理想。”在《多么爱》里变得博爱：“白天我写诗，是替不能再爱之人，/还原夜晚的盛宴，/是用骨中之磷，点燃星星和露珠；/晚上我写诗，是用滴血之皮，替不能倒流的时光，/还原青春的天空和大地。/我多么爱啊，所以用尽了剩下的名词，也用尽了这血肉之躯。”在《转过身来》里变得乐观：“春天走了。转过身来/爱，爱夏天，爱它的红颜，/和身体里阵雨般的蝉鸣。……白天走了。转过身来/爱，爱黑夜，爱它的衣衫，/和身体里丝绸般的寂静……”这些文字带领我们超越了女性主义第二阶段的“男/女对抗模式”，转而从女性与男性的和睦共处、女性自身的复杂矛盾性、女性对历史的重构等角度来开拓女性主义的视野。
　　阿毛之所以能超越“小女人”的思维惯性和叙述模式，不能不归功于她的哲学修养。阿毛大学时读的是哲学专业，她自己坦言学哲学的经历深刻影响到她的诗歌创作，使她更看重思想与创作的睿智和独特、更坚持诗歌的哲学性和思想性。诗评家谢冕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阿毛的诗有一种睿智，跳跃的词语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其间充填着深刻的思忖，并把情感和关怀隐藏在冷静思考的背面。”[5]需要指出的是，阿毛诗歌中的哲学思辨并没有停留在空泛的形而上层面，而是和日常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她写《仿特德・贝里根》，是源于亲人、朋友之死所带来的爱和忧伤；她写《2月14日情人节中国之怪状》，是因为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引起的浮躁让她感到混乱；她写《懦夫（妇）的外遇症（史）掠影》，是在发泄对日益普遍的婚外恋现象的不满……在这些“不像诗的诗”所引起的争议背后，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个用心来感悟生活的纯粹女子，她用诗意的眼光去审视现实生活，发现生活的真谛、意义、美好和不堪，然后对之进行哲学反思，将感性提升到理性高度，却又不失掉现实生活的质感。所以，她坚定地宣称，“我对一切充满感激/不再拒绝生命与爱/这些都是最美的初衷/因此我更能歌唱，歌声会使我/一无所有，而一间自己的屋子/让我走在天堂的路上/”（《一间自己的屋子》）。这种坚定，使她“还原成来处的一朵花，／或一只鸟，栖息在时间里。／看不看，她终是要飞翔。／只是我们看不见，／只说她很美。但不知道她比／我们看见的更高更美，／一如带翅的天使与神。／生就的质地与颜色，使她走出／那个比喻的伊甸园很远，很远。／她行走的脚步成为星星，／道路成为柔软的飘带；／而一路的鲜花绽放，为芳香追随／由此成为时间永远的宝贝／”（《女人辞典》）。
　　阿毛的诗歌创作技巧同样和她的女性特质密不可分。女性的敏锐和多变赋予她诗歌语言丰富的生命力，她的诗歌语言是多元化的，她用质朴自然、直抒胸臆的语言来抒写社会现象，又用细腻精致、想象丰富、如梦如幻的语言来描写女性微妙的心理活动。在对各种情绪情感的表述中，她特别擅长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来选择和锤炼“意象”。比如她青睐的“镜子”意象，“不再是外部世界的表面形态，而是抒情主人公的心理图景，诸如稍纵即逝的微妙感受，起伏不定的情绪波澜，兴与神会的偶然妙悟”[6]；她借鉴电影的特写、蒙太奇、光影等表现手法使其笔下的“火车”意象具有了跳跃性的意义内涵；甚至在表现“石头”这一坚硬的意象时，她所指向的也仍然是一种极端的敏感与反抗的沉默。
　　阿毛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不断探索着，她真诚地抒写着生命的本真和纯粹，她睿智而含蓄地表述着自己对于生活和诗的热爱，她的自然、优雅、深刻和乐观，伴随着她作为女性特有的敏锐，共同构建着充满张力的文学世界，引导人们在现代社会的混乱无序中勇敢而坚定地寻找着心灵的慰藉。
　　
　　注释：
　　[1]阿毛.变奏[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290。
　　[2]阿毛.我的诗生活.https://blog.省略/s/blog_49d5974e0100a8x3.html
　　[3]荣光启.“夜半”的女性写作――阿毛诗歌解读[J].诗探索，2008年第1期。
　　[4]蔡家园.作为女性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阿毛[J].https://blog.省略/s/
　　blog_49d5974e0100g6b5.html
　　[5]庞东 李俏云.驻校诗人阿毛对话录音整理.https://blog.省略/s/blog_4
　　9d5974e0100i4fu.html
　　[6]吴思敬.镜中之像.阿毛的诗世界[J].长江文艺，2008年第2期。
　　
　　张贞，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