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经济人假设 公共政策“经济人”假设的批判

　　“经济人”是公共选择学派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式，这一范式源自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公共选择学派“经济人”假设有助于对政策失灵现象进行现实的描述与分析，但是由于这一学派对人性的狭隘理解，他们无意中却又使公共政策陷入了歧途，认为政策也只不过是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相妥协，所以最终选择的决策也无法对公共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同时，由于人性的不完美和决策只是在有限的信息条件下进行，所以容易导致政策失误。公共选择理论之所以走入了这一误区，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亚当·斯密理论的片面理解以及错误地阐释理性选择，把理性地达到目标的方法简单地归结为讨价还价。与利益计算相比较，民主的决策程序更是理性选择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经济人”；公共政策；公共选择理性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65－05
　　陈冬梅(1964－)，女，井冈山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公共关系学；(江西吉安　343009)；谢金林(1973－)，男，哲学博士，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伦理与古代伦理。(云南昆明　650221)
　　亚当·斯密所创造的“经济人”范式是微观经济学中个体经济行为分析的理论基础。布坎南与塔洛克为了建立一门逻辑一致的政治学，将经济学的这一范畴用于政治学中，形成理性选择理论，对现实政治决策各方的博弈进行了深刻的描绘，并指出政府失灵的根本原因。但是，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经济理性是否就是政治理性?经济学是否就是公共决策的万能科学?如何重建政策的公共理性?对公共政策的“经济人”假设进行批判，也许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逻辑前提。
　　一、从经济算计到政治计算——“经济人”假设的发展轨迹
　　“经济人”的假设与分析最早源于亚当·斯密。他在论及财富生产的动机时说：“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又说：“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在这两段论述中，斯密指出了“经济人”假设的三层含义：首先，自利是人的经济行为的最初动力，是人类参与经济活动的最原始动机，也是社会财富得以产生的原始动因。其次，交换与分工是自利的个人实现自己利益的最有效的手段。就自然状况而言，无论是能力还是资源禀赋的分配都是不平衡的，所以，分工可以创造出比事必躬亲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财富。更好的生活使得我们需要互相帮助，但这种帮助不是出自于恩惠而是出自于自我利益实现的需要。最后，自利的动机自然可以达成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斯密看来，人的动机虽然都是自利，但是只要存在好的制度，市场秩序运行良好，自然的自利行为比有意识的行为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利益的需要。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成功地为分析人的经济行为找到了逻辑起点。但是，“经济人”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还是得力于边际学派的功劳。边际学派的帕累托、瓦尔拉斯发展了“经济人”假设，但奠定微观经济学“经济人”范式的经济学家是阿罗·德布鲁诺，他提出了三个假定：(1)消费者偏好具有完备性、自反性和传递性假设；(2)生产集合和消费集合闭性假设；(3)生产集合和消费集合凸性假设。第一个假定，意味着消费者完全了解自己的偏好，并且是在掌握完全信息的情况下作出行为与选择。第二个假定，意味着选择的范围足够宽，包含了全部可能的生产集合和消费集合，市场所有的供给与需求正好均等，所有人的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社会经济资源也得以最充分的利用。第三个假定，意味着行为主体具有很强的计算能力，能够选择出实现自身最大利益的行为。因此，“经济人”具有寻求最大化的目的，而且在信息是完全而充分的时候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将“经济人”范式从经济学中引入政治分析的“始作俑者”是公共选择理论创始人布坎南与塔洛克。在他们之前，人们总是认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动机是自利，而在政治活动中的动机却是利他，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完全不一样。为了更好地分析政府的失灵，也为了将经济学与政治学联系起来，建立起一贯的逻辑体系的雄心，布坎南对经济学的本质进行了新的解释，他认为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并不是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而是研究交易过程。对经济学研究中心问题的转移为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政治学分析创造了前提性转换。他们又再进一步指出，将人的经济行为动机与政治行为动机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同一个人，其行为动机不可能是矛盾的。事实上，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一样，都是一种交易的行为，其最基本的动机都是获利。他们还指出：“基本上，按照个体主义的国家观，政治的或集体的行动与此非常相同。两个以上的个人会发现，合力完成某些共同的目标，对彼此都有好处。在某种非常实在的意义上，他们为获得共享的产出而交换‘投入’”。这样，他们最终达到了消除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鸿沟的目的，建立了作为交易政治学的公共选择理论，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统一。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野中，政治与经济一样，都是利益的交易，公共决策无非是政治的计算而已。
　　公共选择理论政策范式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理性“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理性行为就是追求最大利益的行为。正如奥而森所说，当一个人的行为“既有效率又有有效果的手段追求其目标”时，他的行为是理性行为。无论是经济活动还是政治活动，功利是人们作出行为选择时的唯一动机。“人们追寻权利、福利，不是来自官员的恩惠，不是来自对公共利益的考虑，而是出自他自利的打算。”普通公民之所以参与公共决策，进行投票，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公共事务关心，而是出自其自利的打算。同样，“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与经济中追求利润的企业家是类似的。为了实现他们的个人目的，他们制定他们相信能获得最多选票的政策，正像企业家生产能获得最多利润的产品一样……”第二，政治决策过程本质是政治交易。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是由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共同组成的，二者的逻辑是一致的，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人们在经济市场的行为来观察与解释人们在政治市场的行为。公共物品是政治市场交易的对象，选民、利益集团是公共物品的需要者，政治家和官员则是公共物品生产者，前者与后者通过讨价还价，最终完成政治市场的交易行为。所以，作为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实质是相互交换的过程，是经由选举、公共政策制定、公共物品供给几个环节表现出来的一种资源配置过程，实质是决策参与各方利益交易过程。第三，备选方案的最终选择取决于该方案与其他方案的成本与支出差额比。哪一个方案最后会成为策略的选择，这取决于这一方案与其他方案相比较的预期收益与成本支付的差额。