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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现代性追求与发展困境 现代性的定义

发布时间:2019-03-30 04:31:51 影响了:

  摘要:二十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在科技突飞猛进发展的推动下该地改变了自身的面貌,天主教也在社会发展的推动影响下,梵蒂冈教廷走出了百年的罗马囚徒时期,迎来了现代转向,但天主教的现代发展在科技时代的大背景下,其发展有生机也存在一定的困境。
  关键词:天主教 现代转向 发展困境
  “梵二会议”所试图实现的天主教现代转向,在内忧外困的形势下步履维艰,几十年来的发展所取得思想成果更多是教会宣示性、方向性的框架,同时因保守势力的阻挠而效果无疑大大折扣,教会传统系统稳定的思想体系大厦以千疮百孔,势之已倾,不堪再用。而新兴的体系却在混乱中百废待兴,理论建树不可谓不匮乏,由开放所带来的多元化的声音其价值尚难以甄别,更存在着说服与选择的难度,不是教会更具有现代性教会就将获得新生,而是现代社会是否还需要天主教,需要什么样的天主教,同时天主教又如何在保持其传统精神价值的同时开拓自身现代存在价值、存在空间。
  1.天主教现代转向的现实必要性
  在现代文明中,教会在西方社会仍能存在不是个问题,但如何摆脱日益衰落的趋势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现代社会,科学锤炼着人的理性,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现状与人的生活,而在信仰领域,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天主教的衰落,种类繁多的近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出现,尽管也存在着一些哲学是为维护神学论证服务,但这些哲学流派及其不同时代所掀起的时代思潮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填补了人类的信仰的空间,教会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些,正如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所述,“哲学在西方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巨大影响,不应使我们忘记它在东方对存在的想法所有的影响。实际上,每个民族都有其本土和原生的智慧,这是文化的真正财富,趋向于用纯哲学的方式表述及发展。有一例子可资证明,即有些哲学的基本知识在今天已成为公理,各国及国际的立法,都从其中汲取灵感以建立社会生活的规则。”[1]天主教需要做的是如何科学与哲学中做好自己的定位,并体现出自己的独特性价值。
  天主教世俗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集权体制放松的同时,也极易使人们更加关注现存的体系,使人们更容易抨击其“集权倾向”,这使得人们宗教信仰日以淡薄,对教会的感情日益疏远,从而极易引发宗教危机与信仰危机。世俗化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在使天主教融入现代社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其明显的负面效应,从而使教会左右为难。如西欧各国二战以来信仰天主教、参加教会仪式的人数在不断下降,“1977年法国青年人只有7%的人每星期日进教堂做弥散,48%的人从未进过教堂,而在15—30岁的青年人中有70%的人声称不信仰上帝。因此,法国被一些人称为‘没有了信仰者’的天主教国家……1994年有一份材料指出,德国西部各州近几年来***人数一直在下降,仅天主教徒就有20万人于1992年脱离了教会。” [2]不仅如此,西欧神职人员以及修道的人数也在下降,梵蒂冈与各国天主教会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财政困难,各国也出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信徒脱离天主教而自组信仰服务团体的趋势。这些都与天主教推行世俗化而带来的信仰涣散有关。
  天主教的理性化、世俗化,神学研究的多元化、现代化,使得天主教神学的边界变得模糊、更加富有弹性,但这也使得天主教独特性与个性价值逐渐丧失的危机。普世合一运动在共性上求同的同时伴随着对个性的宽容与认可,现实情况是进展缓慢而更多还是处于一种理念状态,普世大公运动更多展现了一种宽容与和解的姿态与愿望,也较多体现出一种现实参与的热情而缺乏连续的理性建设的动力。因此,天主教积极参与社会现实,借助于应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但天主教与其存在关系与于过去截然不同,相互性与对话所带来的流动使得可能形成的变得易变而脆弱,天主教所试图构建的现实基础有可能不再是理性基础而是理性的一部分,而里面却不再有神学的位置,这无疑是悲哀的,天主教神学思想的构建成了世界精神的一部分,而不再有神学,为现实世界功利性服务的结果却也可能造成信仰本身的淹没。
  还是需要回到天主教与现代性这一话题上来,现代性是使传统天主教产生了存在危机,这一危机带给天主教以体制上和思想上发生了数百年的动荡不安,而在20世纪,天主教因应现代社会产生现代转向的时候,危机似乎并未基础,反而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危机。***在现在社会是什么,又如何存在?对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越是深入的思考或许越会让人对此犹豫彷徨,难以决断。
  2.天主教对自身现代发展的辩护
  对于天主教的存在,或许可以包括历史与现实的实存,实存是一个复合的状态,它有其超越性,也存在着应变的特性,就天主教而言,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存在系统,它有繁纷复杂极其丰富的历史“遗产”,这既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负担,尤其是当现代性横亘在面前的时候。对与现代性的定义,沃格林定义的时期似乎比别人要稍早一些,他认为现代性起因是在“到16世纪末的时候,在智识范围已经可以感受到一种新的变化,它的起因无法追溯到某一单一的事件或思想家;毋宁说,它看上去像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已经能够发生的那些情感与观念上的转变所累积的效果。此外,这种氛围的变化尚未采取一种关于人与世界的新的系统观点的形式;形成系统的形式到十七世纪才发生;更确切的说,它是在特定的中世纪观点的解体中,以及在对新方向探索中表达着自身。但是,这种只是形式的复杂性一定不能阻止我们探索这个氛围变化的问题,因为正是在情感与观念的这种流变的领域中,我们才发现对人在其世界中的新观点——我们必须将此命名为明确的‘现代’观点——的根源”。[3]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改革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因应,而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则是对现代性的发动。现代性解释了现代社会一种存在模式与状态,一种内在结构,正如另外一个定义所描述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 [4]
  教会现实中所采取的更多是为自己价值辩护的立场,那么这就不是在现代社会中有所立足,仍然是在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努力。曾几何时,教会是思想的一切,天主教是科学、真理、信仰,包含一切对历史与现实解说、评价与指向的知识,而今天,天主教又是什么,还是一切都是,还是一切都不是,什么事可以放弃的,什么是不能放弃的?是信德二理吗?那么,信仰又何以存在?神学伦理学对伦理学的超越又在哪里?是匿名基督徒的论述模式吗?那既然这样,一个佛教徒既然也是匿名基督徒,***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现任教宗似乎也觉察到了危机,因此这样说,“还有另一个理由促使我写出这些反省。在《真理的光辉》通谕中,我曾经呼吁大家注意某些天主教道理,在今日环境中,濒临于被歪曲或被否认的危机。我希望藉此新通谕,继续这个省思,并集中注意力于‘真理’的主题,及其与‘信仰’有关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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