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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 井冈山往事

发布时间:2019-06-16 04:11:28 影响了:

  火  1  播火者欧阳洛首先是一名年轻的农民,他从小生长在江西永新的一个叫田南阳家村的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里。他家有七亩薄田,好歹也算是有田产的家庭,可是他家人口众多,共有九人,七亩薄田自然就不是大产。穷困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一家的命运。
  青年农民欧阳洛出生于1900年。他在乡村度过了20多年的时光。像所有的农民那样,他遵守古老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熟悉田地里的一切活计,也与无数大到牛羊小到昆虫之类的生灵保持天然友好的亲属关系。像所有农民那样,他对乡村谈不上热爱也说不上憎恨。他完全可以像所有农民那样活着,娶亲生子,没日没夜地劳作一生,老了找村庄后面山上的一抔黄土埋掉拉倒。没有人说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对。
  然而欧阳洛同时也是一个读书人。他的父亲是一名教经馆的秀才,欧阳洛10岁开始跟随父亲读书写字。相比村里同龄的人们,欧阳洛自然有了一个不同的文字世界。他除了是农民的后代,还是孔子的门生。文字有了让他对外面的世界张望的勇气和能力。他渴望求索,渴望用自己的学识换得比农民更好一些的生活,渴望走出大山的围困,跟着水流去寻找人生新的可能。读过书的欧阳洛经常在农事间隙发呆。在田野中,山麓下,溪水旁,他孤单的样子让人不解。他在想些什么呢?
  1922年,22岁的欧阳洛上路了。那是8月,天气酷热。走出家门的欧阳洛应该带着一个书箱,里面有他的换洗衣服和一些类似于《稀世贤文》《论语》之类的书籍。那是他的父亲的经馆教材,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考学的工具。也许还会有一些在路上应急的干粮,这里按下不赘。8月的欧阳洛应该穿着短衫。像那时候每一个出门远行的乡村人那样,他的手上也许绑着一条毛巾。太阳暴烈,他不停地用毛巾擦汗。可是汗水不停地爆出来,他的毛巾早已经彻底湿了。他的身体似乎要浸在汗里。他的汗衫已经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汗馊味,可他毫不以为意。梦想中的前程在鼓舞着他,他已经走得很累了依然不肯停下来歇息。这个懵懂无知的乡村青年,对自己的未来心怀期待,对即将抵达的城市多少显得好奇而惶恐。他的将来,是要做一名传道授业的教书先生,还是到衙门里当一名公差?
  经过数日的行走,他来到了江西省会南昌。凭着他父亲教给的文化基础,欧阳洛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了省城名副其实的一名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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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川、滇、黔军阀战争爆发。直皖军阀大战爆发。今天穿黄色军装的军爷占领了城池,明天穿灰色服装的兵哥扬言要血债血还。北洋军阀吴佩孚扬言要武力统一中国——类似的杀气腾腾的声音在中国此起彼伏。整个中国军阀混战,硝烟四起,百姓流离失所。内战不已,列强趁火打劫。日本就山东问题向中国发出通牒。英美等势力国家在中国天津、上海等地盘踞。人祸不已,天灾也来助兴。宁夏海源地区发生8.5级大地震,数十萬人成为死难者。水漫浙江,数萬人无家可归……
  混乱不堪、积贫积弱的中国需要拯救,不断告急的国势呼唤挽狂澜于即倒的英雄。几年前的五四运动余温依在,反帝反封建的声音已经深入民心。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即把反帝反封建作为本党纲领,其结果是迅速得到全中国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马克思主义像个幽灵,开始徘徊在中国大小城市的街头,《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红灯》这些新思想的杂志在各校园之间秘密流传。城市的偏僻角落或郊区地带,大学的隐秘据点,带有明显政治意图的集会在激烈进行。争论从来没有休止,因为很多理论需要厘清,很多事件的真相没有头绪。而门外的路灯下有人形迹可疑,那如果不是闻风而动的特务,就是集会安排的假装若无其事的放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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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口永新方言、就读于南昌省立第一师范的欧阳洛在课堂上显得魂不守舍。讲台上穿长衫的老师满口之乎者也,而讲台下的欧阳洛以课本为掩护在读着刚刚出版的《新青年》。而他的行李箱里从家里带来的《论语》还在,那其实是以《论语》封面作掩护的《共产主义宣言》译本。他开始热衷于参加各种秘密的集会,在会上开始小心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虽然他的永新方言听起来有些口齿不清。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聆听有着“江西三杰”之称的江西青年领袖方志敏、赵醒依、袁玉冰的演讲,用学校的作业本记下他们演讲的精彩部分。他们与他同龄,其中弋阳人方志敏与他同年,都出生于1900年,南丰人赵醒依要大一岁,李大钊的北大弟子袁玉冰最长,生于1899年,却是兴国人氏,与他同是相距不到百里的邻居。他是不是借助与袁玉冰的近乡之谊与这些青年精英接近?方志敏、赵醒侬出版的《青年声》周报,欧阳洛是不是协助刻写过钢板?他们领导的反对江西军阀的斗争中,欧阳洛是不是在白天的街头游行的人群中高呼过口号,在半夜的路口偷偷张贴过标语?
  欧阳洛像被一束奇异的光给攫住了灵魂。他经常感觉到自己全身像炭火一样烫。早年在田间地头的思考似乎都有了答案,他的视野再不是如在故乡永新被群山围困,而是无比坦荡,一望无际。他预感到一个大的时代正在到来,而他必须参与其中,成为推波助澜的一员。1924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找到了自己的父亲。南昌两年的学习时光,他并没有长高,似乎更瘦了些,但他的精神海拔,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两年前显得村相的平头,现在换成了中分式,那似乎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时髦的发式,隐藏着典型的革命者的决绝信号。两年的师范学习,这个永新山旮旯里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已经蜕变成了做梦都喊着救国的愤青,出没于南昌街头的革命派,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完全成了一名新人了。
  1925年6月,欧阳洛走在回乡的路上。名义上他是毕业返乡的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事实上他是一名接受了秘密使命的中共党员。他依然带着当年的行李箱,只是里面早期的《稀世贤文》《论语》早已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新青年》《红灯周刊》《中国青年》杂志。6月的天气已经很热,欧阳洛全身都浸在了汗水里。而他脸上已经不再像两年前初去南昌那样显得惶恐窘迫,而是无比的成熟、刚毅和自信。他知道,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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