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成功”与中国的问题 如果日本侵略中国成功

　　北京3501厂“走向未来”读书小组的青年工人对日本问题颇感兴趣，于是我们组织了一次半咨询、半讨论式的对话。　　张伟（读书小组成员）：最近，我们阅读了《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很受启发，但也有些问题迷惑不解。作者说，日本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关键是所谓民族精神。又说，日本文化源于中国，并有“儒教资本主义”之说。儒教若真有如此神通，中国——儒教的发祥地为什么又落后于日本呢？
　　朱争鸣（社科院博士生）：我觉得我们应首先搞清作者的出发点。他的理论基点是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精神文化背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更根本原因，而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外，由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在西方，便有了所谓“欧洲文化中心论”。后来日本人赶上来了，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研究来研究去，由于日本的社会性质、基本社会规范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同小异，因此文化传统、民族精神方面的差异就很自然地突出出来了。
　　黄悦谄（读书小组成员）：我也觉得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只归结为某些精神的或心理的、情感的因素过于片面。但如果说制度是更根本的原因，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吗？
　　许明（社科院博士生）：我认为日本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外部条件，也有内部因素。如战后特殊的政治环境、美国对它的扶持，以及它所具有的科技和工业水平等。日本参议员宇都宫德马在一篇文章中说：日本如果以每年10亿美元的数额赔偿侵华战争造成的损失，需要50年才能还清。那样两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将与现在大不相同。
　　确实要承认，民族精神在日本的经济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注重人际关系、家族式的企业系统、集体意识等都有浓厚的儒教色彩。正是这些东西，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鼓励工人效忠企业。去年，日元升值，各企业都压缩开支。有些大公司的总裁因公出差，不派专车接送，凡能用手抄写的文件，一概不复印。这样上下团结一致、共度难关的作风确实反映了日本企业精神中充满活力的一面。
　　王逸舟（社科院博士生）：我认为我们的落后不在于制度，而是体制出了毛病。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都已认识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不约而同地作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选择，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些缺陷。从世界发展情况看，社会主义国家大致有四个改革趋势。第一，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第二，从高度集权化向分散化过渡；第三，从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向多元化过渡；第四，从闭关自守向对外开放过渡。这四个趋势，恰好也正是我国改革近10年来的趋势。这些趋势反映了我们正从传统的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至于日本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落后，就是因为日本在我们前面完成了这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在走日本已经走过的路。这条路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整个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马克思讲过，发达国家为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日本在经济发展中利用了他们的民族精神，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同样可以利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高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创造出令人瞩目的奇迹。
　　徐红（读书小组成员）：我们正在破除“铁饭碗”，日本却将终身雇用制视为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同是终身雇用制在日本和中国却表现出不同的功能？
　　于德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回答这个问题有点复杂。首先，日本的终身雇用制人数大大低于我国，有关材料表明，“日本的劳动大军也许只有35％能在大企业和政府部门中享受终身雇用。”终身制在日本是企业或政府对个人的一种特殊待遇，人们自然会倍加珍惜这种待遇，努力工作。而在我国，吃“大锅饭”是天经地义的事，根本不用领任何人的情。第二，终身制对日本人来说也是有选择的。企业可以挑选职工，个人也可以自由选择企业。而在我国，终身雇用是完全被动的，某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分到某工厂，这是由政府部门决定的，企业和个人均无权支配自已的命运。第三，日本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可以互相调剂、交流，使每个人有更多的发挥才能的机会，从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因终身雇用而牺牲的流动需求。而在我国，除少数人外，大多数人都被长久地固定在一个岗位上。
　　栗美霞（读书小组成员）：我们在宣传中虽然强调工人的主人翁感，但实际上工人对“主人”这个概念很冷漠。看来日本企业中的工人倒比我们更“主人”些。怎样才能把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呢？
　　朱争鸣：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恐怕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存在。在日本，企业是靠一些强有力的利益结构凝聚工人的。如松下幸之助意味着全体松下公司职工的“父亲”，他是他们收入增加、生活幸福美满不可缺少的保证。因此，职员们就把自己的利益对象化在松下幸之助的身上，服从他，效忠他。我们国家还没有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大多数厂长、经理还没有权力决定他的属下的收入与幸福，对这样的厂长，工人就不会死心塌地跟他干。
　　什么叫“主人翁”？我的理解就是，我的利益要得到切实的体现。当我在这个厂工作的利益可能大于其他厂工作的利益，并且我愿意将这种状态保持下去的时候，我的“主人翁感”就产生了。我就会千方百计促进这个厂的发展。虽然主人最重要的权利是对企业的管理权，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即使让工人直接参加管理，提建议，出主意，行使监督职能，但只要有一条，利益得不到实现，“主人翁感”也就成了虚的。企业的“主人翁感”最重要的是靠利益去凝结。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的尊重程度将越来越高，人的素质也越来越高，有朝一日，工人将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参与企业生活，体现“主人”身分。
　　不过我们不应忘记，在强调利益实现的同时，也要体谅到国家和企业的困难，尤其是在百废待兴的开创阶段。其实，日本在起步时也是非常困难的，就象电影《野麦岭》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