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黄金十年的关税政策|民国黄金十年

　　进出口关税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税源，也是保护国内工商业的重要财税途径。尤其是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空前频繁和多样化，关税政策更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政策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民国时期，中国曾有过一段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期间，我国的关税政策也进行了多次大幅度调整，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建立了一个较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在当时的各项经济政策中，较为耀眼。
　　关税自主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便开始遭到西方列强的破坏，以至于逐步丧失其自主权。清末，英国人赫德竟然主政中国关税第一职——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可见，近代中国的关税政策，基本都不能由中国人说了算。很多时候，我国的关税税率皆以西方列强对华进出口贸易的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反而把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经济利益拱手相让，成了西方列强的牺牲品。
　　民国时期，从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整整十年的时间，既是中国经济和工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我国关税自主权从初次尝试到全面确立的黄金十年。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得到西方列强尤其是英美两个大国的承认和支持。尤其是美国，因为其本身与中国没有太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再加上其对国民党的认可和同情，故而更是在国际上带头力挺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对华友好政策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便是对中国经济的援助和优惠政策。而在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优惠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便是支持中国制定独立自主的关税税率。
　　单有美国的支持还不够，虽然美国早已是世界头号强国，但当时英国依然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处于带头大哥的地位。而且从历史上看，近代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位列西方诸强的首位，中国想要获得较为完整的关税独立权，必须争取到英国的支持。于是，1929年，国民政府任命英国人梅乐和为中国第四任海关总税务司，全权负责中国的关税改革和新税率的制定。
　　虽然直到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海关机构的领导人依然是外国人，但作为英国人的梅乐和却基本上站在中国政府这一边，宣誓效忠于国民政府，并以中国的关税自主独立为己任。这为之后中国推行有利于国内工商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扫清了很多障碍。
　　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最具侵略性的国家是日本。而且日本作为当时东方唯一的强国，与邻国中国的经济利害关系更具特殊性，所以日本对中国的关税独立策略相当抵制。即便如此，国民政府在美英等传统强国的支持下，还是在1930年，与日本签订了承认中国关税独立的《中日关税协定》。
　　国民政府的新关税政策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平均关税税率为15.3％，2001年入世之后则降为9.8％。这清楚地表明，入市之前，因国内各种产品的价格和技术竞争力远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必须采取保护性的关税，来扶持和保护国内产业。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在经济落后的状态下，不得不施行的关税策略。
　　但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即便有英美大国的支持，也依然不能立马实施保护性的关税政策。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中国的主权独立，还是延续着近代以来的相对不完整性。所以，1928年制定并在1929年实施的关税税率，其保护性还不能太过于明显，以免引起以日本为主的国际反对势力的借机干预和抵制。
　　1929年的新关税政策，是国民政府第一次对进口关税进行调整和修改。当时，制定某种保护性的关税，可以说是政府和民间工商业者共同的目标，但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把棉纺织品、面粉和日用轻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压低在20％以下。这对当时正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民族工商业，当然不能起到保护作用，洋货继续强势，对国产商品形成较大冲击。但就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这也是无奈之举。
　　1929年的进口关税中，只有烟酒和奢侈品的税率达到20％以上，能够起到保护性的作用。但是，这对整体国内工商业来说，意义十分有限，毕竟烟酒和奢侈品产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委实太小。
　　可以说，1929年的新关税，只是一种财政关税，而不是保护性的关税。其实，当时的国内经济发展亟须某种保护性的关税，甚至是带有惩罚性质和抵制国外商品的保护性关税。不过，就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我们的让步，也是当时中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为了换取各列强对中国关税独立自主的支持，至少也是不反对。
　　保护性关税
　　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终于在两年之后使得我国的进出口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31年，当包括日本在内的各路列强基本都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之后，国民政府再次订立新关税制度，各种进口商品的税率便开始大力向保护性之路迈进了。
　　1931年的新关税制，大幅度提高了各种普通进口商品的税率。烟酒的税率提高到50％，丝绸的税率提高到45％，火柴和陶瓷制品则为40％，毛织品和高附加值食品则为35％。此外，麻织品和玻璃等进口商品的关税也大为提高，达到30％。这对于当时的国内工商业发展，无疑是一剂强心剂和一张护身符。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内产业已然被各路先后兴起的列强破坏和冲击得满目疮痍，保护性的关税犹如雪中送炭和一场及时的春雨，给陷入深渊多年的民族工商业带来了曙光和信心。当时的关税还有升有降，对中国还没有能力生产并急需的产品，如工业机械和动力设备，则将进口关税降低为5％～7.5％。对高新技术工业品和生产性商品降低进口关税，这也是保护性关税政策的一个侧面。
　　当然，1931年关税制度的保护性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受到1930年《中日关税协定》的制约，中国的棉纺织业进口关税继续保持一个很低的状态，以保障日本棉纺织产品畅销中国。而棉纺织业是当时中国工商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只有得到关税性的保护，才能有一定的竞争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北，中日敌对关系从此开始明朗化，1930年的《中日关税协定》就此作废，中国借机提高了所有贸易伙伴的棉纺织产品进口关税，到1933年第三次新关税制定之时，中国关税的保护性倾向已经完全确立。
　　此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期间虽然受到日本的强烈抗议，中国的关税税率也曾做过小范围的调整，但保护国内民族工业的保护性关税策略，整体上再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不是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国时期工商业的黄金十年，在保护性关税的大力支持下，应该还能够创造更大的辉煌。可惜，日本使这一黄金十年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